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传华　张冬静　Yeh+Hsueh　Xiangen+Hu

摘要：从中国和美国中部地区选取小学儿童236人，采用状态社会创造性开放问卷和教师领导方式结构式问卷考察了儿童状态社会创造性的文化差异及其与教师领导方式的关系。结果表明：（1）总体上，美国儿童在社会性问题解决中表现出较强的流畅性和变通性等创造性思维品质，但中国儿童表现出较强的适当性、有效性和冒险性等社会适应和人格状态；（2）状态社会创造性总体上存在着国别与年级之间的交互作用。美国的四年级儿童状态社会创造性得分显著高于五年级儿童；（3）教师领导方式的各个维度均不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中美儿童的状态社会创造性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关键词：状态社会创造性，跨文化研究，儿童。

分类号 B844

1问题的提出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创造性的跨文化研究日益深入，人们采用了不同的研究工具对中国与外国儿童青少年的创造性思维特点进行了比较，得到了不尽共同的结论。叶仁敏、洪德厚和托兰斯（1988）运用《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对中小学生进行的研究发现，尽管中国和美国的儿童青少年的创造性思维发展趋势是类似的，都呈现先上升再下降，随后再次上升的特点，但美国儿童青少年思维的流畅性、独创性、精致性相对较高。施建农等人（施建农，徐凡，周林等，1999）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儿童对实际技术问题的理解能力较高，而在实用的创造性思维方面却弱于德国儿童。此外，还有研究发现（陈丽，张荣干，唐庆意等，2003），美国青少年对自身创造动机和意志品质的评价也明显高于中国青少年，

人们还对具体领域的创造性包括科学创造性和艺术创造性进行了一些跨文化研究。胡卫平等人（胡卫平，Adey，申继亮，林崇德，2004）运用自编的《青少年科学创造力测验》比较了中英青少年科学创造力的发展特点，发现英国青少年的科学创造力尤其是发散思维能力高于中国的同龄人，而中国青少年的问题解决能力却高于英国青少年。对中、日、德、英等国青少年的跨文化研究（林崇德，2009）进一步表明，中国青少年的问题提出和解决能力较高，而产品改进能力、科学想象力、产品设计的新颖性却明显低于外国青少年：各国青少年的创造性人格各有优势，也有相似之处，均表现出好奇心和冒险性的人格特点。在艺术创造性方面，衣新发等（2010）在中德之间进行了有关的跨文化研究，发现与人种之间的差异相比，艺术创造性的文化差异更为突出，

由于文化代表了一种可以影响人们心理活动的宏观氛围，中外创造性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西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差异。欧美国家所代表的个人主义文化更强调个人的价值，强调个人的独特性、自由和权利，鼓励个体的创新和独特性。与此不同，以中国为代表的集体主义文化更关注群体的价值，强调群体的和谐，注重个体对社会的义务和责任。显然，价值观的差异与创造性的差异密切相关。

文化影响着人们对创造性的理解，促成了不同的创造观和表达方式（Niu&Kaufman，2013）。研究发现，中国人心目中的创造性多与个体的社会贡献相关，他们通常认为政治家比艺术家更具有创造性。类似地，关于创造性和创造性人才观念的文化差异也存在于大学生中（岳晓东，2001；Yue&Rudowicz，2002）。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国内外教师关于创造性的观念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中国教师更看重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而不是创造性人格，而德国教师更看重学生的创造性人格。教师的创造观对学生创造性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申继亮，赵景欣，2007）。

综观以往有关的研究，关于创造性的中外跨文化研究主要是针对一般的创造性思维和人格、科学和艺术领域的创造性展开的，而对于社会领域的创造性——社会创造性却关注甚少（谷传华，2009）。社会创造性包括历史上重大的社会创造性与现实生活中人际交往水平的社会创造性（Mouchiroud&Bernoussi，2008）。它是在日常的社会交往和社会活动领域表现出来的创造性，是人们以新颖、独特、适当而有效的方式提出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品质（谷传华，2011）。人们在宗教、政治领域中取得的创造性就是典型的社会创造性（Mouchiroud&Lubart，2002）。从性质上看，它可以分为特质性的社会创造性（特质社会创造性）与状态性的社会创造性（状态社会创造性），前者是人们一贯的、稳定的创造性特质，包括稳定的创造性性格和气质特征、认知风格、创造能力等；后者是人们在特定的问题情境中或解决特定的任务时在较短时间内表现出来的创造性状态，具有波动性（谷传华等，2013）。相对于科学和艺术创造性，社会创造性更为普遍，与人们社会生活的关系也更为密切。既然如此，那么儿童的社会创造性是否存在文化差异？这有待于开展社会创造性的跨文化研究，更好地揭示文化价值观对儿童社会创造性的影响，有效地培养儿童的社会创造性。

毋庸置疑，在影响创造性的多种因素中，学校环境对学龄期儿童的创造性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通过改善教师的教育和教学方式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创造性（Nickerson，1999）。其中，教师领导方式的影响更为深刻，无论是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还是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它都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儿童的人际关系和创造性。教师领导方式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待学生的态度和方式（Yildirim，Acar，Bull，&Sevinc，2008）。研究表明，教师的领导方式影响着师生互动的方式以及学生的反应，在民主型教师的领导下，学生的学习兴趣浓厚，乐于合作，相互鼓励，喜欢探索和创造，他们会促成良好的班风，鼓励和启发学生的创造性，为学生提供探索和发现的机会，帮助学生适应挫折或失败；相反，那种具有强制性的教师领导方式容易导致学生的焦虑，不利于创造性问题提出能力的发展（Crop-lev，1997；张文新，谷传华，2005；韩琴，2008）。

在社会创造性领域也是如此。谷传华等人（2009）对小学儿童社会创造性倾向与教师领导方式的关系进行的研究发现，放任的领导方式可负向预测儿童的特质社会创造性，民主的领导方式可正向预测儿童的特质社会创造性。但是，教师领导方式的影响是否存在文化差异？或者说与文化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而且，状态社会创造性与教师领导方式的关系是否与特质社会创造性有所不同？

鉴于此，本研究拟以中国和美国的学龄儿童为研究对象，探讨中西文化背景下儿童的状态社会创造性的差异，同时，以教师领导方式作为一种重要的环境因素，探讨它对儿童社会创造性的影响及其文化差异，从而为社会创造性的培养提供参考。

2研究方法

2.1跨文化研究设计的等价性

在研究过程中，确保了文化之间比较的等价性（equivalence），即在取样、测量内容和工具以及研究过程等方面保持了文化间的一致性。

（1）样本等价性：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和美国四五年级的学龄期儿童。中国的儿童来自湖北省襄阳市的公立小学，而美国的儿童来自美国田纳西州的两所小学。样本所处的年龄水平和地区在全国的相对水平基本上是对等的。

（2）评价内容和工具的等价性：本研究主要考察儿童在特定问题情境中表现出来的社会创造性倾向，即状态性的社会创造性或社会创造性状态。在施测前，中国研究者与国外同行进行多次讨论。在此过程中，中文版的问题及其指导语首先翻译成英文，然后由精通中文和英文的专业人员进行回译（back translation），以确保中文版的问题与英文版的问题在意义上完全一致。经过中美两国小学儿童的预测。确定最后使用的问题。美国儿童采用英文版做答，中国儿童采用中文版做答。

另一方面，两种文化背景下的操作过程也保持了一致，按照相同的程序收集数据。此外，本研究方案还通过了美国孟菲斯大学IRB（InstitutionalReview Board）的审查，进一步说明了本研究工具的合理性及其对儿童的适用性。

2.2取样

以班级为单位，分别从中国和美国中部地区的普通小学中选取四、五年级儿童为研究对象，其中，中国儿童136人，美国儿童100人：男生与女生的人数分别为100人和136人，性别比例为1：1.36；四年级114人，五年级122人。

2.3研究工具

2.3.1儿童状态社会创造性的评价

如前所述，状态社会创造性是人们在特定的问题情境中或解决特定的任务时在较短时间内表现出来的创造性状态。它包括个体在面对和解决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特定的认知能力、人格状态和社会适应倾向等，受情境因素和个体情绪、动机状态的影响较大，因而具有波动性。在本研究中，采用Mouchiroud和Lubart（2002）编制的访谈问题，考察小学儿童的状态社会创造性。其中，包括个体与多个同伴的交往、与一个好朋友的交往和亲子交往三种典型的生活情境：“在课间休息时间，你看见两个孩子在玩一个有趣的游戏，你想和他们一起玩。所以，你走过去，问：‘我能和你们一起玩吗？，但是，他们说，‘不能。”“有一天晚上，你在家里，发现有一个你非常想看的电视节目。你问爸爸或妈妈（或者你家里别的监护人）能不能让你看这个节目，他们说：‘不行，天太晚了，你必须去睡觉。”“一天，你和一个好朋友在一起，他（或她）想玩一个游戏，但是你想玩另一个游戏。”它们在性质上又分别属于发起社会交往、解决矛盾与维持社会交往，每个情境都要求儿童回答面对该情境会怎么办，并尽可能多地写出与众不同的问题解决方法，

在研究过程中，根据中美儿童的实际生活特点，在表述方式上进行了适当的修订。为了研究的方便，将三个问题情境以开放式问卷的方式呈现给儿童，要求他们写出尽可能多的、与众不同的问题解决办法。在明确问题情境的意义和要求之后，要求儿童当场完成所有问题的回答。将访谈录音资料转写为文字，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整理出小学儿童在解决亲子和同伴交往问题时所采用的社会问题解决策略的种类和类型，制定统一的儿童状态社会创造性评分手册。

按照编码手册，每个儿童的每一个回答都从独创性、流畅性、变通性、适当性、有效性、好奇性、挑战性和冒险性八个方面进行高、中、低三级平分，分别计为3分、2分和1分。其中，流畅性是指儿童产生的问题解决办法的数量：变通性为儿童问题解决办法或策略的类别，每一类得1分：独创性是指问题解决方案与众不同的程度，根据问题解决策略的出现频率进行计算，策略出现频率在3%或以上者计1分，1%到 3%计2分，低于l%计3分。其余各维度均按高、中、低进行三级评分。在本研究中，适当性是指问题解决策略得到人们认可的程度或适切程度；有效性是指某一策略能够实际地解决问题的程度；好奇性是指被试对问题或新事物的喜欢或开放程度，挑战性指被试解决问题时不怕困难和复杂的程度，冒险性是指被试勇于解决问题而不怕消极后果或评价的程度。

由两名经过培训的心理学研究生根据状态社会创造性评分手册分别从独创性、适当性、有效性、流畅性、变通性、好奇性、挑战性和冒险性八个指标对每位儿童在每个问题上的回答进行独立评分，最后求得每个指标的均值并在年级内进行标准化。并据此计算状态社会创造性的总分。本研究中，评分者一致性信度系数在0.716-0.952之间，均在可接受水平。

2.3.2教师领导方式问卷

采用谷传华、张海霞、周宗奎（2009）在有关研究的基础上编制的教师领导方式问卷考察教师对班级的领导方式。该问卷实际上是一个书面的结构式访谈提纲。它包括强硬专断、仁慈专断、放任和民主4个维度或类型，共18个问题。要求负责班级管理工作的教师根据自己在班级管理中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选择。以各类型或维度所包含的问题得分的平均值作为评定教师领导方式情况的指标。在本研究中，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α）为0，826。

2.4研究程序

对学生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匿名施测，由主试首先向学生讲明指导语，待其完全理解要求后开始作答。保持统一的进度和施测时间，采取由主试读题的方式进行。在学生作答时由教师当场回答关于教师领导方式的问题。所有主试均在施测前接受培训，按统一指导语进行。所有问卷一次完成，施测时间约为20分钟。

2.5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

采用SPSS19.0进行数据管理和统计，主要采用描述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3结果与分析

3.1中美儿童状态社会创造性的描述统计

首先考察状态社会创造性总分的人口学发展特点，结果如表1所示。

3.2中美儿童状态社会创造性的差异

为了查明儿童状态社会创造性的文化差异，分别对中美两国儿童在发起交往、解决矛盾和维持交往三种情境中的社会创造性得分进行比较，结果如表2所示。

显然，面对上述三种问题情境，中美两国儿童在状态社会创造性的不同侧面的表现有所不同。在发起交往情境中，美国儿童解决社会性问题的流畅性、变通性显著高于中国儿童，但是独创性、适当性、有效性和好奇性显著低于中国儿童；在解决矛盾情境中，美国儿童的流畅性、变通性和适当性较高，而中国儿童的独创性和冒险性较高；在维持交往情境中，美国儿童的流畅性、变通性较高，而中国儿童的有效性和冒险性较高。不难看出，总体上美国儿童表现出较强的流畅性和变通性等创造性思维品质，但中国儿童显示了较强的适当性、有效性和冒险性等社会适应性品质和人格状态。

3.3儿童状态社会创造性与教师领导方式的关系

为了探讨教师领导方式这一学校环境的作用，以儿童的状态社会创造性为因变量，教师领导方式以及国别、性别和年级等人口学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分层回归分析，其中分类变量首先转化为虚拟变量。以国家、性别和年级等为第一层变量，以教师领导方式为第二层变量（Enter）。结果显示，在增加第二层变量之后，自变量的预测作用显著提高（R²_change=0.051，F（4，228）_change=3.113，p<0.05），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在控制人口学变量的前提下，教师领导方式的各个维度未能进入回归方程。另一方面，以国别与年级为自变量、状态社会创造性为因变量的方差分析表明，国别与年级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作用，F（1，232）=13.283，p<0.001，进一步分析表明，美国的四年级儿童状态社会创造性得分显著高于五年级儿童（t=2.808，df=98，p

4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中美儿童在特定情境中表现出来的状态社会创造性的差异有所不同，但总体上看。美国儿童的问题解决过程显示了较强的流畅性和变通性等创造性思维能力，而中国儿童的问题解决策略则展示了较强的适当性、有效性和冒险性等社会适应倾向和人格状态。这意味着，美国儿童在解决社会性问题时，倾向于想出更多、更灵活的方法或策略，但却较少考虑到外部的社会评价：相反，中国儿童在解决问题时更看重策略的适当性或是否受到社会的认可，是否有效地消除冲突，而且，他们也更愿意提出一些冒险性的新想法。

毋庸置疑，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分别是个人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的代表。集体主义价值观重视人际关系，强调个人对集体的遵从，注重遵守社会规范和社会标准（林崇德等，2009）。这可能是中国儿童提出的问题解决策略更具有适当性的原因。他们更希望自己的问题解决方法能得到社会的认可，符合特定的社会规范，这样的策略或方法才能缓和人际紧张，更有效地解决问题。同时，本研究在呈现问题时明确要求儿童“尽可能地提出与众不同的问题解决办法”，中国儿童显然也更希望迎合这条“规范”的要求，因而提出的问题解决策略更新颖而与众不同，而与众不同的策略也可能触犯人际关系的“禁忌”，从而具有冒险性。适当性、有效性与冒险性看起来是矛盾的。其实是统一的，它们都可能是由“规范导向”的思维方式所促成的。

林崇德等人（林崇德，2009；申继亮，赵景欣，2007）进行的跨文化研究表明，与西方的教育相比，中国的教育更强调外部奖赏对培养学生创造性的作用。在这种教育观念的影响下，儿童通常更注意让自己的行为符合既定的社会标准和成人的要求，使自身解决问题的策略尽量得到社会的认同，并尽量出类拔萃，这可能是中国儿童表现出较高的适当性和独特性的重要原因，

相反，个体主义价值观是美国文化的内核。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人们更强调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更注重个人的需要和感受，而不喜欢社会和他人对个人的思维和行动施加过多的限制。因而，在解决社会性问题时，儿童倾向于从多个角度提出尽可能多的、指向问题本身而不是社会标准的解决办法，从而表现出较高的流畅性和变通性。换言之，美国儿童更可能是一种“问题导向”的思维方式。Peng（1999）研究了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发现在面临社会冲突时中国人更喜欢辩证性的解决方式，更容易采纳辩证性的论断，而美国人更容易采纳逻辑性的判断；面对两种对立的观点，美国人喜欢对这些观点进行分化，而中国人则适中地接受两种观点。合乎逻辑的、分化的思维方式可能提高了美国儿童解决问题时的流畅性和变通性，使他们更容易想出多种符合逻辑的解决办法。

另一方面，分层回归分析表明，教师领导方式的各个维度对儿童的社会创造性均不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这与有关儿童特质社会创造性的研究结果不同。谷传华、张海霞、周宗奎（2009）发现，教师的放任可负向预测儿童的特质社会创造性，而教师的民主可正向预测儿童的特质社会创造性。这很可能是因为状态社会创造性主要反映了儿童在解决特定的社会性问题时（在较短时间内）的创造性状态，具有情境性和不稳定性，受个体情绪、动机等暂时性因素的影响较大，因而未能明显地反映出教师领导方式的影响，而特质社会创造性作为一种稳定的创造性特质，更容易受到这种稳定的教师领导方式的影响。

此外，美国四年级儿童的状态社会创造性得分显著高于五年级儿童。这与Torrance（1962）发现的“四年级低谷”现象有所不同。事实上，

“四年级低谷”现象反映了四年级的创造性得分相对于相邻年级的下降，而本研究结果更可能反映了状态社会创造性在四、五年级的持续下降。与四年级相比，儿童进入五年级以后，来自群体认同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增大，他们很可能因过分趋同于同伴群体的标准而削弱了自身的创造性思维倾向和人格状态，进而使他们的状态社会创造性出现持续的下降。此外，由于本研究主要考察了儿童在解决常见的人际关系问题时表现出来的社会创造性，它更容易受到群体压力的影响。这也可能是儿童社会创造性出现下降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中美儿童的状态社会创造性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或明显的差异。这一方面反映了儿童创造性发展的普遍的年龄特征，另一方面折射了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这种差异进一步诠释了文化对创造性发展的深刻影响。

就研究方法而言，本研究从创造性思维（独创性、流畅性、变通性）、创造性的人格状态（好奇性、挑战性、冒险性）和问题解决策略的社会适宜性（适当性、有效性）三个方面，综合地评价了儿童在面对特定任务时表现出来的状态社会创造性，避免了只从发散思维能力评价创造性的局限性，更符合创造性的实际情况。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种跨文化研究。本研究的取样范围不够宽泛，样本主要来自中国和美国的中部地区，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论的普遍代表性。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大取样的范围和规模，广泛地考察中西文化背景下儿童创造性发展的相似性和差异，深入揭示文化对创造性的影响及其与教师领导方式等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

5结论

（1）总体上，美国儿童表现出较强的流畅性和变通性等创造性思维品质，但中国儿童显示了较强的适当性、有效性和冒险性等社会适应和人格状态。在发起交往情境中，美国儿童解决社会性问题的流畅性、变通性显著高于中国儿童，但是独创性、适当性、有效性和好奇性显著低于中国儿童；在解决矛盾情境中，美国儿童的流畅性、变通性和适当性较高，而中国儿童的独创性和冒险性较高；在维持交往情境中，美国儿童的流畅性、变通性较高，而中国儿童的有效性和冒险性较高。（2）状态社会创造性总体上存在着国别与年级之间的交互作用，美国的四年级儿童状态社会创造性得分显著高于五年级儿童。（3）教师领导方式的各个维度均不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