史蒂芬·R·凯利（美国）

在过去七个星期里，我一直尝试从昆山这座人口近200万的“小”城市寄出一张明信片。我执教于杜克大学在这里新开设的中国分校。

昆山在上海的西边，坐落于现代化中国的中心。不过，要想找到一张明信片、一枚邮票，给明信片贴上邮票，再找到一个能寄明信片的地方——甚至是让这座光鲜校园里的任何一个人接受邮寄书信这个想法——都是困难的，而这并不只是因为我的中文挺糟糕。

我承认，在手写书信方面，自己是个另类。在互联网和卫星电视都还不存在的年代，我跟随和平队去了一趟非洲，期间学会了如何使用斜体字钢笔来与亲朋好友进行书信往来。这个习惯保持了下来。所以，到杜克大学昆山校区后不久，我就准备找明信片来记录我们的抵达。与映入眼帘的其他任何东西一样，这座校园房屋高耸，崭新而现代。当我在附近找到一家卖杂志和学校用品的小商店时，我以为自己能有所收获。可是在销售的各种纸质品中，连一张明信片都没有。

即使在五層楼高的书店里也见不到明信片的踪影。固体胶水、新近翻译的沃伦·巴菲特的励志书，或者是昆山的地图都有得卖，唯独没有明信片。最后，妻子和我坐上了时速300公里的超现代高速列车，逃离昆山前往上诲。我们总算是行了大运：在我们住的酒店里，一名会说英语的礼宾员有一堆私藏的明信片，是老上海时期的黑白照片。

后来，我们倒也在几处不同的地方找到了其他的明信片。湖畔旅游胜地杭州的中心就有一家很不错的明信片收藏。杭州也是阿里巴巴的总部所在地。这是一家让亚马逊相形见绌的网络巨鳄，代表着中国人对电子时代与日俱增的迷恋。在规模宏大而又超级现代化的杭州车站，等候列车回家的成百上千张面孔埋头沉浸于iPhone或是三星手机屏幕的蓝色冷光中，我们的视线内看不到一支笔。

我的中国学生向我保证，明信片在中国并没有销声匿迹，只是处于逐渐衰退的状态。可以说美国也是如此。我并不是说中国人不再书写了，但是这里手写明信片的相对稀缺，意味着人们在一窝蜂地追求个性化缺失的数字化未来。看着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和交流方式退化成了3乘5英寸的屏幕，精妙的笔画字让位于两个拇指在键盘上的敲击，不免让人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