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尹

[摘 要]在近代中国的海防体系里，炮台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洋务运动期间，一批批逐渐官员走出国门，出洋驻节，访问考察，他们的旅西日记中保存了大量考察西方炮台的记录。经过数十年的考察研究，中国人对西方炮台的认识逐渐深入，洋务运动时期国内的炮台建设总体上有了显著改进。但经过无数国人不断努力才得到改进的中国炮台却并未在日后的战争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只有进行全面深化的大变革，才能改变民族命运，实现国家富强。

[关键词]洋务运动；出洋官员；旅西日记；炮台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6-0089-04

在近代中国的海防体系中，炮台是至关重要的一环。鸦片战争后，尽管清政府对炮台建设有所重视，但其建筑构造、火炮系统等仍十分落后。以当时国内较先进的广东虎门炮台为例，清政府虽然增加了炮台与火炮的数量，安设了能使火炮升降旋转的滑轮脚架，但其构筑仍为长墙高台暴露式，防卫能力较差。沿海其他地方的炮台则更为落后，如大沽海口炮台安设的仍是不能调整射角的旧式火炮，以至于当敌舰趁落潮发动进攻时，炮台所发射的炮弹多为无法命中目标的远弹。并且炮台缺乏足够的岸防部队与水师防护，这也是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战败的军事原因之一[1]。诸多有识之士从战争中汲取了教训，意识到中国海防存在的问题。时任湖广藩司的丁日昌認识颇为深刻，他认为，包括炮台在内的沿海武备落后是导致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自海氛构衅，中国水师不能御敌，是不独师船不及轮船、夹板”，“沿海兵制，亦散而无统”，而且“即沿海炮台，亦呆无所用”，“此其所以不胜也”[2]（p.1）。丁氏进而将其观点拟入海洋水师章程，在他看来，海口炮台相当重要，“与水师轮船相为表里”，但旧炮台“台之式不合其宜，炮之制不得其法，演炮不得其准，守台不得其人”[2]（p.10），所以，应该仿照西方各国，择要修筑新式炮台。与此同时，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展开，逐渐开始有一批批中国官员走出国门，他们出洋游历、驻节外邦、访问考察，并留下了各式各样的笔记、日记、诗文、考察报告等资料。这些资料当中存留了大量考察西方炮台的记录，从中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近代早期国人对西方炮台的考察轨迹。

同治五年（1866年），63岁的海关总税务司官员斌椿奉命率领一个使团随归国休假的赫德赴欧游历。在8个月时间里，斌椿使团游历了英、法、俄、德、瑞典等五国，由此成为首个游历西方的清朝官员，并留下出使记录《乘槎笔记》，及出使诗集《海国胜游草》《天外归帆草》各一卷。斌椿较有文采，他以赋诗形式咏叹了在俄罗斯所参观的炮台，“虎踞龙蟠势，雄都镇朔方；樯帆丛海澨，楼阁灿斜阳；滕薛难争长，齐秦定颉颃；三台车火壮，恃此卫金汤” [3]（p.176）。作为斌椿随员、当时年仅17岁的张德彝记录较为简单：“午后转东行五百九十余里，申初至俄罗斯国海口，名可滦思达大。前后高建白石炮台五座，风篷一片，状如白蛾，皆隐于石墙之内。外有火轮兵船数只，极大” [4]（p.551）。气势雄伟、规模宏大的西方炮台给这批中国官派人员留下了深刻的感性印象。在现有史料中，这或许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炮台最早的直观描述。

同治六年（1867年），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辞职回国，清廷以蒲氏充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赴欧美各国访问。同时，总理衙门又安排总理衙门章京志刚等人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随同出访。炮台似乎是志刚旅西期间的重点考察对象，在其旅西日记《初使泰西记》中，至少三次出现对参观地炮台的记述。

同治八年（1869年）九月参访丹麦，志刚简要分析了丹麦国家的地理位置和炮台在其防卫中的重要性：“丹国以海口为兵食之源，而海口又以炮台为北门之管。缘大西洋各国由之而入，俄、瑞及日尔曼各国由之而出，而丹则收其进出之税。诸国碍之，欲集重资以买其口而免税，丹则留为无穷之利，且资捍卫。若求善价而沽之，以希一时之乐，则国非其国矣”。并进一步描述和评价了所见到的丹麦炮台：“乘小轮船冲风而渡，遥望大、小炮台排列于洪涛巨浪中。抵其地则台高丈许，中甃以石如城□，外实以土，环若女墙。上有望楼，下抛乱石以护台基。墙上炮眼鳞比，设大小炮六十七位。其尤大者，重四万五千斤，能受药三百七十余斤，子重四百斤，全用活车运转。次台，炮五十位。海岸筑营，由营达台，有过海通线信，以便互援。地势、人工，可以抗衡诸国”[5]（p.328）。之后在参访俄罗斯、比利时时，对其炮台同样有较详尽的描述。

同治九年（1870）二月在俄罗斯：

“波罗的海山游公士达克海口，为入披得尔布尔最要门户，如津门之大沽口，故炮台之防设最严。今观其台，就地势为设，施尽人谋，以工制造。自外言之，沿右岸浅潭横绝海中，筑石塘至于深处，为大敌台，通列雉堞，船不能傍岸而进口。若敌由塘外绕过，则有铁台以迎之。铁皮厚五寸，高丈许，下丰上杀，炮眼立椭圆，平列十余。出内藏两万斤瓦郎兜夫钢炮。炮架活轴小轮，进出运转，下有铁路，或推或挽，不知其劳矣。遥设四台，势皆联络。最后石台，尤为坚固雄壮。愈后愈高，便于遥为接应攻击也。海中有洲，即营水师其上。然塘台炮力不及之处，则有铁炮台船四，无事泊于塘内，有事出而策应，海中之活炮台也。大势以石塘炮台为经，以铁船为纬，此其所以守也” [5]（p.343）。

同治九年（1870年）四月初三日在比利时：

“观其台，正一土丘，初无所见。过濠之浮桥入。台心内甃以砖，似穿廊，皆内向。土培其外，而覆其项。故远视之，无所见也。每数步留炮眼，设铁炮。此炮台之外下层也……使者逐处谛观，而揣其用意之所在……卬非勒司周设炮台八以环卫之，大小不等。司炮官姓卢搜尔，称中国沿海若有此炮台，洋人不致甚烦扰之矣”[5]（p.349）。

志刚对西方炮台还有理论记述：

“缘攻用炮船，而守用炮台。故台有石、有土、有铁，而皆不如炮坑之易守难攻也。其制于应守之口岸，择高敞之地，掘坑数处。坑内设悬炮之架，架炮其上。坑沿设活轴，炮架系绳而挽于轴。坑沿对敌来处设远镜，凡敌船闯口，而影照入镜。而坑内又有对镜之镜，镜中见影，即曳绳升炮于坑口，即由镜中照敌船而发。随放绳落炮，敌船中炮，不知从何而来，惟见地上起烟，虽欲还击而无所指。所谓善守者敌不知所攻，此类是也”[5]（p.291）。

当时国内的旧式炮台多临河海而建，且皆为露天式明炮台，防护性较差。志刚在日记中记述的所谓“炮坑”关于“炮坑”理论，张德彝后来也曾有记录：“记：外国炮台，筑法精益求精，使人攻之不易。迩闻一种难攻易守之炮坑，系在应守之处，择高地掘坑，沿坑架炮，设有活轴关键，以便左右旋转，上下挪移。向口设一远镜，敌船闯口，则影入镜，而坑内又有对镜之镜，影射入坑，则移炮对准敌船，即曳关键而击之，是敌船中炮，不知何所由来也。若彼施放开花，则坐受其困，无法御之，想西人不日必有妙法也。今彝思得一法：于此坑二三里外，另掘大洞，支以石铁，中通隧道，苟有开花落入，人可急赴他洞，以免轰伤。盖开花落地不即碎，须滚转数分时始崩裂也。”见《随使英俄记》，第703页。，是指当时西方盛行的隐蔽式掩体性炮台，此式炮台不仅强化了对炮兵的防护，而且可以有效保护大炮不受轰击。可以看出，相较于之前斌、张等人的走马观花，志刚对西方炮台的观察理性了许多，并尽力从中寻求可取之处。他描述到炮台的大小与构造、火炮的数量与重量、火炮运转的灵便程度，以及炮台与岸防船只的呼应等，而这些都是当时中国旧式炮台的不足之处。

此后，陆续到西方的中国官员，大多都有对炮台的记述。刘锡鸿是洋务运动时期著名的反洋务论者，是晚清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思想守旧，反对把“夷狄之道”“施诸中国”。刘锡鸿于光绪二年（1876年）往欧洲，先充驻英副使，后改任中国首任驻德公使，有《英轺私记》记录在欧期间的见闻感受。其驻欧期间也参观过一些炮台：

“喀墩在伦敦东南一百三十里，密德位江环流于此，有炮台焉。初九日往观之。台筑以土，因山为高，炮皆露置不屋。外濠深二丈三尺。穴山以藏兵，支穴以铁板巨柱。山地平不可穴，然为内濠伏焉。濠深仅二尺，虑难蔽身，又以树枝编篓实土，排数层于濠边，夹以木，使濠内兵丁，得所障卫，不致受炮。”[6]（p.185）

他未关注西方炮台的先进之处，反而认为：“此则中国之法，而外洋袭之者也”，不肯正视西方的先进之处印证了其思想之顽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刘锡鸿的旅西日记中，保存了他与洋人因炮台进行思想交锋的记录，这些交锋使这个保守者着实开了一些眼界，对其顽固的保守思想有些许触动。在与洋员马格里讨论炮台时，马格里对他说：“江南诸路，新筑炮台，不堪御外寇。置炮屋下，其烟难散，眯守卒目。台高而薄，不实沙于腹以藏炮子，又易为敌炮所摧。中国筹饷匪易，以此耗散，岂不可惜[6]（P.65）”。刘锡鸿闻此言后沉默许久。他又曾与洋员博郎交谈，“博曰：‘中国海面如此宽长，理宜有以守之。余曰：‘不守海而守岸，何如？博曰：‘炮台守口岸，固不可少。但口岸多，不胜提防，一处有失，则全局扰乱。且人之相攻者，即被岸兵击退，犹可全军以归，无损分毫，以中国无轮船追之故也。相攻不胜亦无损，则人无所恇惧而乐于尝试。中国寇患，何自而消？以中国之大，不能制人，反安坐以听人之制乎？余曰：‘海口有要可握否？博曰：‘无之。北洋、南洋，一望浩淼，随处可进敌军，安能握截？余曰：‘甚是，则虽有轮船，其可济？博曰：‘备船非欲以握守也。平时与各国交驰，海外往来贩运（博之意谓，不筹贩运，则第见洋人载银以出，不见华人载银以入，不数十年中国必尽困匮）。有兵衅，则麋集而战。战胜，则逐击而歼人之师。不胜，则退守口岸，以炮台护之，人亦莫奈其何。北路如盛京、大沽、烟台，南路如上海、宁波、温台、厦门、琼州，皆有岛屿港汊，可以泊舟，与炮台交相为助。敌人虑我复出截其运煤接济之路，即亦不敢深入，是内地可保无恙矣。况轮船之多，既与各国等，则构兵莫卜谁胜，人必潜消窥伺之心，固可不战以相安也。”[6]（p.195）

此时，刘锡鸿方知海防需炮台与舰船交相为助，方知先进炮台、舰船对近代海防的重要性。刘锡鸿反对向西方学习，抱持着“用夏变夷”的心态出使西方，但在欧洲有过一番经历、思想有过一番激荡之后，终于承认原有的观点“未可偏执”。回国之后，刘锡鸿曾专门制作了一个长一尺三寸，高三寸的炮台模型，建议工部、总理衙门仿造推广，并在附单中详细介绍了德国各种炮台的建筑技术和数据资料，这对光绪年间中国炮台的改进多少有些积极意义[7]（p.403）。

郭嵩焘是晚清士大夫阶层中最早主张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之一，可谓洋务同辈中见识、才干皆高人一等的早熟者。云南“马嘉理案”发生后，英国借此要挟中国，要求中国派遣大员亲往英国道歉，清政府最终指派郭嵩焘于光绪二年（1876年）率团赴英“通好谢罪”，并设立驻外使馆。郭嵩焘由此成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后兼首任驻法公使。出任公使期间，他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均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对炮台也予以了许多关注，其旅西日记中便有参观马尔他炮台、奇巴答腊（直布罗陀）炮台、甲敦炮台及三希（圣西尔）炮台等的记录[8]。

自同治五年（1866年）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德彝作为外交官员先后八次出洋游历、驻节西方，且著述颇丰，留下了八部以“述奇”为名的日记体见闻录，共70余卷，两百余万字。随着年龄、阅历等方面的增长，屡次赴欧的张德彝对西方的认识日益深入，对炮台的观察也更加细致，其日记中曾记录英国土木工程专家谈论炮台修筑技术的细节：“有英测地官莫紫达来拜。其人专司测地、建筑炮台桥梁以及挑挖沟渠等事。谈及炮台形式，据云，因山筑台，固坚而不易摧，自山麓斜上至山顶，路皆筑平，则升降可以驰骋，炮皆敞列而不覆以屋，则烟不自蔽；炮兵栖止之屋皆铁板作顶，垛墙厚盈丈，则守者无危，不至有铅丸洞壁之患；穴山洞以储火药，则不至为敌炮所燃；兵房建于山凹，以山为障，则安憩得所，呼应亦灵。此亦不过大略耳。盖因山筑台，又须测量地势之宽狭高低；有必须如是者，有随势更改者，不可执一而定也。”[9]（p.485）

作为晚清中国杰出的技术专家，徐建寅的考察记录显然更为深入和专业。光绪五年（1879年），徐氏在奉命赴欧订购舰船的途中考察了新加坡炮台，详细记录了炮台的各种参数及修筑技术：“新加坡之英国炮台，俱用六十八磅弹之生鐵前膛光炮，共十余尊。另有一百四十磅之田鸡炮四尊。其炮台之制，即以山坡为外斜坡，在半山挖沟为濠，濠内就山为土墙，内再挖低为子墙，以置炮……炮台内住兵一百五十名，内有携眷者十五人”，并注意到炮台防雨防渗的技术手段：“上面涂以柏油，以防雨水渗漏”[10]（p.655）。在德期间，徐氏更是频繁参访各处炮台，光绪六年（1880年）五月十二日，接连观访了福里得里炮台、白隆布格炮台、士叼取炮台等新旧炮台。徐氏注意到德国炮台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因独用铁路条，则有湿气，易生锈，故必用砖石作穹顶，方可经久。砖石之穹顶，恐战时被敌弹震坍，故下仍架密排铁条。则穹顶虽坍，有此铁条承托，不致压下。此铁条每越二、三年，必取下重加油饰，方不生锈。”与中国传统炮台的砖石结构相比，毫无疑问，西方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炮台更为牢固；并且“垒上炮基之后，有铁路，为移炮之用”[10]（pp.708-709）。

出洋官员对西方炮台的考察，时至19世纪八九十年代仍未停止。光绪十六年（1890年），出使欧洲的薛福成对西方炮台建设的考察与思考较以往也比较细致，并与当时国内关于炮台修筑的大讨论形成呼应。在参观了多处炮台之后，他对炮台的不同修筑方式有所论断：“出洋以来，所见各口炮台，不下十余处。迩来营构日精，往往不惜工费，甚至有以铁造台者。然尝考其源流，权其利害，则台式究竟明不如暗，高耸不如低平，铁石不如三合土。”并在日记中收录了当时主持洋务的丁日昌、李鸿章、张之洞等高层官员关于修筑炮台的见解：

“按丁雨生中丞疏云：炮台宜建于地险水曲、敌船必旋转如‘之字而后能驶行之前方，能使彼多受数炮，又可从前面后面为通行之打。若台设于水路径直之地，则敌船瞬息即过，岂能炮炮中其要害？北洋惟大沽口水道最曲，大江自镇江以下惟□山前水势回环，均可建筑炮台。焦山四面受敌，似不如也。造台之法，极内一层需用灰墙，外墙用三合土，厚在二丈以外。高低则视地势之低昂，与水路之中线。护墙必须成交角，而不可称为正角；斜至五分之一，敌炮若来，自可斜拂而过。其炮位及火药仓上，必设太平盖，以御自上而下之炮子；下必设高隔堆，以御横扫之炮子。其最下层之地隧，加筑坚固，四面俱通。沟外之小炮台、大沙堆，亦必迤逦照应；敌用陆兵闯入，尚可侧轰横截。然使专用炮台，而无木桩、水雷、浮坝等物阻于前，则炮台亦断不能得力也”；“合肥李傅相疏云：水师以船为用，以炮台为体。有兵船而无炮台庇护，则兵船之子药煤水一罄，必为敌所夺；有池坞厂栈而无前后炮台，亦必为敌所夺。海口之台须格外坚厚，上置八寸至十二寸口径新式长筒巨炮，下藏子药小库，内包陆兵，外筑斜坡”；“张芗涛制军疏云：西式之台不一，或尖或圆，或盖或露，或作联堡子堡。或陆路当冲作大炮垒，可以启闭往来；或水路当冲作浮炮台，可以迎头击敌。此两式最得力而费太重，骤难仿造。至西人之论炮台甚备，其紧要者约有数端：一、山坳岭曲，隐蔽击敌，不宜孤露。一、台外须作坦坡，不宜壁立。一、扼要处须有数台犄角，不宜聚炮于一台。一、连台多作犬牙形，以便两台炮力相接夹击。一、台后不宜背山，以免敌弹反击。一、台上不宜多人，以免多伤将士。一、台上炮堂不宜宽，以防炸弹堕落。一、台后宜有回击小炮，以防敌袭。一、台旁登岸处，宜作濠堤，伏连响快枪快炮，以防敌人舢板登岸。一、台成后，以炮轰试，坏则更造。”并他还记录了当时刚诞生不久的地阱式炮台。“近年，英厂新出地阱炮一种，坎地为台，藏炮于中，上施铁盖，适与地平，人伏地中。其炮以水机升降，见敌船至，则升炮击之。既可乘敌于不及觉，又使敌有防不胜防之虑；而筑台工费可省倍蓰，是亦出奇制胜之一术也”[11]（p.198）。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经过数十年的不断考察研究，不仅专业人士，连许多处于洋务运动领导层面的大员对西方炮台各方面的认识也已显得相当深入。

洋务运动中后期，中国海防的重心已逐渐从对船、炮质量的关注转移到了近代海军的建设上，但对炮台建设的重视仍然没有停止。尽管国内各地的炮台仍存在很多缺陷，但总体上终究都有了显著改进，这种改进主要體现在炮位选择、炮台布置、修筑材料、火炮配置、兵力部署等各个方面。在这一改进过程中，包括出洋官员在内的国人对西方先进炮台前仆后继地了解、考察与研究功不可没。

洋务运动是一代忧国之士希冀在不触动传统体制的前提下，通过模仿西方器物，以求实现自强与求富目的的一场运动。洋务派认为洋务的根本即是“海防”[日]小野川秀美：《晚清政治思想研究》，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19页。，洋务自强运动正是围绕这一初衷推行的。在朝野热心人士的共同努力下，设置新式西洋炮台等一系列活动渐次展开。同一时期，出洋官员前赴后继考察炮台等西方军器，与国内的洋务运动形成呼应与配合。遗憾的是，经过无数国人不断努力，才得到改进的中国炮台，却并未在日后的战争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早在洋务运动仍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有先见的人们便已有论断，仅靠购买、学习一些西方军事技术并不能使中国自立。“论中国……其不能内修，东西两洋皆敌国也。中国地利尽丰，人力尽足，要须从国政上实力考求，而后地利人才乃能为我用，以收其利益。购买西洋几尊大炮、几枝小枪，修造几处炮台，请问有何益处？近年稍知讲求交接矣，而于百姓身上仍是一切不管，西洋以此知其不能自立。” [8]（p.362） 薛福成也指出，内政、民生、财政、人才等因素更重要，“居今之世而图国是，虽伊吕复出，管葛复生，谓可勿致意于枪之灵、炮之猛、舰之精、台之坚，吾不信也。若夫修内政，厚民生，睿财源，励人才，则又筹此数者之本原也”[11]（p.238）。也就是说，在原有的国家体制上零敲碎打，仅仅依靠模仿西方枪炮舰台，并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并不能改变民族受欺凌的局面。只有对国家进行全面深化的大变革，才能因应时代的大变局。

[参 考 文 献]

[1]施渡桥.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军事原因，晚清军事变革研究[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

[2]张侠，等清末海军史料[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3]斌椿﹒乘槎笔记·诗二种[M].长沙：岳麓书社，1985﹒

[4]张德彝.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5﹒

[5]志刚.初使泰西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5﹒

[6]刘锡鸿.英轺私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6﹒

[7]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8]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4﹒

[9]张德彝.随使英俄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6﹒

[10]徐建寅.欧游杂录[M].长沙：岳麓书社，1985﹒

[11]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讲师，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晓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