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传奇》是张爱玲的第一个中、短篇小说集，其扉页上有这样一句题词：“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钱振纲先生[1]（P239）认为，“从这句题词中可以看出，张爱玲在追求小说题材方面的一种平衡。她既希望能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寻找到传奇以适应一般读者的兴趣，又希望能在传奇性题材中挖掘出具有普遍性的内涵，以启示读者。”通观《传奇》中的篇章，大多写的是温婉感伤的小市民的爱情故事，哪些算是传奇性的题材呢？张又是如何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寻找到传奇的呢？本文试就这两个问题略作探讨。

二、“传奇”的五重含义

一说到“传奇”，人们自然会想到“唐传奇”或“明传奇”。那些传奇主要是故事的希奇罕见，比如《莺莺传》《李娃传》中的艳遇，对于封建社会一般习儒求仕的文人而言，就属于离奇的罕见故事。这是“传奇”的第一重含义。普通读者一般都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张爱玲小说的，把张爱玲的小说当做传奇式的浪漫故事来阅读。然而，她在《自己的文章》中反复强调，她刻意要写的只是凡人，是生老病死和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是人生安稳的一面。既然如此，那作者何以要以“传奇”来命名其小说集，并开宗明义地说要“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显然，这个“传奇”指明在这部小说集里是有传奇式故事的。至于哪些是，哪些不是，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张的题词中又说要“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这个“传奇”按钱振纲先生理解，还应是指传奇故事，否则，就不能“适应一般读者的兴趣”了。普通人而有传奇故事，除了奇幻经历（白日梦之类），则就成了传奇人物，而不是张所说的“普通人”了。因此，我们认为，这个“传奇”所指主要是普通人的传奇经验或“奇异的感觉”。这是“传奇”的第二重含义。这个含义，应该说，在张的作品里所占的成分更多。张在《自己的文章》中的一段陈述可看作是对这一含义的诠释：“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人们“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张在普通人里寻找的“传奇”正是这“一种奇异的感觉”。

至于“传奇”的第三重含义，则是指集子中的作品所传达的是不那么容易彻悟到的启示。张《自己的文章》中的以下段落便是对这重含义的诠释：

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

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

时代如此沉重，从广大的负荷者的苍凉中彻悟到一种启示，是多么的不容易，因而，这“启示”便是作者所传之“奇”。

张说她的作品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大凡对照，总是要善恶美丑分明的，而参差的对照则是罕见的。从文论或小说技巧的角度来说，这或许也是一个传奇。这便是我们所说的“传奇”的第四重含义。然而，张所用“传奇”很可能还有第五重含义，那便是集子以及集子中所收之作品本身在作者所处的时代以及之后是一个传奇。这两重含义可以从《自己的文章》中的以下段落得到证明：

我知道人们急于要求完成，不然就要求刺激来满足自己所好。他们对于仅仅是启示，似乎不耐烦。

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欠分明。但我以为，文学的主题论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

“传奇”的四、五重含义或许是我们的过度解读，但并非毫无根据，而是其作品及其夫子自道所给予的启示。张的接受传播史以及批评史也可以作为我们的解读的一种印证。本文以下将对第一、二、四这三重含义略加申论。

三、“传奇”的故事：写什么（上）

初版《传奇》收入1943-1944年发表的十个中、短篇小说，它们分别是：《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花凋》《年轻的时候》《倾城之恋》《金锁记》《封锁》《琉璃瓦》。1947年出版《传奇增订本》时加收了五个短篇，分别是：《红玫瑰与白玫瑰》《留情》《鸿鸾禧》《桂花蒸·阿小悲秋》《等》，另有前言《有几句话与读者说》和跋语《中国的日夜》。

按照钱振纲[1]（P232-233）的研究，《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是几篇传奇色彩特别浓、情节未免过分传奇而思想性较弱的作品。

《心经》写父女相恋的故事。20岁的许小寒从12岁起就开始与父亲相互暗示、彼此依恋、合力排斥母亲的暧昧关系，甚至当着母亲的面也毫不避讳，准备一生不嫁，与父亲厮守在家里。做父亲的许峰仪也爱女儿，但也因此而十分痛苦，最后斩断情丝，跟和女儿长得十分相似的女儿的同学段绫卿同居了，借此寻找替代和补偿。

《茉莉香片》写一个不幸孩子寻找理想父亲的故事。聂传庆母亲早逝，父亲抽大烟，且和继母一起讨厌他，他内心特别痛苦，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女同学言丹朱的父亲言子夜教授是他生母的旧情人，是被家人拆散后才委屈地嫁给他现在的父亲的，之后整天地伏在卧室角落里一只大藤箱上做着白日梦，或者在言教授的课上胡思乱想：如果他母亲与言子夜结合，他就可能是言子夜的儿子，这样他就有可能做个积极、进取、勇敢的人；是言丹朱侵夺了他理想的父亲和幸福的家庭。于是一时歇斯底里症发作，将丹朱毒打了一顿，差点儿要了她的命。

《第二炉香》写一个小姐不谙房事而伤害了丈夫的故事。大学教授罗杰与新娘愫细举行完婚礼回到了住所，然而愫细被母亲培养得太过纯洁，竟然拒绝过性生活，对丈夫的性行为大惊小怪，视丈夫为畜牲；当晚逃到学校。不明真相的学生、同事以为罗杰是性虐待狂，都以异样的眼光看待他。罗杰承受不了这种精神和感情上的巨大打击，被迫辞职，自杀身亡。

这三个故事确实人间罕见，可谓传奇，而故事中的人都是普通人，作者果然在传奇里面找到了普通人。

钱振纲认为这三个故事思想性较弱，或许是它们没有像其他故事一样反映出张爱玲的主情主义，而主情主义对当时尊礼抑情的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反拨作用，因而具有进步意义。而我们认为，这三个故事并非没有主情思想，只是都是变态的。当然，进步意义是没有的，作者所要给的只是一种启示。若按弗洛伊德理论进行精神分析的话，《心经》写的是少女恋父情结，《茉莉香片》写的是反俄狄浦斯情结，即恨母恋父（仇恨继母依恋理想中的父亲）。正如夏志清所说，这两个故事都折射了张爱玲童年的不幸经历。《第二炉香》写的则是变态的性洁癖，吊诡的是这种变态得到社会同情，而正常人反被社会歧视，以致酿成悲剧，因而故事实际上还写了社会的变态。这样的故事自然会启示读者质问：这些变态的传奇是宿命还是谁之罪过？

除了以上三个故事毫无疑问是传奇性题材，还有哪些作品也是？孟悦[2]在回答什么样的故事才是“奇”的故事时列举《第一炉香》和《倾城之恋》为例。这两个故事写的都是生活在相对传统的环境中的上海女子漂洋过海来到相对繁华的香港，从某个纨绔子弟手里讨取婚姻和爱情的故事。跟上面三个故事相比，这两个故事实在算不上什么传奇，然而，对20世纪30-40年代的普通上海人来说，那样的爱情故事也是不寻常的。看来，题材是否传奇，没有截然界限，只有程度的差别，而且是以读者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阅历为依归的。不管读者如何判断，在作者眼里，《倾城之恋》写的是传奇里的普通人，这可以从小说结尾的叙述中得到证明：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呢。也许就是为了成全她，一个大都市都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来，将蚊香踢到桌子底下去……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物大抵如此。

孟悦[2]在引用这段文字时问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安稳的普通社会，“与子偕老”的日常生活对于动荡的中国现代历史就像一段传奇呢，还是“现代”及现代历史对于中国日常生活是个传奇？问得好！这是理解张爱玲的关键所在：传奇乱世里面普通人的日常幸福只能是寓言式的传奇。置身传奇乱世而寻求/而寻求到安全平稳的爱情岂不是传奇故事吗？果然是“张看”世界，传奇里的传奇，双重的传奇，“奇”中之“奇”！张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原来是在传奇色彩的世界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世界的传奇色彩！张果然是看透了，写透了！

四、“传奇”的意象：写什么（下）

按第二节的分析，“普通人里面的传奇”，指的是普通人在日常经历中的奇异感觉；按照上面一节最后的分析，这奇异的感觉实际上透出了人物所处世界或时代的传奇色彩。

在张爱玲的眼里，这个世界或时代的传奇色彩是怎样的呢？且看《自己的文章》中的表露：

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乏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葱绿配桃红的苍凉，这就是张眼里的世界/时代的色彩。谁能说这不是一种传奇呢？从文学分析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传奇的意象。这些意象在张的作品里俯拾即是。

《茉莉香片》写聂传庆关在屋里，对着床头的屏风想他死去的母亲的一生：“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抑郁的紫缎子的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

《倾城之恋》写流苏在范柳原走后独自搬进香港的一所公寓，前途未卜：“楼上品字式的三间屋，楼下品字式的三间屋，全是堂堂地点着灯，新打了腊的地板，照得雪亮，没有人影儿，一间又一间，呼喊着空虚……。”

《第一炉香》有这样一个段落：薇龙“在人堆里走着，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头上是紫幽幽的蓝天，天尽头是紫幽幽的冬天的海，但是海湾里有这么一个地方，有的是密密层层的人，密密层层的灯，耀眼的货品……然而在这灯与人与货之外，有那凄清的天与海——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

这些人物所想到、看到的意象无不是鲜亮中透着苍凉，充满奇异的色彩，似乎启示着“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而滋长中的新的未来却是令人恐怖的空虚，犹如“Michael Angelo的一个未完工的石像，题名黎明的，只是一个粗糙的人形，面目都不清楚，却正是大气磅礴的，象征一个将要到的新时代。”之所以令人恐怖，是“因为人们还不能挣脱时代的梦魇。”

“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这段《传奇·再版的话》明示了那些意象所折射的时代色彩为何总是苍凉。钱振纲[1]认为，苍凉基调的形成与张爱玲亲情、爱情的残缺以及名门望族背景及其对晚清以来巨大的时代变革的进步性认识不足有关。

张爱玲笔下还有更多关于内室、客厅、公寓、旅馆、街道和菜场等等普通市民百姓的活动空间的意象叙述。孟悦[2]认为这些意象段标志了张爱玲叙述与现实主义的“细节描写”之间的区别，比如，茅盾的写作有精彩的细节，但这些细节没有张爱玲写事物的那种意象功能。意象化叙述的物质和空间形态提供了比“自然”意义上的“现实”更多的东西。

五、“传奇”的视角：怎么写

张爱玲自己说，她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孟悦[2]认为，她用这种手法写出了一个“没有完成”的“现代”给中国日常生活带来的种种参差的形态，以及在这个时代中延续的中国普通社会。钱振纲[1]认为，这是张爱玲的美学追求，也是其作品耐看的原因。

毫无疑问，张所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而更令人惊异的是，张在进行参差对照的叙写中所采用的奇特的视角。孟悦[2]从1946年上海中国图书公司出版的《传奇》增订本的封面设计以及卷首张爱玲的几句评语中发掘出了这种视角。

《传奇》增订本的封面设计是张爱玲请友人炎樱作的。借用了晚清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在窗栏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相称的女人，没有面目，只有形廓，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探着半身，非常好奇地往里窥视。张爱玲解释说：“如果这里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

那个现代女人的形廓让我们不禁联想到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所提到过的米开朗基罗的一个未完工的石像，只是一个粗糙的人形，面目都不清楚，却是大气磅礴的，象征一个将要到来的时代。而这样一幅封面图景所寓意的正是两个时代的对视，两种经验领域的交锋。从晚清家常仕女的眼光看，像鬼魂出现一般突兀的现代人形象无疑属于奇异的范畴。而从这不可描摹的现代人的眼光看去，仕女图里的“家常的一幕”似乎也是某种罕见的奇景，使人不由得“好奇地孜孜窥视”。张爱玲的描述激活了一个画面内的对于奇幻世界的双重判断和双重期冀，从而在“室内”与“栏外”，“家常一幕”与“鬼魂”，“传统”与“现代”之间创造了双重奇观。

而在《传奇》增订本所收的作品中，一个人称暧昧的叙述者经常游移于不同视域之间、在双重奇观的对照中转换视角，从而使叙述在不同疆界内外进退有余，并使得对照的奇观呈现出参差的样态。

且以《沉香屑·第一炉香》为例。在故事的开端，葛薇龙，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子，站在（香港华贵住宅区）半山里一座大住宅的走廊上，向花园里远远望过去。这一望，传奇叙述者的眼光融汇到薇龙的眼光里，望出了一个殖民地风味的奇景，“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掺糅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然而却盖了一层仿古碧色琉璃瓦的白色流线型住宅，美国南部早期风格的石柱，立体化的南式布置，加上一两件中国摆设，斑竹小屏风和鼻烟壶及象牙佛像什么的，是由中国人眼中的西方豪华加“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色彩”共同构成的“奇幻”。随着薇龙一转身，这眼光忽又倒过来回视她本人，借助一种镜像式的“反打”：“薇龙在玻璃门里瞥见她自己的影子——她自身也是殖民地所特有的东西色彩的一部分。……她穿着蓝竹布衫，长齐膝盖，下面是窄窄的裤脚管，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把女学生打扮得像赛金花模样，那也是香港当局取悦欧美游客的种种设施之一。”

孟悦[2]指出，传奇叙述者常常就这样，不经更动人称，在几句描述之间，句号出现之前，已经离开人物游走了若干视域，展示了若干奇想的层次。张爱玲的传奇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游走性的叙述角度。

六、结语

先锋派作家主张小说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张爱玲则立足于她所熟悉的生活，既写出了“人家爱听的”传奇乱世里普通人的传奇故事，也写出了“人家要说的”普通人在传奇世界里的日常经历，更是“以一奉十”以奇异的视角写出了普通人经历中的奇异的意象，折射出世界或时代的传奇色彩，从而成就了她自身的“传奇”。

注释：

[1]钱振纲：《清末民国小说史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孟悦：《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今天，1992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成秀萍.欲望中的沉浮和挣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映射[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2]余逊涛.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弗洛伊德主义[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5）.

[3]张文娟.五四文学中的好问题叙事研究——以同期女性思潮和史实为参照[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

（张明林 河南省镇平县聋哑学校 474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