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娜　及洋

前言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来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这对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分工既为因也为果，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分工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推动力，而且，生产力的发展又会导致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如此循环反复。当代分工的发展符合三层动力机制，即生产力—分工—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要求两市一省“和中有分，分中有和”。“分”是指在一体化发展中要做好分工，明确功能定位，发挥各自优势；“和”是指在合理的宏观分工布局之下，协同发展，共享由于分工促进的生产率提高带来的硕果。目前京津冀产业结构严重同质化，没有形成科学的分工布局，进程缓慢。未来，在中央今年提出的“四个立足，七点要求”的战略指导下，三省市要抓住重大机遇，积极主动，切实推进京津冀实质性、深层次协作，必将呈现“1+2>3”的效果。

一、关于“四个立足，七點要求”的政策分析

马克思的分工理论认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关于分工的客观规律要分三个阶段，即不分工-分工-更高级的不分工。分工符合否定之否定规律，更高级的不分工是不分工的升华。很多因素导致了我国目前的社会分工格局，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历史的原因。我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都处于以农耕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下，这时所谓的社会分工，是指第一产业的内部产生的那一部分。由近代开始，即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的30年内，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才能够有机会产生、发展。由于历史发展的相较于西方严重的滞后性，我国目前的分工格局不可能有根本上的转变。所以我国的分工格局在未来的较长的一段时期内还将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上。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在目前的发展阶段，重要的是根据我国国情运用马克思的分工理论，将分工细化、扩大化，而不是妄想消灭分工。同样，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也要把分工做好。

“顶层设计的加强、推进产业对接”实质是强化宏观方面的两市一省在功能、产业等方面的分工。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版图正在重构：三省市通过深层次、多领域、全方位的合作，形成科学的产业分工格局。作为首都，北京必须承担起带动京津发展的责任，要注重发挥第三产业的独特优势，与此同时，要增强自身的软实力。另外，由于人口与环境的压力，要制定有效政策，尽快迁出一部分第二产业。天津要强化经济、社会、服务等城市功能，做好高精尖产业的承接、产业链的发展、研究成果的有效转化。为此，需要充分发挥独特的地理优势、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河北具有农业的地域优势，要为京津两地提供生活所必需的农产品，同时要做好承接北京迁出企业的准备。综合来说，要使京津冀三地空间布局、产业分工更加科学，扬长避短，区域协同发展，达到高效长久，互利共赢的结果。

根据马克思分工理论，分工的发展仍然是由剩余价值规律这一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决定的。分工的目的在于获得更高的剩余价值。资本的获得收益的权利是平等的，只有三地区的整体市场环境能让资本取得收益最大化，才能促进资本在京津冀三地区之间的流动，促进协同发展。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市场一体化、城市群一体化、交通一体化要求的落脚点在于降低三省市经济交易成本、流通成本、生产成本，为产业分工的实现扫清障碍，从而推动京津冀分工的发展，最终达到三省市经济上的互利共赢。

北京依靠自身优势，使得地区发展失衡严重。京津冀运输成本以及交流成本都比较高，究其原因，则是京津冀三地功能定位不协调。交通一体化要求建立完善物流体系，改善作为物流节点的港口同质化现象。天津港、唐山港、黄骅港要明确定位，分工合作，以降低交易成本、生产成本的手段加速京津冀分工的发展。以分工促进生产力发展，以生产力提高加快分工，良性循环，方为长久发展之道。

马克思首次明确地区分了社会内部的分工和企业内部的分工。1970年以后，采用企业间协调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和经营活动这种方式的企业数量越来越多，从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企业间网络组织。企业网络分工中存在着“隐形”的长期契约，这来源于企业之间长期合作，不仅关系稳定，而且还在不断的重复像类似的交易。因此，间接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为了达成契约和维持契约的各种谈判、执行等成本。

当代企业内分工和企业间网络分工的主要推动力是资本自身不断追求剩余价值的属性。在当代，企业网络的建立显得尤为重要。“京津冀一体化”提出“建立科学的上下游产业链”的这一要求，符合现在企业发展机制，促进企业间分工与合作，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有利于推动产业内创新。

二、关于“京津冀一体化”的政策启示

上文中提到，“京津冀一体化”带来的是分工的细化、扩大化。那么由分工带来的负面效应随之而来。

第一，当前日趋严重的收入差距过大和两极分化某种程度上是由社会分工所导致的。那么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不断推进，两市一省的分工也将不断的深化。那么，“京津冀一体化”使得三省市经济增长的同时会加剧特别是河北省的贫富差距拉大，不利于社会稳定。

第二，现在存在的社会分工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人类各方面全面发展，成为只能从事专门劳动的“有缺陷的人”。所以在面对一个区域内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时，不能很好的适应，从而产生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因此可以推测，“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在短期内，由于大规模人员转移、企业搬迁、产能压缩，很可能会出现失业率升高的现象，对一部分人民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马克思分工理论以社会发展理论的角度表达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他深刻地揭露出生产力的发展推进进一步分工进而使得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为了追求利益，而“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使人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在马克思看来，人是社会的核心所在。只有将人民放在第一位的社会才是真正的社会，而其它社会形态都将是消亡的结局。这些提示着我们，在“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用各种宏观调控的手段，消除旧式分工给三省市带来的负面影响。

就目前而言，虽然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消灭旧分工，但是旧式分工带来的弊病是不可避免的。究其原因，一是借由生产力推动的分工的发展还不够完全、不够成熟；二由于目前生产力太低，出现了私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等阶段性产物，这些对于旧式分工的存在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京津冀一体化”的过程中，有可能短期内甚至会起到令我们措手不及的反作用，但是着眼长远、面向整体，必将给三地带来长远的发展。

结论

马克思分工理论是“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有力理论支撑，“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也是符合三省市经济、环境、地理实情的，近期产业大挪移、构建交通运输体系等举措表明中央要大力推进“京津冀一体化”，三地各级政府和部门要思考怎样扮演好在此之中的角色，制定计划，明确目标，下达任务，一步一步将计划落到实处。

与此同时，要关注就业率、人民生活质量，时时牢记以人为本，对初期收入差距过大、失业人口增多等负面影响做好预测，采取有效的手段，度过“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的“阵痛期”，最终享受“京津冀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丰硕成果。（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卷.

[3] 孙山.京津冀一体化挑战与出路[J].小康.2014（05）.

[4] 何锋.“京津冀一体化”，谨防老思路走新路[J].城市开发.201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