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勤

与贤妻已有三年多未曾踏入纽约朗埃克剧院（ Longacre Theatre）了。但好几位引座员却都对我们笑脸迎接，令我们感到宾至如归。“我认得你，”他们这么说，“你们曾参与《中式英语》的制作！”没错，我们为一部关于到中国做生意的话剧做剧中背景国家“中国的真实性”（ Chinese authenticity）鉴定，担当顾问工作。上演期间更为朗埃克剧院台前幕后准备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开幕仪式，给引座员留下深刻印象。相信没有几个百老汇制作会在剧院里烧香或摆放一头烤乳猪。

我们在这个剧院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这与作家威廉-高德曼（ William Goldman）在《演出季》（The Season）中所描述的上世纪60年代百老汇的实际情况有很大差异。高德曼评价朗埃克剧院是百老汇剧院群中的“坏剧院”。在那里搬演的剧目没有一个长久上演的，没有什么成功的长演制作可言。真的，尽管近年来百老汇剧院区经历诸多变迁——朗埃克剧院附近建立了不少新剧院。因此，这个地点再也不像从前那么孤立——但“朗埃克”仍旧不能营造出“家”的那份令人安心的感觉。《中式英语》停演后的三年光景，陆续又有六部戏在朗埃克开演又停演。只到今天，好像只有“限定演出时限”的剧目在那里上演才觉得合适。

我要提的是《靠爱活着》（Living on Love），一部截至8月2日在朗埃克剧院演出的轻量级喜剧。公演期限标得清清楚楚——因为担纲主角的大明星蕾内-弗莱明（ Renee Fleming）为腾出时间参演，推掉了其他歌剧的演出，换来每周八场话剧演出的档期。对于百老汇来说，三个半月不算是什么壮举或长演纪录，可是我们的观点永远是相对的。弗莱明在接受《纽约时报》的访问时说，这是她平生第一次将鞋子留在后台化妆室过夜。

弗莱明一直以来都勇于挑战自己在事业上的发展——我还记得她在去年“超级碗”盛事中演唱美国国歌——但百老汇，却是另一个世界。其实，其他歌剧演员也曾涉足于商业运作的百老汇在舞台上亮相。举个例子：男中音保罗·斯佐特（ Paulo Szot）在百老汇舞台上首次亮相（他的名字被改为更美国化的Paul）参演2008年音乐剧《南太平洋》的重演，担纲已故意大利男低音埃齐奥·平扎（ Ezio Pinza）于1 948年首演时所塑造的角色。说实话，斯佐特先生远比不上弗莱明女士在歌剧界的声望。在我的记亿中，我曾在1986年的百老汇舞台上也遇上过另一位如日中天的歌剧明星。她是特蕾萨·斯特拉塔斯（ Teresa Stratas），她领衔演出了《碎布）×Rags），但这部音乐剧只演了四场就遇上停演的厄运。

《靠爱活着》则完全不一样。首先，它不是一部音乐剧。还有，这部剧目进军百老汇的主要原因，正是弗莱明。一开始，制作人想为格尔逊·卡宁（ Garson Kanin）于1985年创作的话剧《小过错》（Peccadillo）——剧中歌剧女高音与她的指挥家丈夫两人都在撰写自传，彼此企图引诱为他们代笔的笔手（ghostwriter）一寻找一位受观众爱戴的歌剧女高音担纲主角。可惜第一次剧本朗读之后，大家发现剧本显得太过时，必须把它改头换面才行。祖·迪彼尔特罗（ Joe DiPietro）将新剧本连剧名都换了，彻底修改故事中的大小细节。保留下来的，只是故事基本的骨骼与人物的名称。

弗莱明饰演拉奎尔·德·安吉里斯（Raquel de Angelis）这个角色，正是故事中心的著名歌剧演员。但是，要我描述弗莱明在舞台上都做了什么，我还真是无可奉告。拉奎尔这个人物是歌剧演员，所以弗莱明做回自己就已经称职了。在舞台上，她刻意暴露身边那些歌剧演员不检或自私的行为。还有，她在剧中也曾高歌几句。有一次进场的时候，她一边模仿鸟儿吱喳而鸣，一边问道：“是鸟儿在叫吗？”然后她再演唱一句颤音，做出惊讶的表情，“不是它，是我啊！”

拉奎尔每次听到“卡拉斯”的名字，都会有强烈的反应。就像她的指挥家丈夫维托·德·安吉里斯（ Vito de Angelis）[百老汇老牌演员杜格拉斯‘西尔斯（ Douglas Sills）饰演]每次听到“伯恩斯坦”的名字时一脸阴沉。故事中提到不少关于伯恩斯坦的成就，包括他被委任纽约爱乐乐团音乐总监的消息（大家很清楚，舞台上所发生的故事，就在1 957年春）。那些忠心耿耿的管家们为了避免主人生气，把伯恩斯坦受聘的新闻从报纸中剪了出来，留下一个大窟窿。

帮助维托撰写《叫我指挥大师》（Call Me Maestro）的代笔[一个完全缺乏自信的男人，由杰里·奥康内尔（ Jerry0' Connell）扮演]在喜剧开始不久即被开除。但拉奎尔却立刻聘用他，要他为《叫我首席女主角》（Call Me Diva ）代笔。为指挥大师服务的新雇员，是出版社的初级编辑[演员是安娜-克鲁姆斯基（ Anna Chlumsky），她把平常在《副总统）×Veep）电视剧的现代服饰脱掉，换上《广告狂人》（Mad Men）年代的服饰]。

在这种情境下，我们如何评价弗莱明的表现（当然，她才是吸引观众买票看戏的原因）？歌剧演员这类人，往往在节奏感方面比较弱。但是，很多人都认为喜剧中最关键的，就是对时间节奏的把握。要是按照这套理论推断，弗莱明与其他演员应该格格不入——她在节奏的操控上可能比较逊色。可是，尽管她在舞台上的对手都是专攻喜剧的老行家，弗莱明却一点都没被比下去，没有在任何一个闹剧节拍上脱节。

这部喜剧去年夏天在威廉斯镇戏剧节（ WilliamstownTheatre Festival）初试啼声。不少剧评说，《靠爱活着》本应是一部关于男女关系的闹剧，但却变得过分清高。在百老汇预演的时候，这部喜剧营造了很多笑点，但没有什么突破。差不多每一场都像欠了什么似的，令人向往于泰伦斯-麦肯纳利（ Terrence McNally）那种抵死的幽默。众所周知，麦肯纳利是名副其实的死硬派歌剧迷，他于1989年创作的《里斯本茶花女》（Lisbon

Tra via to）一方面有所提高，另一方面亦降低了以歌剧为主题的话剧创作。

对于我来说（我看的是预演场次），有一些细节令我感到失望。指挥大师操着意大利口音大发牢骚的时候，双手拿着埃利奥特·卡特（ Elliott Carter）钢琴协奏曲的总谱。我一看就明白：导演的设计，是让懂音乐的人会心微笑。坐在我后排的卡内基音乐厅艺术统筹也留意到这个细节。在那个年代，没有一个欧洲指挥家会愿意指挥卡特的美国新派作品。但是，问题却发生于时代的错误：卡特于1962年完成他的钢琴协奏曲，距离喜剧发生的1957年整整晚了五年之久。

我们受聘于《中式英语》的任务，就是想避免产生这类差错。

歌剧演员费尽心思要在观众走出歌剧院时，回望弗莱明在百老汇剧院的入口处高高挂起的名字，黛博拉-沃伊特（ DeborahVoigt）也在紧鼓密锣地准备她的独角戏《沃伊特的课堂》（VoigtLessons），导演是弗朗切斯卡·赞贝罗（Francesca Zambello），编剧是如假包换的泰伦斯-麦肯纳利。让我在这里改动一下007电影系列著名反派奥瑞克·金手指（ Auric Goldfinger）的口头禅：一次可能是巧合：两次则代表敌军开火。

这些点子太相似了，不可能是机缘巧合。弗莱明饰演著名女高音拉奎尔·德·安吉里斯，养了一只名叫普契尼的小狗；沃伊特的爱狗名叫施坦威。拉奎尔回忆录的书名是《叫我首席女主角》，沃伊特刚出版的自白书是《叫我黛比》（Call MeDebbie）。弗莱明一边扮演拉奎尔，一边对着观众调皮地打眼色。沃伊特的表达方式却刚好相反：她毫无保留地暴露自己不足之处。因为女主角往往把最锋利的矛头指向自己，《沃伊特的课堂》令观众特别惊讶。

沃伊特的独角戏有80分钟，演出的模式参考了伊莲娜-斯屈奇（ Elaine Stritch）自传式作品《自由地》（At Liberty），是剖析自身经验与音乐回忆的混合体。沃伊特谈及少年时在教堂唱圣诗，在中学参加百老汇音乐剧，以至最后踏足歌剧的心路历程。[这部独角戏的第一版本于201 1年在Glimmerglass歌剧节首次演出。那年夏天，沃伊特推掉了瓦格纳与施特劳斯的歌剧制作，毅然参演了欧文·柏林（ Irving Berlin）的经典音乐剧《安妮拿起枪》（Annie Get Your Gun）中女主角]。沃伊特对音乐剧的热爱——同时对歌剧感到的矛盾——这个启示，不算惊天动地。沃伊特更坦白，把自己的其他癖好：食物、酒精、男人，都一一数了出来。

在舞台所展现的一切可能令观众感到不安——今年2月份在纽约市92街Y剧院里，沃伊特的妈妈也在观众席中。大概演到一半，沃伊特便提到那次“小黑裙”（ little black dress）事件，以及她于2004年接受胃绕道手术的经历。

过去的歌剧明星之中，没有几个像沃伊特那么吸引公众的目光。当年，她告诉记者——她坚持自己没有预谋，要把这件事公之于世——被导演开除，不能参演科文特皇家歌剧院搬演的《阿里阿德涅在纳克索斯》（Ariadne auf Naxos），因为她过于肥胖，不能穿上导演要求的那条“小黑裙”。当年的她，为了建立自己的事业而拼命，导致自己的体重飙升，达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她自认最高纪录为333英镑（151公斤）。手术后，沃伊特的体重减少了65公斤。

但是，另一种劣癖却来填补了她的空虚：她开始酗酒。再加上起起落落的男女关系，沃伊特被那些魔鬼迫至自杀的边缘。

虽然她在舞台上简略地描述了那些经历，但在沃伊特两百多页的自传里[《叫我黛比》的共同作者是娜塔莎·斯泰诺夫（Natasha Stoynoff），前《人物》杂志记者，也是畅销的“代笔”]，还添加了其他引人入胜的细节，比如说，在华盛顿白宫的盛会遇上克林顿总统，总统有意无意地抚摸她（“他喜欢比较圆润的女人，”她补充道，让大家回想起上世纪90年代那些头条新闻）。

沃伊特还告诉我们，帕瓦罗蒂去世前请教过她关于胃绕道的手术。还有，万一大家都不清楚这个历史细节：沃伊特曾经昏迷36小时，当时酒店的房间内摆满酒瓶。事件发生在北京。她当时在那里献唱百老汇歌曲。不久之后，她就进入康复中心戒酒。

大概10年前，弗莱明出版了名为《内心之声：一位歌唱家的成功》（The Inner Voice： the Making of a Singer、一书，是她自己写的。除了书里找不到代笔的名字以外，行文中有着弗莱明歌唱时那种自律与辛劳的风格。相比之下，《叫我黛比》像一个酒神式的狂欢节，可以媲美歌剧音乐中反复无常的情绪。要把细节好好地串联在一起但又避免过于淫秽，当然必须要有一位出色的代笔（就是斯泰诺夫女士）。沃伊特的故事证明了歌剧明星跟流行歌手或好莱坞演员一样，生活可以乱得一团糟——最终，也证明了他们其实跟我们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