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晚明剧作家孟称舜的《娇红记》，除描写了主人公申纯、王娇娘的“同心子”爱情以外，还描写了侍女飞红对爱情的追求，揭示了其进步的爱情观，但这一点却为学界所忽略。她有着自己明确的爱情观：一是敢于冲破门当户对的封建门第观念，二是追求内外兼美的择偶标准。这一爱情观的产生与晚明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冲击着并改变了传统的门第婚恋观，以及晚明心学思想影响下的“真情”文学思潮密切相关。

关键词：《娇红记》 婢女飞红 爱情观 反对门第观念 内外兼美

孟称舜（1599-1684），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晚明崇祯间诸生。孟氏传奇《娇红记》作于崇祯十一年（1638），被誉为中国古典十大悲剧之一。学者们多通过申娇形象切入，研究它的爱情主题、悲剧性、“同心子”爱情观、戏曲史地位，以及对清代戏剧与小说的影响。而对侍女飞红的形象的研究几乎都忽略了其身上所体现的进步爱情观：反对门第观念与追求内外兼美。通过对侍女飞红爱情观的探讨，可以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娇红记》的进步的思想主旨和个性鲜明的飞红形象，恰当地评价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一、侍女飞红的爱情观

《娇红记》除描写申娇“同心子”的爱情外，还独具匠心地描写了侍女飞红对爱情的憧憬和追求。其行为体现出的反对封建门第观念与追求内外兼美的进步爱情观值得肯定和赞颂。

（一）反对门第观念

飞红是一个具有先进爱情观的侍女形象，她渴望爱情，并以实际行动追求爱情，成为她超越同时代侍女群像的一个独特之处。她出身低贱，是一位“伏侍老爷奶奶”[1]（P34）的丫鬟。但她有着才色双全的优长，“俺飞红颇饶姿色，兼通文翰”[1]（P34），表现出对自己才色的自信。不仅如此，她深感青春易逝，大胆地表露对爱情的憧憬和渴望：“二八花容侍女身，随他无事度芳春。也知一种伤情思，秋波暗里去撩人。”[1]（P34）飞红并不因出身卑微而在爱情面前自卑退缩，反而敢于追求官宦出身貌俊才高的申纯。作为侍女的飞红初见申纯便生情愫：“俺看申家哥哥，果然性格聪明，仪容俊雅，休道小姐爱他，便我见了，也自留情。”[1]（P34）申纯借口养病重回舅家后，她更是难掩强烈的相思，径直“到东轩上偷觑他去。”[1]（P138）飞红倾心于申生，并尽力抓住一切机会大胆示爱，这个人物形象所表现出的敢于冲破门第观念的进步爱情观难能可贵。

飞红的这种进步思想，为孟称舜《娇红记》之独创，在之前的小说或戏剧中实难发现。如元代宋梅洞《娇红记》中将飞红描写为轻浮放荡的女子，如“飞红喜谑浪……（申生）虽不与语，亦必求事以与生言……及生再至，红亦与之亲狎”[2]（P570）。可见，飞红对申生只是“谑浪”“亲狎”的玩弄态度，毫无情愫可言。再看王实甫《西厢记》中侍女红娘，她初见张生，为其才貌而惊艳：“据相貌，凭才情，我从来心硬，一见了也留情。”[3]（P24）红娘的春心好似有所萌动，但她并未展开追求。而《娇红记》中的飞红从一开始就置小姐于不顾，与她争夺爱情，她是自己爱情的主宰。

周锡山指出：“一般的戏曲小说都注目于公子、小姐的爱情生活，有的作品也写到市民阶层青年男女的恋爱愿望和经历，像这样用正面、肯定的笔调描写处于奴隶地位的侍女们情欲是少见的，这样再次表明作家的言情主旨。”[4]（P34）飞红的爱情形象突破了前代作品中侍女的普遍形象，酌奇而不失其真，可谓《娇红记》人物塑造的神来之笔。

（二）追求内外兼美

飞红“颇饶姿色，兼通文翰”，在择偶标准上也相当严格，她心目中的标准配偶应是性格、才学、外貌兼美的完美男子。

侍女飞红的言辞并不多，但却有三次夸赞申生的性格和外貌：“俺看申家哥哥，果然性格聪明，仪容俊雅，休道小姐爱他，便我见了，也自留情。”[1]（P34）又，她与申生扑蝶戏耍，花前相会，“俊书生，我为你逗春情”[1]（P163）。又，试探娇娘是否对申生有意时，“姻缘分定，也拣不得许多，眼前倒有个人儿在此，似那申家哥哥呵，他俊样儿，天生绝，和你一般情义惬”[1]（P20）。飞红虽未明说对申生才学的钦羡，但她在饱含情意的“申生”“书生”的称呼中，其意已尽在不言中。其实，这里所谓“性格聪明”，既指外貌上“聪明”的气质，也指内在的才学，外在是内在修养在外貌上的表现。不难理解，在飞红心目中，申纯身上集中了性格、才学、外表等内外之美。

二、飞红爱情观产生之原因

19世纪法国文学批评家丹纳指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5]（P47）车尔尼雪夫斯基亦云：“所有不属于我们这时代并且不属于我们的文化的艺术作品，都一定需要我们置身到创造那些作品的时代和文化里去，否则那些作品在我们看来就将是不可理解的，奇怪的”[6]（P59）。兹从晚明江南地区经济发展以及晚明哲学思想这两个方面作粗浅探讨。

明代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江南资本主义的早期萌芽，百工技师为商品生产带来了活力：“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黟，浙、直次之，闽、粤又次之”[7]（P67）。东南之地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优势，到明代商业更为繁荣，江南一度产生过堪与皇族比肩的巨富。经济的繁荣冲击改变了人们的传统思想观念，包括封建门第婚恋观。“明中叶以后，江南商品经济繁荣发展，使得商人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很多士人也抛弃儒业经商谋利，传统的义利观逐渐被抛弃，士农工商无不言利……在此背景下，传统的门第婚受到了冲击，婚嫁论财风尚的兴起是其典型表现：‘婚姻不论门第，皆从目前富贵。”[8]（P160）晚明诗人谢肇淛《五杂俎》卷十四云：“今世流品，可谓混淆之极。婚嫁之家，惟论财势耳，有起自奴隶，骤得富贵，无不结姻高门，缔眷华宵者。”[9]（P417）。由此可看出，当时的婚恋生活确已突破了门第观念。

“观念的变迁，从来都开始于人们对自身存在状况感受的改变。晚明时期，中国社会观念变迁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人们敏锐地觉察到个性需要得到尊重。”[10]（P23-24）晚明时期，宋儒朱熹提倡的理学，因为过度束缚人的正当情欲而为世人排斥。在继承宋代程灏、陆九渊心学精华的基础上，姚江之学的创始人王守仁在白沙先生“君子一心，万理完具”[11]（P56）路径之上又提出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12]（P990）的心学思想，强调生命活泼的灵明体验。这就在理论上为人欲的解放提供了基础。此后泰州学派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13]（P13）的思想。在王学左派的影响下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叛逆思想的人物，明代“童心”说的提出者李贽要求在为文做事时都保持童心，鲜明地反对男尊女卑。他在《答以女人学道为短见书》中驳斥了男尊女卑的思想：“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短见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14]（P59）此说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为女性获得独立人格意识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论依据。著名剧作家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词中称“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15]（P2）的至情观念。作为临川派的后劲，孟称舜的戏曲创作也充分体现出对于真情的向往与执着追求，被当时的剧作家们所称扬。正如晚明枫社的创设人祁彪佳对《娇红记》做出的评价：“无论说性说情，但到极致，便是第一义谛。”[16]（P19）孟作以情感为主，表现了人的真性情。而作品中的主人公飞红以其对奴才身份对自己正当人性的约束的否定、对改变自己命运的不懈追求、对爱情的强烈追求、对至情的大胆表达和敢爱敢恨的表现为文学史中侍女的形象增添了动人的一笔，成为人性解放历程中的宝贵财富。

注释：

[1]孟称舜：《娇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宋梅洞：《娇红记》，刘真伦，岳珍：《历代笔记小说精华》，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王实甫：《西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4]周锡山：《论孟称舜的娇红记》，戏曲艺术，1987年，第4期。

[5]傅雷译，[法]丹纳：《艺术哲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6]周扬译，[俄]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7]张翰：《松窗梦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8]宋立忠：《<三言>中未婚女性自主择偶行为与晚明江南社会》，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2期。

[9]谢肇淛：《五杂俎》，中华书局，1959年版。

[10]高翔：《新传统的兴起——晚明观念变迁与生活方式》，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5期。

[11]孙通海：《陈献章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

[12]吴光：《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3]王艮：《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4]李贽：《焚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15]汤显祖：《牡丹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16]祁彪佳：《里中尺牍》，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3年版。

（曹仪婕 云南昆明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 650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