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芳

摘 要：基于调查，用场域与惯习理论分析大理三月街卖药群体的时空观、饮食、居住、互动、药材经营等。

关键词：三月街；卖药群体；行为解析

大理三月街有着千余年传统的民间传统集市，位置在大理市古城西城门外的一块地方，集市从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左右开始，至月底结束，持续达半月左右，有的药商甚至在此逗留一个月才离开。三月街传统集市上主要经营民间医药产品及牲畜，近年来，集市上的牲畜渐渐退了出去，而民间医药产品依然火爆。2015年5月，笔者对集市上经营传统药材的群体（共517个摊位700余人）进行了统计和访谈，以下主要从场域与惯习的维度，对此群体的文化行为做些分析。

场域与惯习是布迪厄提出的一对用以解释人类文化习性与习性网络空间的概念，这对概念被学界广泛运用。关于场域，从布迪厄多处的表述中可以归纳出，它既指社会关系或文化存在的物理空间，还包括社会关系主体—人的情感网、社会关系网等看不见而又实际存在的抽象空间；惯习特指人的社会文化心理及行为。场域与惯习两者互为表理，有惯习才有了场域，一个地方传统的场域又可以给人传承惯习提供模板或经验。大理三月街药市中的卖药群体就是在场域与惯习的相互作用中延续着千年的药材经营经验的。

一、卖药群体的时空观

三月街是延续了千年的集市。到此来经营药材的人们有的数十年中年年都要来此卖药近一个月，三月街街市成了他们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影像，而这种影像又每年都在真实中重现。一个来自大理喜州姓段的卖药人说：“我每年农历三、四月间都要到这个地方住一个月左右，二月中旬到邓川药王会也去住上几天，而八月十五，又到另一个地方卖上四五天”，“我这一生都在喜州、邓川、三月街和右所几个地方吃吃住住”，一个来自剑川沙溪张姓卖药人说“我每年卖药的线路是沙溪-邓川-三月街，而这些药市都有固定的时间”，还有许多受访者提供他们卖药的线路、停留的时间等信息。从中我们可以勾勒出这个群体的时空观：一年的时间被几个固定的集市点所牵，每年依时间顺序，一遍遍地重复于这些药市或家乡之间。这样的经验已成为他们的人生轨迹，或凝固成了卖药人的生命情结，他们依着这样的模式打发四季、憧憬和实践时间和空间的节律。而这样的生活又是一代一代延续下来的，“我小时候爷爷带我来三月街卖药，我的叔叔也一起来，今年我带来了女儿”，一个来自大理云龙县姓黄的中年卖药人这样向我们报告。“我们卖药人最大的市场就是三月街”、“我除了三月街，不在别的地方住下来卖药”，三月街上的卖药群体就是在这样的轮回中实践着场域和惯习。流动的时间有几个节点就是藥市，而三月街是最重要的节点。时间既是抽象的概念，但又在依日、月的顺序有序地流动，卖药群体心理算着三月街的临近或流走，然后又周而复始，进而形成基于三月街的惯习性时间记忆。

二、卖药群体的饮食与保健惯习

三月街卖药群体在三月街场域中的饮食与保健并非无规律可寻，食物加工、一日的餐数以及适当的保健等都延续着一定的惯习传统。按惯例，大多数卖药人都自带炊具和燃料，自带装水的器皿，自带餐具。他们在自已的帐棚边支起三块石头，或者在两块石头上搭上备好的铸铁炉条并以此为灶，立灶当天，多数人都会在当地烧一柱香和三张钱纸以示告慰当地的“土地神”，平时偶尔也会奠点汤水于地上“谢神”，集市结束时，卖药人还会再次点香化纸“谢神”。一般卖药人在三月街期间一日三餐，也有两餐或四餐的，都自己做。保健方面，卖药人都自我找药调理，很少到附近买药进行处理的，保健路径有药保和食保两条，一般视自己的身体状况而定，由于三月街期间天气比较热和干燥，所以他们喝“红糖青梅汁”、“红糖木瓜水”、“嚼葛根”或“嚼甘草或龙胆草”……，“我们是卖药的，身体自己调理”、“我们是半个医生，小病小灾都自己治”……这是被访卖药人的集体回应。而集市上这样的习惯“由来已久”，“大家都差不多”。

三、卖药群体在三月街场域中的居住惯习

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卖药人在近一个月的集市期间都不住店。而是自己搭帐棚，有一部分帐棚的支架是附近的白族同胞支起的，用的材料是竹蔑和藤子，卖药人只要出几十块钱就能使用一个，有些卖药人自带支架和棚布。帐棚低矮、狭窄，往往只能容两个人住，他们没有床，直接在地上铺上草或树叶，再在其上放毡子或线毯，他们表示“这样睡得很舒服”，“天黑了睡，天亮就起”，“这个季节不会下雨”所以“不用担心会得风湿”。而且“祖祖辈辈都这样”。“我们喜欢在集市期间挤在这样的帐棚里”。除贵重药材外，一般药都放在帐外，“这边住的都是卖药的，没有人会拿走老草药”，卖药人一般都不担心药会被偷。

四、卖药群体间在微场域中的互动

三月街期间，卖药人药加工、买卖、居住、储药、食品加工及进食均在一地，彼此间活动范围很近，而且持续时间很长，所以有广泛的交流机会。他们在买卖间隙总是交流采药或加工药的心得，也讨论药性药理，“有时候也谈论农业或婚丧等方面的事”，由于长期交流，卖药人之间互相邀约，年年聚会，成了好朋友。一个来自永平的卖药人和一个来自剑川的医生介绍说“我们每年都来，而且帐棚连在了一起”，一个藏族卖药人和一个白族卖药人说，“每年三月街，我们总是有拉不完的家常”，“我们用汉语交流，都成了亲戚了”，卖药人之间还互相交换药材，“他给我藏红花，我给他金线吊葫芦”；“他给我几个天麻，我给他一些自己种的黑玛卡”；“他喜欢我的重楼，而我向他讨了一窝铁色石斛”；“他送我一个大山乌龟，我要拿回去栽在窗台上”……当问到他们时，很多人都这样回答。

五、卖药群体药材经营惯习

三月街卖药人每年都要在临时的住所蹲守近一个月左右，其目的就是要卖出手中的药材，他们与买药人讨价还价，有时一天有几宗交易，有时几天都不进一分钱，近年来，很少有人将手中的货全部出手的。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所有卖药人都会很满意，带来的药材几乎都能出手。规模较大的药商们分析原因说“现在网上订单多了，大商人不来了”，“我们摆摊，只是依习惯要这样做”，所以还“坚持每年都来”。规模小的卖药商人情况更加严峻，他们说，以前天天都能卖出去药，现在每天都有人来看来问，要么不买，要么就买几元钱的东西，“一天卖的钱连伙食钱都不够”。但也有的卖药人能抓住顾客的需要心理，专门投人所好，他们经营既可观赏又可入药还可长期存放的鲜品，如山乌龟、石斛、何首乌、酸木瓜、白芨、麦冬苗等等，他们收入不多，但“每天都有进帐”。不管是哪种类型的卖药人，他们大多数都要坚守十天半月，至少“要守大理民族节这一星期”，年纪较大的则认为“进不进钱，都要搞到月底再回家”，问起原因，他们回答说“我们的老古辈子都这样，不能到了我们这破了规矩”。这个“规矩”就是惯习。

总之，大理三月街卖药群体就在实际存在的物理空间和他们的经验记忆空间中年复一年地重复着经营惯习。这样的场域和惯习的结合体就是三月街卖药群体的文化意义之网。这个意义之网，既已客观存在，又在新的时间来临中不断呈现。（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白族民间传统医药文化调查研究”（12XMZ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