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策划：汤升享

为了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向污染宣战
——中国生态文明论坛成都年会中国政策论坛主题对话（节选）

□ 策划：汤升享

编前语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源环境问题挑战。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环境污染逐渐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形势严峻。党的十八大以来，加强资源环境生态保护，努力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已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然而，全国环境污染的总体状况如何？向污染宣战，到底该怎样做？诸多民众心中并不了然。2014年11月2日，中国生态文明论坛成都年会上，主办方别开生面地举行了一场以“为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向污染开战”为题的热点对话，就污染、雾霾、发展等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展开面对面的交流和辩论。此次对话的主讲为环境保护部的高层官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参加对话的嘉宾包括政府官员、环保专家、民众和企业界代表。这场对话从民众关注的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的防治和控制，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也渐渐明朗和清晰。本刊摘取其中精华部分与读者分享。

（一）吹响向大气污染宣战的集结号

解说：2014年10月19日，北京国际马拉松赛过程中，很多选手戴上了口罩和面具，甚至还有选手放弃比赛，原因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词——雾霾！中国的环境问题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

2014年6月4日，环境保护部公布了2013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根据公报，2013年开始首次监测PM2.5的74个重点城市中，只有3个城市空气质量达标。京津冀地区有半年以上时间空气质量不达标，北京2013年只有48%的天数空气质量达标。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源环境问题挑战。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环境污染逐渐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形势严峻。在今年召开的两会上，防治环境污染、建设生态文明依然是委员代表的热门话题。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向世界作出庄严宣告：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

“向污染宣战”，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对治理污染紧迫性和坚决性的清醒认识，表明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向污染宣战必须要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三大战役，这虽然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役，但却是一场海陆空全方位的攻坚战和持久战。在既要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又要青山绿水、蓝天白云这一看似矛盾的巨大难题面前，如何实现美丽中国梦，中国环保三大战役将会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沈竹：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中国政策论坛。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为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向污染宣战”。

应该说提起今天的主题大家一点都不陌生，雾霾也好，PM2.5也好，还有PM10也好，这些曾经只有科学家们才熟悉的语言，今天老百姓都相当熟悉。我们统计了一下，在去年的媒体新闻用词当中，雾霾这个词是年度热词。这个热，热得我们心里有点冷。所以今天我们“向污染宣战”这个话题特别有意义。

现在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朋友，他和我一样来自北京，但是他每天都在自己家门口拍摄他眼中的北京。他叫邹毅，一个环保达人。他眼中的北京什么样子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看。

解说：邹毅，一位普通的北京市民，从2013年1月至今，连续几百天用手机拍摄北京当天的天气情况。他把这些照片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组合在一起，定期发布。照片中北京雾霾天气的数量和景象很快就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邹毅将这些照片取名为“一目了然”。

这些反应北京天气变化的“一目了然”组图，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恶劣气候和雾霾带给健康的危害。雾霾主要由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三项组成，颗粒物的直径越小，进入人体呼吸道的部位越深，并且这些污染颗粒还成为搭载其他有毒物质的顺风车。

邹毅：尊敬的郝院士和万总工程师，我非常高兴作为普通市民代表参加这次论坛。我有个感受，中国向污染宣战其实也是我们中国在以人类的名义向污染宣战，这不仅是中国的污染，更是全人类的污染。我们有没有办法把污染治理掉？作为老百姓，我们怎么参与到向污染宣战的战役中来，我们能做些什么？

郝吉明：肯定地说，有办法。但这不是一个办法就能解决的，需要全方位的努力，需要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需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上下功夫。当然，也少不了要加强污染治理，包括工业污染治理、机动车等流动源污染治理和对不科学的生活污染治理。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的前途也是光明的，只是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污染是长期积累形成的，中国的污染治理处于一个初级阶段。什么叫初级阶段？世界卫生组织对于空气质量有一个指导值和三个过渡阶段的指导值。我们现在的标准是处于第一过渡阶段，如果我们达到第一过渡阶段以后我们会继续向第二、第三阶段的目标值进军。第一过渡阶段PM2.5年度均值为35。北京现在差不多是这一标准的三倍，所以我们第一目标是想办法向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第一阶段过渡。这需要多长时间？中国不同的地方可能差别比较大。像京津冀地区，如果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2030年前后有可能达到。

中国生态文明论坛成都年会中国政策论坛

沈竹：我想问问万总，大家都说雾霾的治理很困难，困难到底有哪些？

万本太：雾霾治理的难处有两个方面。霾大体上是两种类型的，一类是直接排放，从烟囱里、汽车尾气里、扬尘里直接排放，大约占50%。还有一部分是一些气体的东西，经过化学反应二次生成的，这一部分控制起来就非常难。

对第一类排放，比如来自烟囱里的，汽车尾气、扬尘，现在已经有很多严格的比较具体的硬措施。但是二次生成的，比如说像排放的可挥发性有机物，还有氮氧化物这些东西，在特殊条件下气体的东西又转化成细小的颗粒物，这一部分控制起来就比较难。我们就只能控制生成这些颗粒物的前提体物。而且有些形成的机理现在研究得不是太透。解决这个问题，不单是中国，就是国际上也得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市民怎样参与雾霾治理这个问题。应该说动员全国老百姓都来积极参与保护环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也是必须走的一条路。环境人人相关，环保人人有责，我们与其天天抱怨，不如从我们自己做起！每天少开点车，尽量坐公共汽车，少浪费资源，就能少对环境造成一些压力。

沈竹：有一种说法，认为现在整个的污染治理到了瓶颈期，容易做到的事都做完了，下一步更难。郝院士您怎么看？

郝吉明：这个瓶颈期并不是好治的都治完了。因为大气治理总是要先易后难。比如二氧化硫的控制，氮氧化物的控制都是从先易后难的。形成PM2.5的污染物通常直接排放的有五类，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都算，还有挥发性有化合机物（VOC）、氨和直接排放的颗粒物。相对而言，控制VOC和氨要比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难得多。

国务院颁布的“大气十条”第一个目标就是大幅度削减重污染的天气，再用五年或者更长时间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所以首先是我们如何把重污染天气减少下来。整个年均值达标的问题可能需要一个持久战。

比如北京是从1998年开始就在向污染宣战。经过了十几个紧急措施阶段，基本解决了二氧化硫的污染问题。1998年北京的二氧化硫年均浓度为一百二十几，现在是三十几左右。北京市的能源结构调整，天然气的用量迅速增加，机动车的油品的控制从1999年国1到现在的国5，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取得的进步被很多因素给抵消了，抵消面主要是城市的快速扩大，机动车保有量高速增长。原来北京建都的时候是一个风水宝地，当时没想到人口会达到两千多万。如果把这么多人口和五百多万辆机动车放在风水宝地，这就不是风水宝地了。所以要解决北京的污染问题，必须从城市规划、人口规划等源头上下功夫。

沈竹：“大气十条”提出了区域的联防联控，其实区域联防联控很多地方都在尝试，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今年青奥会时南京的天也很好，南京怎样做到的？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陆冰先生。我特别想问陆市长一个问题。北京和南京在重大活动期间雾霾治理得特别好，但是不久雾霾又回来了。南京现在很好，将来会不会雾霾重现？您有没有信心雾霾不再重现？

陆冰：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尖锐，也是我们市政府在努力探索解决的问题。为确保青奥会期间的空气质量，我们做了三方面工作：一是青奥会前要把基础打好，也就是说青奥会前五到十年，特别是近三年，在污染减排、控煤、控制扬尘以及机动车污染等方面，南京市下了很大功夫。为了保障青奥期间的大气质量，我们加强了管控措施，对燃煤进行有效的监管和必要的限制，去年燃煤总量第一次实现了负增长。第二是控制污染，对企业的排放实行严格监管。第三，治理扬尘。实行严格的网格化监管，对工地、道路，普遍采用了对道路冲洗洒水和工地覆盖等等。南京的机动车燃油也达到了国5标准，公交车大量采用了清洁能源和新能源车，这些都是有效的保障。

青奥会结束后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刚才您问的，是不是污染又会重来，雾霾又会重来。我们也在思考和探索如何把空气质量的管控做到常态化和长效化。第一是在燃煤能耗上继续做工作；第二是在污染治理上，对企业排放进行严格的监管，推进转型升级；第三是对工地扬尘、道路保洁实行严格的考核，做到每个月进行考核奖评；第四是机动车问题，我们采取了大量措施，比如说建设地铁，推行清洁能源的公交车等措施。

（二）防治土壤污染任重道远

沈竹：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土壤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因为它直接会影响到食品药品的安全问题。最近我们看到，因土壤污染引起的食品安全重大事故频频发生，“镉大米”、“重金属蔬菜”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李克强总理曾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说到，对于水污染、土地污染的状况，要摸清底数，进行坚决整治。那么，土壤污染的状况又如何呢？2014年4月份，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发布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请万总工介绍一下我国土壤污染的总体情况。

万本太：这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大约经历了五六年时间，光野外采样就搞了三年多。采样的范围是面向全国的，控制的面积大约630万平方公里。就是说除了高山、湖泊、城区不能采样的地方，我们都布点采样了。采样的方法也是多样的，我们针对不同的土地类型，比如未利用的耕地、林地、草地，根据不同类型分别采取了网格方法、扇形方法、同心圆方法、线状方法，一共采了67450多个样品。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六百多万平方公里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对18亿亩耕地来说，点位超标率19.4%。这里面还分成一些特殊污染类型的土地，比如说，重污染企业周围土壤的点位超标率达36%，污灌区的土壤点位超标率达26%，采矿区周边土壤点位超标率达33%，林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0%，草地点位超标率10.4%，未利用土地点位超标率11.4%。再从主要污染物类型来说，无机污染占污染比重的82.8%，其中重金属超标比例比较高，镉的超标率占7%，镍的超标率占4.8%，砷的超标率占2.7%，铜的超标率占2.1%，汞的超标率占1.6%，铅的超标率占1.5%。

土壤污染分布的大体趋势，南边偏重，北边偏轻。因为南边一年耕作两季、三季，人为活动频繁。水稻田偏重，旱田偏轻。还有像长三角、珠三角、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一类地区，超标率相对高一些。还有另外一类，就是西南地区、中南地区重金属超标比较明显，这主要受背景值的影响。比如，西南喀斯特地区属于石灰岩，它本身就含金属比较高；四川一些地区钒就比较高，这些现象不是人为活动造成的。

从污染原因上看，我们这次调查大体上可分为三大类。一类就是重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都排到田里去了，这对周围土壤的污染是很严重的，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农业生产过程当中向农田排放的污染物也不能忽视，比如说农药、化肥、农膜等残留物对土壤造成污染。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就是背景值比较高，比如戈壁滩、沙漠这些地方超标11.4%。

沈竹：大家都知道土壤污染很快很容易，但是治理修复起来特别困难。万总工我向您请教一下，我们现在土壤修复技术达到了世界的何种水平？

万本太：严格的说，土壤修复技术大同小异。国外与中国的土壤修复技术没什么大的差别，无非是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物理的就是置换，把受污染的土地挪走。化学的就是通过一种化学反应把重金属变成稳定化合物固定下来。生物的就是种不同的作物把它吸收。目前我国土壤治理的重点是城市中工厂遗弃地这类污染场地的治理。但是农田大面积污染治理，因为成本太高，国内国外都没有这么做，只能是轮作、改种、休耕，或者是改做造林地等其他用途。

沈竹：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中国科学院土壤环境与污染修复重点实验室的周东美主任。请周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新技术、新突破。

周东美：我国土壤污染形势不容乐观，大家都非常关注。重金属进入土壤非常容易，一次污灌或者气体一飘就会进入土壤，但是治理却非常困难。现在虽然有一些修复技术，但这些修复技术相对来说代价很大，而且很难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所以，土壤污染防治要坚持防治结合，而且防要大于治。

土壤污染的预防要关注污染源的管控。因为土壤本身是静止在一个地方的，污染通常是外源。比如，矿产废水排放到下游以后，就会导致下游几十公里的污染，工厂排放的废气也会造成土壤污染。怎么来管控？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罚，加大处罚力度，切实改变违法成本太低的弊端，要非常明确企业造成污染要承担相应责任，甚至可能会破产，企业就不敢偷排。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对已经污染的土壤怎么办。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详细的土壤污染清单，就是知道污染土壤在什么地方。当我们知道这个污染清单以后，还要明确土壤里面到底存在什么污染，污染程度怎么样，然后再制定相应的治理办法。短时间很难修复好的场地，以管、控为主；污染程度比较轻的，可以修复。同时要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有了全民的管控，我们的土壤会变得更好。

沈竹：现在请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土壤中心林玉锁主任与我们分享一下他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经验。

林玉锁：面对现在土壤污染的严峻形势，我们国家提出了“向污染宣战”。我有这么几点认识：

第一，对土壤污染要有清晰的认识，不仅要认识到土壤污染的严重性，同时也要认识到解决土壤污染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第二，强化风险管控。从世界范围来说，国外发达国家为解决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土壤污染问题想了很多办法，花了很多时间，也没有完全解决，主要还是依靠风险管理与控制。因为污染物进入土壤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消除污染技术上可行，但要花大量的钱，费很大的力，所以风险管控是世界上普遍的做法。

第三，在解决土壤污染的过程中一定要树立绿色、可持续、资源化的理念。现在很多在治理土壤污染或者进行修复工程的时候，往往带来了新的污染，把治污又变成了一次新的污染。所以，在治理过程中如何防止二次污染，怎样在治污过程中不产生新的问题，需要特别慎重。

第四，解决土壤污染问题，一是制定相应的政策、标准。二是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一些技术。技术实际上是不分好坏，不分先进还是落后的，管用就行。国外也有很多成熟的技术和相应的设备，值得我们借鉴。

第五，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壤修复模式。比如农田土壤怎么修复？城市污染场地怎么修复？既要注重效果，又要兼顾成本，还要确保对环境的安全性，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总结。最后，解决中国的土壤污染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三）水污染治理刻不容缓

沈竹：除了大气和土壤污染之外，水污染形势依然严峻。总体上看，2013年全国十大流域地表水为轻度污染，部分城市河段污染较重。湿地、湖泊是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但是近年来，我国湖泊污染严重，出现较为普遍的富营养状况。虽然治理的难度较大，但也不乏成功案例，比如云南洱海的污染治理情况。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一直住在洱海边的杨红玉。红玉亲历洱海的变化，请你跟大家说说，你看到的洱海现在污染情况怎么样？

杨红玉：记得小时候，洱海水是清的、是透的，那时候天多蓝，水就有多蓝，洱海水就是我们周边老百姓唯一的生活水源。每天煮饭的时候，打一桶水回去就可以生火做饭了，口渴的时候，在海边捧一捧水就可以喝了，觉得特别幸福。

后来慢慢地生产发展起来了，很多渔民开始在洱海里面用网箱养鱼，大量的鱼饲料往洱海里面投放，周边农田大量使用农药和化肥，每当雨季，农田的水直排洱海。几年以后，记忆中那清澈的洱海水变浑了，夏季路过洱海都能闻到刺鼻的鱼腥味，洱海里面的鱼也不再那么鲜美了。

就在这个时候，政府入户给我们老百姓进行宣传，倡导我们老百姓要保护洱海。我们才知道，是我们自己污染了母亲湖。接着政府就在我们门前屋后、田头路旁大量种植柳树和水草等植物净化水质，还在洱海边修筑了一条环海公路。我们老百姓认为这条公路阻断了农田里的废水往洱海里面排放。从1996年开始，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现在我们的洱海绿树成荫，又恢复了以前的清与透。

沈竹：你觉得现在跟小时候比怎么样呢？

杨红玉：水质在慢慢地恢复，因为有公路、有树、有湿地、有水草，洱海比以前更美了。

沈竹：我相信杨红玉的洱海经历和感受，是很多住在河湖边老百姓的共同期待，希望被污染的湖泊能重新焕发出自己的青春，更干净。请问万总工，你觉得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被污染的湖泊有没有可能像洱海一样治理好？

万本太：不同的地方污染的成因不一样，具体的治理措施和方法可能有差别。但是洱海有一些东西其他地方是可以学的。比如：禁内源、控点源、治面源这种系统治理的方法，突出重点、创新推动，包括多元投资、工程落地这种创新实干的精神，制定洱海管理条例，树立法治意识，依法治洱海，考核问责、奖惩分明，这些都值得各地学习。

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他们宣传、动员了所有的大理人民参与保护洱海。他们在全社会强调了“洱海清，大理兴”这个意识，人们都把自己的荣辱、大理的兴衰和洱海清不清联系起来。他们利用各种方式方法动员老百姓积极参加，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经验，各地都应该学习。

沈竹：我也知道环保部最近组织了一个调研，就是去很多水污染排放的企业实地调研，发现了不少的违法行为，证实执法难是现在水污染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难题。

万本太：现在治水有这么几点难处。第一，现在污水排放量太大，一年大约排放695亿立方。这些废水全部治理要建厂、建管网，运行费加起来得多少钱？没有这么多钱。所以一步治理到位很难。第二，现在相当大一部分企业是被动治理，不是自觉治理。上百万家排污企业能拖就拖，能偷排就偷排，监管到位难度很大。第三，水污染是跨流域的，咱们中国都是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各管一段。有的河流经几个省，各个省之间存在穷富差异，文化历史差异，在目前还没有建立上下游补偿机制的情况下，全流域同步治理难度很大。现在水污染事故防范难，好多企业都建在河边上，长江、黄河边的化工企业超过一万家，什么时候出事你难以预判。

以现在的状况，下一步怎么办？第一，还得要治，而且要下决心严治，凡是排水的都严格治理，切实达标排放。第二，严格监管。第三，严格考核问责，只要是责任到人，盯住他，只要和他的“帽子”、利益相关，就有效果。第四，靠科技进步、科技创新，用新技术来节约资源，提高治理效率。第五，要完善法律法规，依法治污，同时建立补偿和奖励政策。最后一条，还要动员老百姓广泛参加，自觉保护环境。

郝吉明：无论水污染防治还是土壤污染防治，最重要的是改变发展模式，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减少对河流和土壤排入污染物。循环发展、循环经济，其目的就是要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少对资源的需求，同时也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其实质就是如何高效利用资源。比如说水的问题，怎么节水，怎么提倡水的进一步循环利用，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从源头大有工作可做。重点行业，像化工、印染、冶金、造纸都是重点行业。这些重点行业节水的潜力很大，减排的潜力也很大。中国的水资源总体上是短缺的，所以节水就显得特别重要。

发展循环经济也不是说高不可攀，要在全社会建立一个循环发展模式。首先，要“关旧上新”，鼓励用新工艺取代旧工艺，这样可以达到倍减效果，把污染物增量减下来。第二，调整生产的经济结构，对于一些重污染、高能耗的企业，要适度控制，特别是那些落后的产能、过盛的产能要调整。第三，把新兴产业作为我们的发展重点，特别是发展新型服务业，比如节水、节能产业。我们老说开发与节约并重，节约优先，其实我们在节约方面的投入是远远不足的，能源和水的利用效率是低的。所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是减污最经济、最可行的方法。

沈竹：即将出台的“水十条”对很多环保企业来说是迎来了一波商机。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大？环保行业在新时代来临的时候如何抓住机会？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来自中国光大集团的刘珺副总经理。请刘总谈谈。

刘珺：我觉得机会很大，不仅是政策方面的优惠，同时还有行业方面的蓬勃发展，从光大就能看得出来。很多人认为我们光大是以金融为主业的企业集团。其实我们从2003年开始就投身于环保事业，经过十多年的耕耘，到目前变成了全方位、一站式的环境综合治理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原来我们的技术是靠引进，消化、吸收，现在我们完全做到了自主研发、自主制造，同时还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已经完全能处理高浓度污水这样的世界性难题。在技术方面，我们充分地做好了准备。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2005年末的时候，我们收购了淄博污水处理厂，三年用了六个多亿的资金对它进行了全面的技术改造，两个厂变成了五个厂，日处理量从14万吨增至45万吨。技改后，不仅使污水排放达标，产业链也得到了延伸，由过去单一的污水处理变成了一个产业链，始于达标排放，终于循环利用。

我们作为央企，在“义”跟“利”兼顾的过程中，“义”在“利”前。环境治理成本投入对央企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则，当然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我们肯定要考虑财务利润，但是我们同时也是社会与环境责任的承担者。

郝吉明：光大的成功我感觉从理念上并不意外。在创新、人才方面，人才是创新的基本要素。光大跟清华合作，已经办了两期的工程硕士班，他们的人员到清华一边工作一边培训。环保产业的发展当然靠政策，但是人才、技术创新才是最重要的方面，人才的集聚才能带动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沈竹：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颁布了新的《环境保护法》。这个“新”到底新在哪里？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中国环境发展国际委员会的助理秘书长、首席顾问专家组组长任勇先生，让他帮我们解释新《环境保护法》有何新意。

任勇：今天谈这个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非常适宜。一是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四中全会刚刚闭幕，二是“向污染宣战”、治理污染要用重典。新环保法至少有两大亮点。

第一个亮点是新。新主要体现在理念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比如说把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的理念纳入到环保法里面来。我们过去的法是讲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这次倒过来了，叫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体现了环境保护在整个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在上升。在制度创新方面，增加了生态红线制度，排污总量控制、许可证等方面的制度都纳入到这个法律里面来了。

第二个亮点就是严。主要体现三个方面：第一个“严”，是强化了政府的责任。对中央政府来讲，主要是规划和政策的制定，法规的建立，标准的监测，特别是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地方政府的责任更加严了，因为我们国家的环境质量是由地方政府负责。新环保法有三条对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责做出了明确规定，比如把环境质量、环境保护的情况纳入地方政府和领导人的政绩考核，地方政府要每年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环境保护工作的情况。新环保法还特别有一条授权，就是上级人民政府及其环境保护部门可以对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环境保护工作情况加强督查，这实际上是一种国家授权，叫国家监察。

第二个“严”就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对企业的要求严。新环保法解决了长期困扰环境管理的所谓企业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概括地说有5招：一是按日计罚，可能会将某些企业罚到倾家荡产；二是环保部门有权查封、扣押排放污染的设施、设备；三是企业不能按要求排放或者整改，那么就可以关停这个企业；四是可以行政拘留，这是新环保法或者整个行政立法过程当中最大的一个突破，就是把人身法引入到行政法里面；五是对触犯法律的转交司法，予以司法追究。

第三个“严”也很受关注，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有权获取环境信息，有权参与环境保护的工作，有权监督政府的工作和企业的工作。新环保法特别有一条规定，就是社会组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相信广大公众的参与和这些制度的制定，可以加强对政府环境的监管，还会对企业污染防治形成很大的社会压力。

当然，法的生命力在于实践，法的权威性也在于实践。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能不能成为“向污染宣战”的利器，关键在于落实，在于实施，我们很期待。

沈竹：谢谢任勇先生。几招下来让我觉得招招厉害，也希望将来能够招招见效，对治理污染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和监督机制。

我们特别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离我们会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