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坤

[摘 要]规范是建构主义兴起后国际关系研究的热点，其中，规范传播是规范研究的重要内容。冷战后，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国际安全规范出现了重大变化，主要有：安全内容侧重于人权、人的安全、政治民主等要素，而国家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弱化”倾向。这些变化都对同时期非洲安全规范起到启发作用，通过对人权危机和民主化浪潮的反思，以非盟为代表的非洲组织在借鉴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本地化，体现出非洲不断适应形势变化、解决自身发展问题的需要。

[关键词]安全规范;规范传播;非洲;本地化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3 — 0089 — 02

一直以来，非洲均以其鲜明的非洲特色和独特的“非洲方式”行为准则成为新区域主义的重要代表。而冷战之后，以非盟为代表的非洲区域在安全规范方面出现重大改变，诸如摒弃处理成员国关系的“不干涉内政原则”，而代之以“严重情势下”的“非漠视原则”和“干预权”，形成了冷战后的非洲安全规范（Security Norms），非洲安全规范根植于非洲国家的历史传统、社会文化、地区环境和政治经济条件等 “内源性”因素。在研究非洲安全规范时，既要看到非洲安全规范在非洲地区内的扩散与在区域外的影响力，同样不应忽视国际安全规范在非洲安全规范的形成与进化中所起到的重要影响。

一、规范、安全规范与规范的传播

在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中，建构主义最重视规范研究，而规范研究也因建构主义对其不断深入研究，取得许多重要成果。许多建构主义大师在对规范的研究中对规范进行了定义，如克拉托齐威尔认为，在一个以匮乏为特征的世界中，规范简化了具有不同偏好的行为体的选择，并且为行为体如何完成任务提供了理由和模式;〔1〕玛莎·费丽莫则定义为行为共同体（a community of actors）持有的适当行为的共同预期;〔2〕卡赞斯坦的定义更为具体：规范描述了具有某种身份的行为体适当行为的一种共同预期。在某种情形下，规范就像规则一样定义行为体的身份，从而起到“构成效果（constitutive effects）”， 说明何种行为将会导致其他相关行为体作出身份认同。在其他情形下，规范将会作为一种标准，规定已经确定某种身份的行为体应采取何种适当行为。在这种情况下，规范将起到限制性作用，规定适当行为的标准。规范可以规定身份，也可以限制行为，或两者兼备。〔3〕虽然以上定义措辞有所区别，但仍可总结出规范的内涵。第一，规范是主体间信念或共同信念，代表着对行为的“共同预期”，可使行为体在面对不同选择时“简化”其决策过程。第二，规范与主体的行为密不可分，认可某种规范不仅代表一种信念，而且要使其行为符合规范。

传播的标准定义是指“物体、过程、观念和信息从一个人群或地区转移或传送到另一个人群或地区”。〔4〕国际规范的传播研究是由西方学者主导的，他们往往在一定程度上认同某种道德上的普世价值，而这种规范性的视角则影响他们对研究现象和数据的选择。

二、冷战后国际安全规范的新动向

冷战后国际政治之间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国家间发生战争的几率下降，而一国内因政治派别、宗教矛盾等引发的冲突此起彼伏。其中当属1994年发生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这次惨绝人寰的种族大清洗导致25万人遇难，200多万人流离失所，形成非洲历史上最大一次難民潮。此后，1999年科索沃因塞族和阿族之间长期形成的矛盾引发科索沃危机，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在维护人权、“拯救人道主义灾难”的名义下，对科索沃危机采取了军事干预，由此引发国际社会关于人权和主权、人道主义干涉是否合法等问题的激烈争论，使国际社会对以“保护人权”为目的人道主义干涉行动产生了质疑甚至排斥。但随着“人权”问题的日渐凸显，在联合国秘书长推动下，国际社会开始尝试从理论上解决这个“人权”与“主权”有关谁具有优先性的困局。

（一）国际安全规范“一超多强”格局的产生

后冷战时代，“安全”已经成为了一种国际新“政治”，它影响着国际生存。以冷战为划分界限，国际安全规范在冷战前后呈现了两种格局，从冷战时期的简单均势到冷战后的复杂均势。所谓的简单均势就是指由两个超级大国所维持的国际格局平衡，例如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国。而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国际安全规范进入了由美国为主导，多国势力共存的复杂均势模式，也就是“一超多强”的国际安全形势。这种新格局的出现对国际安全规范的维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 非对称性的国际传统安全规范

国际传统安全讲求以军事武力手段解决外来威胁，从而维护国家主权利益。冷战的结束打破了由美苏构成的对称性国际传统安全规范，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非对称性国际传统安全格局。20世纪90年代，由国家安全争端所引起的四次军事冲突正是国际安全规范局部的非对称性表现，因为这些地区由于美国的介入处于一种从属状态，所以由它们引起的冲突是在从属状态下的一种局部非对称性均势。

（三） 非对称性的国际非传统安全规范

人道主义干预为国家安全规范带来了新的动向，那就是国家利益更加重视个人的利益，只有在人的利益得到维护的前提下，国家利益才更有价值。在二战中法西斯国家对人类犯下滔天罪行的影响下，在1948年国际安全组织就提出了《世界人权宣言》，宣言中对“人的安全”给出了新的关注。只是因为冷战时期各个国家都宣扬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以“国家安全”为重而忽略了对个人安全利益的保护。冷战结束以后，两极均势的打破带来了更多的内部矛盾和地方冲突， 1994年发生在卢旺达的大面积种族屠杀和1999年发生的科索沃危机，造成了每年平均100万人在武装冲突中丧生与流离失所，第三世界问题逐渐凸显，让国际社会无法不关注“人的安全”。所以1994年，联合国在《人类发展报告》中首次引入了“人的安全”概念。

三、非洲国际安全规范的演进

冷战结束后，非洲迎来了新南非的诞生，联合国越来越重视非洲的国际安全规范发展，加强了对非洲的维和行动，为非洲国际安全的演进增添了建设性要素。但是这并没有阻止非洲地区由于种族信仰或利益冲突而引进的各种局部动乱，地方民族主义是引起族群冲突、威胁中央权威的诱因。

20世纪90年代，美苏的对抗在非洲消失，新南非诞生不但结束了长达百年的白人种族隔离制度，也消除了南非地区长时期的武力冲突。由于南非在非洲范围内的强大实力，新南非的建立也促使南非成为非洲和平发展的建设性力量。

进入21世纪，非传统安全因素对非洲国际安全规范的威胁日益凸显。恐怖主义、武器交易与反政府武装的建立时刻挑战着国际安全规范的权威。美国驻肯尼亚的使馆爆炸案、人体炸弹等等恐怖事件接连发生。这些恐怖事件的诱因多是宗教极端主义组织的盛行、对西方国家的极端思潮和族群矛盾造成的，但最主要还是因为物质生活的贫穷和对社会的绝望使很多非洲青年走向极端主义。

四、非洲國际安全规范的借鉴

冷战过后，美国和一些欧洲强国对非洲国家政策的改变不但促进了非洲的经济发展，也让非洲社会借鉴了许多来自欧美的国际安全新规范。

（一） 排除外扰，坚持自主解决冲突

非洲自主和平发展对非洲社会发展是挑战之一，因为正是长期的外部势力干预才导致了非洲社会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发展进程扭曲。所以随着冷战后非洲的自主发展步伐不断加速，抗拒外部干预，特别是武力干预，也是非洲借鉴一些战后欧洲国家安全规范发展模式进行自主发展的一种国家安全新动向。

（二） 和平谈判，解决危机

非盟在冷战后坚持和平谈判来解决政治军事危机的原则。例如在1996年非洲国家领导人签署的《非洲无核区条约》正是这样一项为非洲大陆的无核化和避免世界核威胁而签署的和平条约。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政治军事危机是非洲国家近年来促进国际安全规范演变的又一良策。

（三） 非洲一体化

“一体化”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既有政治、军事层面，也有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是非洲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来最具有规划性的国际安全政策方针。它为非洲国家和地区的种族信仰、经济、文化等多元素的团结和共同发展提供了契机，是推动非洲国家安全建设和规范非洲政治发展步伐的关键。

五、国际安全规范在非洲的“本地化”

早在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就对非洲的刚果冲突进行了维和行动。进入90年代，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加强了非洲的维和行动，意图在于帮助非洲国家预防和解决冲突，维持和平，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将欧美强国的国际安全规范模式根植于非洲社会，实现国际安全规范在非洲的“本地化”。这也是为了避免非洲恐怖组织危及其他国家安全规范的无奈之举。而对于非洲本身来说，由于90年代卢旺达所发生的大面积种族暴乱和屠杀也让非盟痛定思痛，将非洲外部的国际安全规范本地化，与此同时，也加强了防止外部势力干预的国际安全政策，希望以此来避免非洲地区种族冲突的发生。

非盟的非洲一体化策略是国际安全规范在非洲本地化的又一大表现。由于国际社会对非洲发展的支持和非洲国家安全的重视，促成了非洲一体化在非洲的实施和推进。当今社会，全球化的发展增加了国家之间的依赖程度，非洲也并不例外。在一体化进程中，非洲加强了与非洲以外国家的积极合作，在国际安全规范方面逐步做出了改善，学会了自主选择合作对象，自主导向发展进程，自主解决安全问题等等。可以说，国际安全规范在非洲的本地化促进了非洲国家间的团结和自强自立的精神，使得非洲国家在处理一些敏感问题上变得更加理性。

〔参 考 文 献〕

〔1〕Kratochwil， Rules， Norms and Decis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4.

〔2〕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M〕.袁正情，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29.

〔3〕Kazenstein，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5.

〔4〕 Hugill and Dickson， The Transfer and Transformation of Ideas and Material Culture， College Station， TX： Texas A &M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263-264.

〔责任编辑：陈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