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孟华　杨小洋　王大华

摘要：在北京社区方便取样，共招募有效被试599名，平均年龄为67.50±5.1岁，平均婚龄为41.9±6.5年。要求被试完成限时5分钟的自传体记忆快速提取访谈和《老年人夫妻依恋问卷》。从时间分布、情绪效价和依恋风格的影响几个方面考察了老年人婚姻相关自传体记忆的数量特征。研究结果发现：（1）老年人提取的积极婚姻自传体记忆事件的时间分布曲线近似U型，存在新婚效应和近期效应；消极事件的分布则不存在近期效应：（2）被试回忆的总积极事件数显著大于消极事件数，从新婚期到空巢期各婚姻阶段的积极事件数也都显著大于消极事件数，即在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提取中，老年人对积极事件存在偏好；（3）依恋风格不同的个体在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数量上存在差异：依恋风格为安全型、专注型和冷漠型的个体回忆的积极事件均显著多于消极事件，恐惧型个体则无显著差异。

关键词：自传体记忆，老年人，婚姻，时间分布，情绪效价，依恋风格。

分类号 B849

1问题提出

自传体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是人类一种独特的记忆形式，它超越了对所经历过的事件的简单回忆，通过整合对自己、他人及时间的不同视角、观点和评价，构造了一段个人的历史（Rubin，2005；Conway，2005）。更简洁的说，自传体记忆是一种指向自我并与个人经历相关的记忆，它受制于个体短期和长期目标的影响，人类通过这些目标来实现个人认同和人生价值（Fivush，2011：Pillemer，2001）。它不仅包括背景信息（情节记忆）、相关知识（语义记忆），还包括感知觉等方面的信息，是对生活事件的一种“整合”。因此，Conwav（2000）称自传体记忆是人类的鲜活记忆、真实记忆。

有关自传体记忆的研究历史可以追溯到Galton（1879）的早餐问卷和线索词方法，前者要求被试回忆当天早餐的情境，后者则是给被试呈现一个词并要求努力回忆与这个词有关的个人经历。美国的两位记忆研究人员Crovitz和Schiffman（1974）根据Galton（1879）的线索词法发展出了一套线索词技术，运用这一技术可得到不同生命阶段自传体记忆的数量分布曲线。尽管这种曲线可以在很多情形中观察到，但是当被试自由回忆其生命事件然后给每件事注明日期的情况下最明显（Rubin&Schulkind，1997）。如图1是一个理想化的数量曲线，它强调了三个重要部分：（1）婴儿期遗忘现象（childhood amnesia），即在最初的三年里，记忆数量很小；（2）怀旧性上涨（reminiscence bump），即在10岁到30岁之间有一个上升：（3）最后，记忆数量随着回忆时间的临近而上升，这种对近期事件的保留反映了遗忘曲线中记忆的近期效应（re-cency effect）（Conway，2000）。

对于个体的自传体记忆，研究者不只关注人们多大程度上记住过去发生的事情，更关注人们为何记住这些生活事件和这些事件的意义。自传体记忆有三个公认的重要功能：指导功能、自我功能和社会功能（Rasmussen&Berntsen，2009）。指导功能。是自传体记忆的一种工具性的、指导当下及将来行为的功能，它通过自动提取过去伤害性的经历，帮助个体躲避可能面对的相关危险。自我功能，是指自传体记忆具有促进自我概念发展、促进自我连续性的功能，它通过整合个体各个阶段的人生故事。帮助个体实现人格完善、达到更高水平的自我同一。社会功能，是指自传体记忆具有促进个体间交流和社会联结的功能。由此，自传体记忆的研究对自我和人际都有重要意义。

以往研究表明，成年期回忆的自传体记忆事件中的关系事件，如结婚、离婚和婚姻问题占很大比例（Schroots&Assink，2005）。对成人来说，婚姻是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自传体记忆的功能特征，对婚姻关系中自传体记忆的研究将有助于揭示自传体记忆的建构方式，反映个体对自我和婚姻关系的认知及信息加工的特点。另外，考察婚姻自传体记忆的特点，对提高婚姻质量的实践也会有启发意义。然而，婚姻自传体记忆的分布曲线和数量特点是怎样的，与一般自传体记忆有什么不同？现有研究还缺乏实证的证据。

为探究以上问题，需要在较长的婚龄维度上才能观察到时间分布特点，因此本研究选取老年人为研究被试。首先，考察其婚姻相关自传体记忆的时间分布特点，本研究根据Zilbach（1989）家庭发展任务理论将婚姻生活划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起点：新婚夫妇的结合，第二阶段起点：第一个孩子出生，第三阶段起点：孩子开始上学，第四阶段起点：最小孩子完全离家，第五阶段起点：夫妻双方均退休），考察老年人在婚姻的不同时间自传体记忆的特点。以往研究表明，不同家庭周期的婚姻质量有变化，分布曲线呈U型，即新婚期婚姻质量较高，孩子出生到孩子离家之前婚姻质量下降，而孩子离开之后的空巢期婚姻质量再度上升（An-derson，Russell，&Schumm，1983；Argyle，1986）。

其次，考察不同情绪效价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数量特点。一般自传体记忆的研究表明老年人对积极事件存在偏好。如Thompson（1998）发现老年人存在一定的积极效应，对积极事件比消极事件回忆的更好：Berntsen和Rubin（2002）发现老年人报告的积极事件数量是消极事件数量的两倍以上：龚先曼和王大华（2012）的研究发现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在近期事件的回忆上存在积极效应。那么，对于婚姻自传体记忆，这一积极偏好是否依然存在？这也是本研究关注的问题。

最后，从依恋风格考察自传体记忆的个体差异。自传体记忆并不能确切地反映事件发生时的原貌，更多的是个体对事件的主观看法以及这些看法随时间发生的变化。而依恋关系的内部心理表征会影响个体对社会信息的解释（Haggerty，Siefert，&Weinberger，2010），这种影响是通过“内部工作模式”进行的（Crittenden，1990；Main，Kaplan，&Cassidy，1985）。Bretherton和MunhoHand（1999）认为依恋关系反映了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的工作模式，它会影响自传体记忆的内容和数量特点。对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来讲，配偶在其重要支持者中排第一位（张明妍，王大华，MickPower，2011），配偶支持是老年人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因此，与配偶的依恋关系对婚姻自传体记忆的影响可能会更大。那么，它是如何影响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数量特点的？本研究也试图对此进行考察。

根据以往研究，本研究有以下假设：

（1）根据Conway（2000）的生命全程自传体记忆的分布曲线可知：家庭周期的第一个阶段（新婚期）正处于“怀旧型上涨”期，第五个阶段（空巢期）则存在近期效应；另外，根据婚姻质量随家庭周期变化的U型曲线。假设老年人婚姻自传体记忆数量的时间分布存在新婚效应和近期效应，总体分布呈U型。

（2）根据对一般自传体记忆的研究，假设老年人在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提取任务中也存在积极偏好。具体表现为：各个家庭周期的积极事件数都大于消极事件数。

（3）根据不同依恋风格个体认知加工的特点及以往研究，假设不同依恋风格老年人回忆的婚姻自传体记忆数量有差异，即安全型个体会报告更多积极事件，非安全型则报告更多消极事件。

2方法

2.1研究对象

以方便取样方式在北京的社区招募被试，共有697名60岁以上、配偶健在的老年人参加了本研究。其中男性316名（45.3%），女性381名（54.7%）。19名被试由于未完成老年人夫妻依恋问卷，予以剔除。根据研究需要，筛选出599名精神状态正常画钟测验得分大于等于3且老年抑郁量表GDS得分小于8）的老年人作为最终研究样本。被试基本信息见表1。

2.2研究工具

2.2.1被试基本信息收集

首先考察了一般人口学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平均月收入、健康自评及子女个数；其次，根据自传体记忆访谈和编码的需要，考察了被试婚姻相关事件发生的时间，包括结婚、第一个孩子的出生、第一个孩子上初中、最小的孩子上大学（或参加工作）及自己和配偶退休的时间。

2.2.2婚姻自传体记忆测量工具

自编《自传体记忆快速提取访谈提纲》及自编《自传体记忆事件列表》。访谈目的主要是考察特定时间内（5分钟）老年人能够回忆的自传体记忆总数。访谈任务完成后，请被试分别对每个事件的发生时间和情绪效价进行报告和评定。

自编自传体记忆事件汇总表。

访谈内容的编码工具。根据Zilbach（1989）家庭发展任务理论将婚姻的7个阶段按照研究需要合并为5个阶段，记录个体每个阶段婚姻相关自传体记忆的回忆数量（总计/积极/消极）。这5个婚姻阶段分别是：T1，新婚一第一个孩子出生前：T2，第一个孩子出生一第一个孩子小学毕业：T3，第一个孩子上中学一最小的孩子离家；T4，最小的孩子离家一夫妻退休：T5，夫妻双方退休一至今。

2.2.3《老年人夫妻依恋问卷》

该问卷由翟晓艳等于2010年编制，共包含18个项目，3个分量表，7点评分，从“非常不同意（1）”到“非常同意（7）”。要求被试根据自己与老伴的相处情形进行等级评定。通过计算项目的分数和得出分量表的分数，3个分量表分别为：（1）安全：指自信、开放，能自在地与老伴相处，遇到事情能主动向老伴寻求帮助和支持，相信自己值得老伴关心，相信老伴尊重、理解和喜欢自己。分数越高。表示个体对老伴的依恋越安全。（2）焦虑：不自信，担心老伴嫌弃自己，担心老伴不能真正理解自己，担心老伴不像自己在乎他/她那样在乎自己。分数越高，表示个体越担心老伴不在乎自己。（3）回避：不喜欢和老伴有亲密的感情联结，喜欢和老伴保持距离。分数越高。表示个体越回避老伴的亲近。

通过对问卷进行修正，删除3道因子载荷较低的题目，保留15道题目，安全、焦虑和回避三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0，0.68和0.87（王岩，王大华，Miller，待发）。以599名被试在《老年人夫妻依恋问卷》中焦虑、拒绝和安全3个维度的得分为依据，进行K-mean聚类分析，将被试按照依恋风格分为四种类型：（1）安全型：在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维度上得分均较低，而在依恋安全维度上得分较高；（2）专注型：依恋焦虑维度分数较高，依恋回避和依恋安全维度分数较低；（3）冷漠型：依恋回避和依恋安全维度分数较低，依恋焦虑维度分数较低；（4）恐惧型：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维度分数均较高，依恋安全维度分数较低。四类依恋风格的人数分别为260人（43.4%）、140人（23.4%）、121（20.2%）、78人（13.0%）。

2.2.4筛查工具

（1）《老年抑郁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Scale，GDS；Yesavage&Sheikh，1986）。该量表考察老年人近一周的心理感受，专用于老年人抑郁状况的筛查。共15题。采用“是-否”作答。本研究采用“抑郁<8”为标准，筛选出非抑郁的老年人。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为0.670。

（2）画钟测验（Clock Drawing Test，CDT）是较为理想的检查老年性痴呆的早期筛查工具（Death，Douglas，&Kenny，1993）。它要求病人在白纸上画一个钟表的表盘，把数字标注在正确的位置上，并用表针标出指定时间的位置。本研究采用“四分法”计分：（1）画出封闭的圆，1分；（2）将数字安放在正确的位置，1分；（3）将指针安放在正确的位置，1分；（4）时针、分针时间指向正确，1分。本研究按照“画钟>=3”的标准筛选出认知基本正常的老年人。

2.3研究步骤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性访谈加问卷的形式，每次由一名主试协助一位老年人在一个独立的空间内完成测验。被试首先填写知情同意书：然后，在主试的协助下完成基本信息问卷：接下来，主试与被试进行一对一婚姻相关自传体记忆访谈：访谈结束后，被试依次完成GDS、老年人夫妻依恋问卷、画钟测验等。每位被试平均用时30分钟。

3研究结果

3.1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时间分布

由于每个被试T1-T5五个婚姻阶段的年数不同，各阶段实际回忆的事件数不具有可比性，因此采用年均回忆量作为比较各婚姻阶段回忆数量的指标，即先统计被试各婚姻阶段的自传体记忆总数和积极、消极事件数，然后计算出每个被试各阶段平均每年的自传体记忆数，再将所有被试该阶段的平均值做平均，得到该阶段的年均回忆数量，将该值作为纵坐标，各婚姻阶段作为横坐标，得到下图分布曲线（见图2）。

总体说，所有被试在全部婚姻阶段中平均每年回忆0.13件事，其中积极事件0.09件，消极事件0.03件。对各阶段年均回忆总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五阶段差异显著（F=136.20，p<0.01）。其中T1阶段最多，显著高于其他阶段（显著性水平分别都是p<0.01）；T2阶段显著高于T3（p<0.01）；T5阶段显著高于（p<0.01）T4；T3和T4阶段无显著差异（p=0.64）。

对年均积极自传体记忆事件来说，五阶段数量差异显著（F=99.65，p<0.01）。其中T1阶段最多。显著高于其他阶段（显著性水平分别都是p<0.01）：T2阶段显著高于T3（p<0.01）；T5阶段显著高于T4（p<0.01）；rr3和T4阶段无显著差异（p=1.00）。

对年均消极自传体记忆事件来说，五阶段数量差异显著（F=37.16，p<0.01）。其中Tl阶段最多，显著高于其他阶段（显著性水平分别都是p<0.01）；T2阶段显著高于T3（p<0.01）；T3和T4阶段回忆数量无显著差异（p=1.00）。然而，与年均回忆总量和年均积极事件数不同的是，T5阶段的年均消极事件数与T4阶段无显著差异（p=0.46）。

图2和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对于总体事件和积极事件，婚姻自传体记忆数量的时间分布均近似u型曲线，即新婚期和近期提取出较多的事件，中间时期的事件提取较少，且新婚期数量多于近期。然而，消极婚姻自传体记忆事件的提取不存在近期效应，其时间分布曲线不符合U型。

3.2情绪效价对自传体记忆数量的影响

总体来讲，平均每个被试回忆5.17件事，其中积极事件3.55件，消极事件1.38件，相关样本t检验发现：积极事件数显著大于消极事件数（t=15.63，p<0.01）。对各婚姻阶段的积极和消极事件数分别进行相关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T1-T5所有婚姻阶段的积极事件数都显著大于消极事件数（见表2）。以上结果表明：老年人在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提取中。积极事件多于消极事件，对积极事件存在偏好。

3.3依恋风格对婚姻自传体记忆数量的影响

在控制了被试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健康状况以及婚龄长短的基础上，以自传体记忆回忆数量为因变量，依恋风格为个体间自变量，不同情绪效价为个体内自变量，进行4（依恋风格）×2（情绪效价）重复测量协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情绪效价与依恋风格的交互作用显著。简单效应检验发现，不同依恋风格之间，老年人回忆的不同情绪效价自传体记忆的数量差异显著：安全型、专注型和冷漠型依恋风格个体回忆的积极事件数显著高于消极事件数（分别为F_安全=5.18，p<0.05；F_专注=4.35，p<0.05；F_冷漠=4.47，p<0.05），而恐惧型依恋风格个体回忆的积极和消极事件数差异不显著（F_冷漠=0.00，p>0.05）（见表3）。

4讨论

4.1老年人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时间分布

本研究发现老年人提取的总体婚姻自传体记忆和积极事件随时间的分布曲线近似U型，存在新婚效应和近期效应，即新婚期和近期的事件提取较多而中间时期提取的较少。然而，消极自传体记忆的时间分布没有出现近期效应。这些结果部分符合假设一。

积极自传体记忆事件的近似U型分布与一般自传体记忆的时间分布曲线一致，因为被试的平均结婚年龄为25.66±4.19岁，其新婚期正好处于一般自传体记忆时间分布的“怀旧性上涨”时期（10-30岁）（Rubin&Schulkind 1997；Berntsen&Rubin，2002）。本研究认为积极自传体记忆事件的近U型分布曲线与婚姻质量随家庭周期的变化有关：新婚期（T1），夫妻双方的互动较多且多为积极互动，婚姻质量较高（Burr，1970；Rhyne，1981），因此，此阶段的积极事件提取较多；而孩子的出现（T2-T4）使夫妻之间相处的时间减少，婚姻质量降低，比如，他们对彼此的注意减少（Ryder，1973），一起讨论事情、交流想法或进行户外活动的机会减少等（Houseknecht's，1979），因此，这个时期的事情提取较少；空巢期（T5）的到来则使夫妻原本用于关怀孩子的时间重新投入夫妻关系的改善，发展新的共同兴趣和活动，婚姻质量再次升高（Feeney，Peterson，&Noller，1994），再加上记忆的近期效应，此阶段的积极事件提取也较多。

然而，消极自传体记忆事件的分布曲线不同于积极事件，即没有出现近期效应。本研究认为这正是老年人“空巢期”婚姻质量提高的表现；另外，老年人存在对积极情绪事件的偏好。因此，本阶段提取的事件以积极事件为主。消极事件就很少。

4.2婚姻自传体记忆的积极偏向-

本研究发现，被试回忆的积极事件总数显著大于消极事件总数：T1-T5各婚姻阶段的积极事件数都显著大于消极事件数。这些结果说明，在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提取中，老年人对积极事件存在偏好，验证了假设二。以往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例如，Bemtsen和Rubin（2002）发现老年人报告开心自传体事件的数量是悲伤事件的两倍以上：Comblain，D'Argembeau和Van等（2004）的研究要求年轻人和老年人对不同情绪特征的自传体事件进行回忆和评价，结果发现和年轻人相比，老年人对负性自传体事件的记忆和更多的积极情感相关并且情景性更低。也就是说老年人对负性事件的评估更积极。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Carstensen，Isaacowitz，&Charles，1999）对这一现象做出了合理的解释。该理论认为，对于人的生存来说社会互动是至关重要的，人本质上是有动因的，人的行为是由期待实现的目标所指导并且人有着多重甚至相反的目标。根据此理论，社会目标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与获得知识相关，例如，通过社会交往，人们可以获得知识、掌握社会技能；另一种是与情绪管理相关，例如，寻找生活意义、获得亲密情感等。当时间被知觉为自由无限制时，目标是倾向于第一种的，例如信息收集、体验新奇和扩展知识广度。而当时间被知觉为有限时，情绪目标成为基本的追求，人不再关注未来，而将注意力转向现实体验，追求现实定位目标。此时情绪管理成为核心事件。由于老化带给人们接近生命终点的感受，使得注意力和目标优先权发生了转变。凸显了情绪目标，同时也使相关的行为发生了系统的变化。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老年人为什么会出现对积极自传体记忆事件的偏好。

4.3不同依恋风格个体婚姻自传体记忆数量特点

的差异

对老年人自传体记忆数量进行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情绪效价与依恋风格的交互作用显著，即不同依恋风格之间，老年人回忆的不同情绪效价自传体记忆的数量差异显著：安全型、专注型和冷漠型依恋风格个体提取的积极事件均显著多于消极事件，而恐惧型依恋风格个体提取的积极和消极事件数差异不显著。这一结果与假设三部分一致，因为它表明不同依恋风格个体自传体记忆的数量特点不同，然而非安全型的冷漠型、专注型个体都提取更多的积极事件，恐惧型个体的消极事件数没有显著高于积极事件。出现这一结果可能是因为，由于社会目标的转变，老年人对信息的加工普遍存在积极偏向。非安全依恋个体的不安全程度有所下降。以上结果表明依恋风格可能影响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数量特点。

婚姻自传体记忆的回忆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个体对自己所处婚姻关系的一般认知：积极回忆越多，感知到的关系越积极，消极回忆越多，感知到的关系越消极；而夫妻依恋风格。涉及到个体对夫妻双方相处模式和关系的认知，对这一过程必然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已有大量实证研究支持个体的依恋风格会通过其“内部工作模式”（Crittenden，1990；Main，Kaplan，&Cassidy，1985）影响个体对信息，特别是依恋相关信息的加工。因此，老年人婚姻相关自传体记忆的回忆数量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年人依恋风格的特点。

4.4研究局限性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本研究探索了老年人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数量特点，得到一些基本规律，比如其分布曲线近似U型、依恋风格与情绪效价存在交互作用等。这些结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老年人的记忆及情绪特点，对指导人们的新婚适应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然而本研究是横断研究。且被试婚龄大于50年的所占比例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果的推广性。

本研究对于老年人的婚姻自传体记忆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只考察了其数量特点，发现依恋风格可能对其产生影响。然而。由于本研究是相关关系研究而没有对变量进行操纵，因此，依恋风格与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深层关系及婚姻自传体记忆的数量特点与婚姻质量变化的关系等还需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