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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亲职压力与儿童对立违抗行为的关系:一项交叉滞后分析

2015-10-12蔺秀云黎燕斌张玉麟何杰方晓义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5年2期
关键词:儿童

蔺秀云 黎燕斌 张玉麟 何杰 方晓义

摘要:采用亲职压力量表和对立违抗行为表现评估表调查了来自北京、山东和云南三地14所小学有ODD(op-D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行为表现的301名儿童及其父母。通过为期两年的追踪研究,采用交叉滞后分析探讨了父母亲职压力与儿童的ODD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在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数据中,父母亲职压力和儿童的ODD行为表现均存在显著正相关;(2)第一年和第二年的父母亲职压力得分显著正相关,同样,两年的儿童0DD行为表现得分也显著正相关;(3)交叉滞后分析发现,对于有ODD行为表现的男孩来说,其父母第一年的亲职压力能预测他们第二年的ODD行为表现,但对于有ODD行为表现的女孩来说,其父母第一年的亲职压力并不能预测她们第二年的0DD行为表现;而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第一年的ODD行为表现都不能预测第二年的父母亲职压力。研究结果揭示出男孩父母的亲职压力可预测男孩的ODD行为表现,而不论是男孩或女孩的ODD行为表现都不能预测其父母亲职压力,说明父母亲职压力可能是男孩ODD行为表现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儿童,亲职压力,ODD行为表现,交叉滞后分析。

分类号 B849

1引言

儿童对立违抗障碍(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ODD)是一组以对权威人物(authority figures)的抗拒、违抗、敌对等行为为特征的障碍(DSM-IV,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00),是破坏性行为障碍(disruptive behavior disorder,DBD)的一种,其表现包括情绪失去控制、与成人争吵、易激惹、公然违抗他人等情绪和行为两方面(Hamilton&Armando,2008)。其中,不服从权威和对抗是ODD的两大主要行为表现(Kledzik,Thorne,Prasad,Hayes,&Hines,2012)。对立违抗障碍在儿童青少年中患病率较高:国外调查发现儿童青少年的ODD患病率为2%-16%(Gomez,Hafetz,&Gomez,2013;Lodber,Burke,Lahey,Winters,&Zera,2000);国内调查发现7-15岁儿童青少年的ODD患病率为8%(孙凌,苏林雁,刘永忠,2001)。一般认为ODD在男孩中更为常见,患病率高,但也有研究者指出女孩倾向于更隐蔽的攻击行为,例如相比身体攻击,她们更可能使用语言攻击(Angold&Costello,1996;Steiner&Rems-ing,2007)。对立违抗障碍儿童多起病于学龄前期,且常常共患其他障碍,例如: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品行障碍(conduct disorder,CD)、焦虑(anxiety)和心境障碍(mood disorders,MD)等等(Lodher etal.,2000:陈雷音,2011)。0DD行为不会随时间变化而明显改善,障碍可能会一直持续到青春期。表现为纪律问题,并在成年期后转化为成瘾人格或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等精神症状(Van Goozen&Fairchild,2006)。

ODD儿童的以上特点使得他们在社会功能方面受到严重损害。由于ODD儿童情绪和行为常常失控,他们易与他人发生冲突,与正常儿童相比社交技能明显不足,导致师生关系、同伴关系以及亲子关系恶化(Hamilton&Armando,2008;Merrell,Merz,Johnson,&Ring,1992;李文琳等,2014)。在学校中,相比正常儿童,ODD儿童的学业表现更差(Kledziket a1.,2012);相比同样学业表现差的学习障碍学生,们的学校适应性更差(Skou-1os&Trvon,2007)。也有研究表明老师并不希望自己的班上有这样的学生(TreDer,Morse,&Fer-ron,2000)。而上述功能方面的损害,尤其是关系功能方面的损害,使得ODD儿童在家庭中和父母之间冲突频发,带来亲子关系的恶化,家庭氛围紧张,家庭整体功能不良(Hamilton&Armando,2008;Merrell,Merz,Johnson,&Ring,1992;李文琳等,2014;蔺秀云等,2013)。

以往研究表明,问题行为儿童的父母会感知到更高的亲职压力。亲职压力指的是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感到养育负担超过了他们的应对能力时的压力感(Abidin,1992;Abidin,1995)。有研究指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的母亲比正常儿童的母亲体验着更大的亲职压力(Yousefia,Far,&Abdolahi-an,2011)。最近的研究发现,领养家庭中有着外化行为问题的孩子的养父母体验着更大的亲职压力(Vanschoonlandt,VanDeffaeillie,VanHolen,De-Maeyer,&Robberechts,2013)。此外,癫痫儿童母亲的亲职压力(Soltanifar,eta1.,2013),以及尿床儿童父母的亲职压力(De Bmyne,eta1.,2009),尤其尿床儿童母亲的亲职压力,比正常儿童的父母要更高。前人研究也发现了ODD与父母亲职压力之间的高相关,由于ODD儿童的情绪、行为特点及其社会功能受损,在ODD儿童的家庭中,其父母体验着更高的亲职压力(Van Der Oord,Prins,Oosterlaan,&Emmelkamp,2006;Kazdin&Whitley,2003)。

而亲职压力也会对儿童问题行为有所影响。有研究者发现,亲职压力与父母评价的儿童问题行为水平之间有着显著的高相关(De Bruyne,eta1.,2009)。父母亲职压力越大。越倾向于报告儿童的问题行为(Crnic,Gaze,&Hoffman,2005)。父母亲职压力一方面会影响儿童的焦虑、抑郁和紧张等内化问题(Anthony,et a1.,2005;Crnic,Gaze,&Hoffman,2005;Kwon,2007),以及多动、攻击、对抗等外化行为问题(Anthony,et a1.,2005;Kwon,2007;Osborne&Reed,2009;Yeo&Teo,2013)。另一方面,父母亲职压力越高,越少采用适宜的养育行为,发生虐待儿童的风险越高(Curenton,MeWey,&Bolen,2009;E1-Kamarv,eta1.,2004),导致儿童内化问题和外化问题行为的风险也越高(Anthony,et a1.,2005;Crnie et a1.,2005;Kwon,2007;Osborne&Reed,2009;Yeo&Teo,2013)。近来有研究提出除了来自家庭整体水平(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氛围)和个体水平(如父母的精神健康状况、文化水平、心理控制源和儿童的气质、其他行为和行为问题等)的因素与儿童的ODD行为表现有关系外,互动水平的因素(如包括教养方式、夫妻关系)也会直接影响到儿童的ODD行为表现,而其中父母亲职压力是一个典型的互动水平因素(蔺秀云等,2013)。

此前已有学者提出,儿童问题行为与父母亲职压力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动态双向作用(Johnston&Mash,2001)。从家庭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父母的高压力转移到了孩子那里,而孩子通过问题行为的方式将压力表现出来(Davies&Cummings,1998;Fraire&Ollendick,2013;蔺秀云等,2014)。从另一角度来讲,在家庭之中,父母的高压力造成了消极紧张的家庭氛围,并且高压力下的父母也更少采用适宜的教养方式,由此激发了更多的儿童问题行为,而儿童问题行为又进一步加重了父母压力,最终形成了父母压力与儿童问题行为之间的动态双向作用(Nichols,Sehwartz,&林丹华,2005;刘亚鹏,张光珍,梁宗保,邓慧华,陆祖宏,2011)。

父母亲职压力水平的高低除了与上述儿童问题行为有关系外,与父母、孩子的人口社会学变量也有关系。不同性别的父母亲职压力可能不同:有研究发现母亲的亲职压力显著高于父亲(刘莉,2012),但也有研究并没有发现母亲和父亲亲职压力上的差异(Putniek,2008)。不同性别的孩子,其父母亲职压力也可能不同:相比女孩的母亲,男孩的母亲有着更大的亲职压力(Kwon,2007;刘莉,2012),这样的差异可能是由于男孩相比女孩“天生”更具有冒险性和攻击性(Van Goozen,Cohen-Kettenis,Gooren,Friida,&Van De Poll,1995),从而表现出更多难于教养的行为。且中国文化背景下家庭对男孩期望更高,男孩有一些问题行为表现的话,家长感到压力会更大(Tang,1998;刘莉,2012)。不同年龄孩子的父母亲职压力也有所不同,但在婴儿期和童年期总体具有相对稳定性(Crnieet a1.,2005;刘亚鹏等,2011)。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探索了父母亲职压力与儿童问题行为的关系:亲职压力会受到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亲职压力也会对儿童问题行为有所影响。但亲职压力和儿童ODD之间是否存在着动态双向作用(Johnston&Mash,2001),目前缺乏追踪数据考察这种长期的作用效果。另一方面,父母亲职压力与儿童问题行为是否会受到不同性别父母、不同性别儿童的影响,这种不同性别的影响是否会体现在这种动态双向的作用中也不得而知。所以本研究针对ODD儿童这种本身对立违抗的儿童,通过两年追踪数据的交叉滞后分析探讨儿童的父母亲职压力与ODD行为表现的动态双向关系,以及这种动态双向关系是否受到性别儿童的影响。具体到这种动态双向的关系,探究第一年的儿童ODD行为表现是否可以预测第二年的父母亲职压力,和第一年的父母亲职压力是否可以预测第二年的儿童ODD行为表现:此外,本研究将进一步探究父母亲职压力与儿童ODD行为表现之间的动态双向关系在不同性别ODD行为表现儿童上是否不同。本研究假设:(1)第一年的父母亲职压力与儿童ODD行为表现显著正相关,第二年的父母亲职压力与儿童ODD行为表现也显著正相关;(2)第一年的父母亲职压力能显著正向预测第二年的父母亲职压力,同样第一年的儿童ODD行为表现也能显著正向预测第二年的儿童ODD行为表现;(3)第一年的父母亲职压力能显著正向预测第二年的ODD行为表现,同样,第一年的ODD行为表现也能显著正向预测第二年的父母亲职压力:(4)与女孩相比,男孩的各项预测都要比女孩的预测力更强。

2研究方法

2.1被试

本研究取样来自北京市、山东省、云南省三个地区共14所小学的总计7966名儿童。为了选取具有ODD行为表现的儿童,首先由班主任依据ODD评估表提名班里具有ODD行为表现的儿童,共提名412名:然后,由2名临床心理学家、学校心理健康老师与班主任老师一起,一一核查ODD行为表现并确认符合条件的被试,从提名的412名儿童中最终评估出有ODD行为表现的儿童380名;接着,根据确认的有ODD行为表现的儿童,给儿童和父母发放知情同意书,以获得儿童和父母同意参加研究,共有360名儿童和他们的父母同意参加;最后,对同意参加研究的儿童及其父母分别进行测查,发放儿童问卷、父母问卷和教师评价儿童问卷各360份,最终有329名有ODD行为表现的儿童和他们的父母完成了问卷。在第二年的追踪中,共追踪到了301名的儿童和他们的父母。追踪到的儿童与流失的儿童在性别和ODD行为表现上均不存在显著差,独立样本£检验结果分别为:t(325)=-1.51,p>0.05;t(327)=0.82,p>0.05;在年龄上两组存在着显著差异,追踪到的儿童M=9.49,SD=1.60,流失的儿童M=10.19,SD=1.55,t(315)=2.17,p<0.05,但两组的儿童年龄皆在最可能患ODD的年龄段内。因此,以这301名具有ODD行为表现的儿童及其父母为本研究被试。

在这301名儿童和及其父母中,共210名男孩,89名女孩,另有2名未填写性别,儿童第一年平均年龄为9.57岁(SD=1.58);共84名父亲,194名母亲填写了问卷,另有23名未填写性别,父亲第一年平均年龄为38.60岁(SD=5.27),母亲第一年平均年龄为36.72岁(SD=4.23)。

2.2测量工具

2.2.1对立违抗障碍儿童症状筛查表

根据DSM-IV(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4th ed.,Text Revision)关于对立违抗障碍的诊断标准(APA,2000),用以评估儿童是否有ODD行为表现,由班主任、临床心理学家和学校心理健康老师共同完成。评估表共8个项目,如“经常主动对抗或拒绝听从成人的要求或规则”、“经常故意惹恼他人”,以1=“是”、0=“否”计分,符合条目中1条及1条以上即为对立违抗障碍行为表现儿童,即ODD行为表现儿童。

2.2.2父母亲职压力

由亲职压力量表(parenting stress index,PSI)测量(Abidin,1990;Abidin,1995),该量表由父母填写完成。共36题,分为3个维度:养育愁苦(parenting distress)

(共12道题)、亲子互动失调(parent-child dysfunctional interaction)

(共12道题)和儿童困难特质(difficult child)

(共12道题)。亲职压力得分为3个分维度分数相加,得分越高,亲职压力越大。本研究中分维度养育愁苦、亲子互动失调和儿童困难特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α值为分别是0.84,0.87,0.89,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α值为0.93。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对84名父亲和194名母亲的第一年和第二年的父母亲职压力评分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均没有显著的差异:第一年t(276)=0.714,第二年t(276)=-0.708,所以后续分析中将父亲和母亲的父母亲职压力评分合在一起统计。

2.2.3对立违抗障碍儿童症状评估表(父母评估表)

同教师填写的对立违抗障碍症状表一样,由父母一方填写对立违抗障碍儿童症状(根据DSM-IV关于对立违抗障碍的诊断标准,共8个项目,以“是”、“否”计分)。由于DSM-IV提出ODD行为表现在家庭环境中行为表现大致稳定,但在学校环境中与家庭中的表现并不一致(APA,1994),而本研究也更为关注家庭方面的因素,因而以父母评价的ODD行为表现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变量。得分越高,说明儿童的ODD行为表现越多。

同样,对84名父亲和194名母亲的第一年和第二年对立违抗障碍儿童行为表现评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也均没有显著的差异:第一年t(276)=-0.151,第二年t(276)=-0.070,所以后续分析中将父亲和母亲的对立违抗障碍症状评分合在一起统计。

2.3施测程序

对于第一年的被试,在确定被试要涵盖中国的北部、中部和南部之后,再采用方便取样的方式联系北京、山东和云南各学校的心理健康教师,获得学校心理健康老师同意参加后。之后由心理健康教师向各班的班主任发送研究邀请函和知情同意书。在获得班主任同意参加后,进行之后的研究。在各合作学校,首先,对儿童ODD行为表现的评定由学校心理健康教师、2名临床心理学家研究人员和同意参加的各班班主任一起完成,选出各班有ODD行为表现的儿童(排除有智力障碍的儿童)。然后,由各班的班主任与筛选出的儿童和其父母联系,向父母发送研究邀请函和知情同意书(包括父母参加研究的知情同意书和同意儿童参加研究的知情同意书)。最后,对同意参加研究的儿童及父母发放问卷进行施测。教师评估儿童问卷由班主任在其办公室完成(在学校心理健康教师和2名临床心理学家研究人员的指导下)。父母问卷由各班主任交给父母,父母在家里完成(要求一名父母完成问卷;父母可以保留问卷一星期以充分完成问卷)。问卷完成后,向被试发放礼品以示感谢。对于第二年的被试,在施测的一年后,再次联系第一年的被试参与第二年的追踪研究,要求由第一年完成问卷的父亲或者母亲再次完成问卷。

2.4数据分析

使用SPSS22.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和统计分析。数据分析之前,利用Harman单因素方法(Aulakh&Gencturk,2000)检验问卷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对第一年所有由父母填写的父母亲职压力和儿童ODD行为表现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所有项目析出的第一个因子只解释了方差的29.74%,小于40%的临界标准。对第二年所有由父母填写的父母亲职压力和儿童ODD行为表现项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所有项目析出的第一个因子只解释了方差的31.06%,小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之后,对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首先,对儿童和父母的人口社会学变量和研究的父母亲职压力和父母评价ODD行为表现这两个变量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和差异性分析(t检验);接着,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分析两个变量的相关性:最后,使用回归分析和交叉滞后分析的方法对两个变量之间的准因果关系进行了探究分析。

3结果分析

3.1父母亲职压力与儿童ODD行为表现的两年追=踪比较

对ODD行为表现儿童的父母亲职压力、ODD行为表现第一年与第二年的得分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在父母亲职压力上,第一年得分为94.87(20.25),第二年得分为91.13(20.94)。两年相比有显著差异,t(300)=3.55,p<0.000:在ODD行为表现上,第一年得分为2.32(2.44),第二年得分为1,83(2,18),两年相比有显著差异,t(300)=3.99,p<0.000。与第一年相比,亲职压力和儿童ODD行为表现在第二年的得分下降显著。

由于不同性别儿童可能对亲职压力有所影响,不同性别儿童的ODD行为表现评价得分可能有所不同,所以对不同性别儿童的父母亲职压力和ODD行为表现也进行两年比较,做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表1显示,在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数据中,男女生在父母亲职压力上均没有显著差异,而在ODD行为表现上。两年均是男孩显著高于女孩。后续将儿童性别转化成虚拟变量纳入分层回归中进行控制。表1还显示,与第一年相比,男孩第二年的父母亲职压力和他们的ODD行为表现均有显著的下降,分别是t(209)=3.49,p<0.001,t(209)=3.54,p<0.001:而女孩第二年的父母亲职压力和他们的行为表现均没有显著下降,t(88)=1.02,p>0.05,t(88)=1.74,p>0.05。

3.2父母亲职压力与儿童ODD行为表现的相关分析

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ODD行为表现儿童两年中父母亲职压力、ODD行为表现的相关情况。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上可以看出,第一年亲职压力与第二年亲职压力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1(p<0.001),第一年父母评价ODD行为表现得分和第二年父母评价ODD行为表现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7(p<0.001)。第一年的亲职压力与ODD行为表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9(p<0.001),第二年的亲职压力与ODD行为表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5(p<0.001)。对第一年与第二年亲职压力之间的相关系数和第一年与第二年父母评价ODD行为表现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以及第一年与第二年的亲职压力与ODD行为表现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Z分数转化检验是否有差异。检验结果表明相关系数之间并无显著差异(前者的Z=0.75,p=0.45;后者的Z=0.72,p=0.47),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稳定性,保证了交叉滞后分析的前提为一致性(synchronic-ity)和稳定性(stationarity)

(Kenny,1975)。其中一致性一般可由在前后两个时间点分别对两个变量进行同时测量得到支持,而稳定性则由影响变量的因素的强度和方向不随时间变化这一点来支持(即第一年与第二年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相近),并不要求变量具有不变性(stability),因而可以对本研究的数据进一步进行交叉滞后分析。

3.3父母亲职压力与儿童ODD行为表现的交叉滞后分析

根据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的结果,采用线性回归进行交叉滞后分析。

首先,考察第一年父母亲职压力对第二年儿童ODD行为表现的预测。先将儿童性别作为第一层变量引入回归方程,以控制其影响;然后将第一年的儿童ODD行为表现引入回归方程,控制ODD行为表现稳定性的影响:接下来再将第一年的父母亲职压力引入回归方程:最后,将各自变量间的交互作用依次引入回归方程。结果表明,仅儿童性别和第一年父母亲职压力的交互作用项可以显著预测第二年的ODD行为表现(β=-0.634,p<0.05)。其他主效应和调节效应均未达到显著。

然后,考察第一年儿童的ODD行为表现对第二年的父母亲职压力的预测。同样,先将儿童性别作为第一层变量引入回归方程,以控制其影响;然后将第一年的父母亲职压力引入回归方程,控制父母亲职压力稳定性的影响:接下来再将第一年的儿童ODD行为表现引入回归方程:最后。将各自变量间的交互作用依次引入回归方程。结果表明,第一年父母亲职压力可以显著预测第二年父母亲职压力(β=0.649,p<0.001),儿童性别可以预测显著第二年父母亲职压力(β=0.535,p<0.05)。其他主效应和调节效应均未达到显著。

从以上结果来看,交互作用表明性别在亲职压力和儿童ODD行为表现的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参考前人的做法(Aiken&West,1991;刘俊升,2012)。将男孩、女孩分开进行分析。先控制第一年ODD行为表现,再以第一年父母亲职压力为自变量,以第二年儿童ODD行为表现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对于男孩,第一年儿童ODD行为表现可以显著预测第二年儿童ODD行为表现(β=0.416,p<0.001),第一年父母亲职压力可以显著预测第二年儿童ODD行为表现(B=0,199,p<0.01)。对于女孩,第一年儿童ODD行为表现可以显著预测第二年儿童ODD行为表现(β=0.732,p<0.001),而第一年父母亲职压力则无法显著预测第二年儿童ODD行为表现。

仍将男孩、女孩分开分析。先控制第一年父母亲职压力,再以第一年ODD行为表现为自变量,以第二年父母亲职压力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对于男孩,第一年父母亲职压力可以显著预测第二年父母亲职压力(β=0.642,p<0.001),第一年儿童ODD行为表现无法显著预测第二年父母亲职压力。对于女孩,第一年父母亲职压力可以显著预测第二年父母亲职压力(β=0.494,p<0.001),第一年儿童ODD行为表现无法显著预测第二年父母亲职压力。

将男孩、女孩分开进行交叉滞后分析的结果如图1和图2所示。结果表明。对男孩来说,父母第一年的亲职压力可能显著预测第二年男孩的ODD行为表现,而对女孩来说。父母第一年的亲职压力则无法显著预测女孩第二年的ODD行为表现。

4讨论

本研究发现:父母亲职压力和ODD行为表现得分两年均各自相关显著,但在第二年里得分均有显著降低;ODD行为表现儿童的父亲和母亲在亲职压力和对儿童ODD行为表现评价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第一年的父母亲职压力可以预测第二年的男孩的ODD行为表现,但无法预测第二年女孩的ODD行为表现;无论是女孩还是男孩,他们第一年的ODD行为表现都无法预测第二年的父母亲职压力。研究结果证实了研究假设l、2、4,证明了父母亲职压力对儿童的ODD行为表现有显著影响:部分的证实了研究假设3,没能证实ODD行为表现对父母亲职压力的预测。

4.1父母亲职压力和儿童ODD行为表现在第二年显著下降但相对稳定

父母评价儿童的ODD行为表现在第二年里有显著降低,这种显著下降主要体现在男孩中,这可能是由于本研究中儿童来自1-5年级,平均年龄为9.57岁(SD=1.58),而ODD发病最高峰在9-10岁(CosteHo,Mustillo,Erkanli,Keeler,&Angold,2003),随着儿童年龄增长一岁,一年之后的再测中父母评价的ODD行为表现出现了显著降低。也有可能随着孩子具有ODD行为表现的时间延长,父母逐渐适应了孩子的问题行为,评价的分数相应的低了。此外,尽管ODD行为表现的父母亲职压力和父母评ODD行为表现在第二年出现了显著下降,但父母亲职压力和儿童的ODD行为表现在第一年和第二年评分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高相关,第一年和第二年的父母亲职压力和儿童ODD行为表现之间存在显著的高相关。所以,虽然父母亲职压力和儿童ODD行为表现在第二年中有明显下降的趋势,但这种下降呈现出相对稳定,并没有超出异常,仍旧具有一定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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