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编年史

50年代，煮蛋。吃鸡蛋最有营养的是白煮，这事我长大了才听说；最好吃的是白煮蛋蘸酱油，我5岁就知道。那时每得到一个蛋，我都按一定程序吃：掰成两半，取出蛋黄，像吃大药丸般咬开吞服，温水送下；余下的蛋清就是我的最爱了，把它小心分成七八牙，从小的开始吃，花好几分钟吃干净，清一清唇边的酱油才收盘。人说吃甘蔗先嚼甜的一头能成大事，看来我属于没出息的一类。前天在面馆，邻桌一年轻人剥开卤蛋，把蛋黄直接捏进了垃圾篓。顿时感到世界已换了新主人。

60年代，地窝子。1969年来自一二百所高校的毕业生，在河西走廊的戈壁滩上战天斗地炼红心，实际是“准劳改”。大伙动手挖的长方形巨大深坑——地窝子，可容一百多人吃饭。每10人蹲成一圈默默地吃，土台子上朗读最高指示、忆苦思甜，感谢我们这些“旧学生”有饭吃。打那儿落下的毛病是，现在吃饭先得开电视——有点声儿才吃得香。听一会儿联播看一段八卦，不缺营养又调了味。饭钱是自己挣的，用不着再感谢谁。

70年代，烤野兔。我下乡是在酒泉县铧尖公社，轮流到社员家吃派饭，一般是小米饭拌醋，少不了辣椒面。那年冬天我驻六队，轮到大个子辛天德家，却打了回牙祭。这小子烤了只野兔我俩撕了吃，酒喝到半宿，天德打开了话匣子。他说他爸打猎是好手，烤的野物也更香。我没接话茬。他家原来4口人，十年前那场大饥荒，爸、妈和妹子都死了，只活下他独苗。天德从不提这事，整天乐呵呵，还一个劲问我天安门有多高。

80年代，牛肉面。现在“兰州拉面”泛滥成灾，三五步一家。抄我一段旧文吧：“……端上一只‘牛大碗’，我便和许多食客一样走出店铺，在‘路牙子’上寻个空处蹲下，伴着闹哄哄的行人车辆开吃。拨开厚厚一层青蒜末，吮一口浓浓的红辣汤，嚼一片烂烂的白萝卜，挑起滑溜、筋斗的面条，吃起来。吃罢了抹嘴擦汗走人，地上一溜儿碗筷等着伙计们来拾掇。你见过这吃法么？面的味道，汤的味道，粗瓷大碗的味道，食客们砸嘴的味道，路边烟尘的味道，腿发麻了的味道……合在一起，那就是我的正宗牛肉面了。”这碗面定格于口述史，街上再难寻。

90年代，土豆条。1993年5月，国贸西楼，一位大个子美国人请我吃了顿洋快餐。头回吃，我觉得那土豆条炸得真是好。听说甘肃《读者文摘》要改刊名，他代表美国读者文摘来交涉：改什么名字要他们先点头，不然就吃官司。我客气地告诉他，家业再大也不带唬人的，打官司一定会奉陪。事情谈崩了但气氛还融恰，反正土豆条是没剩下。后续：2009和2013年，美国读者文摘公司先后两次申请破产；2015年，甘肃读者传媒要挂牌上市了。

新世纪，俏江南。跨过世纪门槛，人人都成吃货了，酒楼、会所一夜间如雨后春笋，一家叫“俏江南”的更是俏上了枝头。我吃请过一回，验证了媒体的一句话点评：贵就一个字！再次上头条是老板娘晒公子，说是他喜欢超级酒店，将来世界各大名城都给他置一个！口气之大把伙伴们都听呆了。日前她已从俏江南被“挤”出局，苦心劳神打下的江山成了别人的。围观者早有话：风水轮流转，做人不要太嚣张。这话搁现在说，似有点不地道。

2015，大碗居。几年了，每月一聚，风雨无阻，15座的大包间。都来自北京二中的一个班，毕业至今过了半世纪。清一色老头，自然都七十开外了。没人在意这几十年谁在党谁为官，住高楼还是住杂院……岁月把一切抹平，似乎又回到了旧学堂；胸无成府、言语直率，嘻闹间又见一群老顽童。酒是越喝越少了，话却多得说不完。也有“老愤青”对世道发泄一番，继而却举杯：趁身子骨硬朗，别耽误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好时辰！

这些“老朽”们，个个都曾是国家的栋梁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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