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尹业光 图+无忌 黄荣莉

松溉熊氏杆秤一杆秤上的百年刻度

文+尹业光 图+无忌 黄荣莉

英文导读： Xiongshi Lever Scale keeps one hundred years. Xiong Dexing is the fifth generation and he has researched the skills for forty seven years.

在重庆永川松溉古镇，熊氏杆秤传人熊德兴的名气很大。2010年，熊德兴登上了央视举办的《欢乐中国行·魅力永川》晚会，名嘴董卿邀请他在节目现场展示了制作的最小杆秤和最大杆秤，一时间，熊氏杆秤声名鹊起。从此之后，重庆主城甚至更远地方的游客纷纷慕名而来，想一睹熊德兴表演百年制秤技艺。不过，自己的手艺虽然火了，但现实却让熊德兴新增了疑惑，“杆秤成了旅游纪念品，不拿来用了，拿来看了。我也不是工人了，成了演员。”

古镇里孤独的制秤匠人

熊德兴的杆秤制作作坊位于松溉古镇的一条老街上，街上的石板路和两边的木质民居，都散发出一股古老的味道。不足30平米的手工作坊平时是房子的堂屋，制作杆秤时将饭桌往旁边一推，这里便成了熊德兴的工作室。

在这间简陋的工作室里，两面雪白的墙上挂着大大小小十几杆秤，木质工作台上随处可见用来量秤的砝码，以及手推刨、手钻、铁砧子、砂轮、秤钩、铁钳、叨口等做秤的工具。“这些东西都是我父亲留下来的，有些工具已传承了好几辈人。”熊德兴一边推木屑一边说。工作台是他爷爷留下的，已使用了70多年。而熊家制作杆秤的历史更长，自他祖父熊兴元于清朝末年在此开设杆秤作坊以来，至今已历经5代人，有100多年历史。

熊德兴16岁开始随父学艺，已从事杆秤制作47年。那时候熊德兴觉得这项技艺十分繁琐，仅一把秤杆就要磨好几个小时。刚开始做的时候他仅仅能做出一个形状，离一把“好秤”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学了四五年，熊德兴做的秤才勉强入得了父亲的眼。他清楚地记得，刚开始学时，他做的杆秤是十六两制的，在每杆秤末梢都会刻上“福禄寿”三字，既耗时又繁琐。对此他一直疑惑不解，因为国家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实行十两制了。父亲告诉他，那是改革后，很多人用不惯十两制的杆秤，老辈子又舍不得丢弃传承了几千年的十六两计量单位。随后，父亲向熊德兴说起爷爷辈传下来的关于秤杆起源的故事。

左右页图：沿着永川松溉古镇的老街一直走到解放街16号，便可看见“熊氏杆秤”的制作作坊。这里曾经门庭若市，如今却门可罗雀，第五代传承人熊德兴几乎成了松溉古镇乃至永川惟一的制作杆秤的匠人。

相传，为越国灭吴雪耻立下头功的范蠡，深谙国君勾践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遂在论功行赏时激流勇退，与知心爱人西施跑到齐国下海经商去了。几年后，却散尽千金，辗转至陶，用“操计然之术”把握商机，又成了富可敌国的范大款，而杆秤则是他在经商实践中的意外收获——他用东方人的思维具象地阐释着杠杆原理，以南斗六星和北斗七星为标记，一颗星代表一两重，制造出了十三两为一斤的杆秤。今天，我们常说半斤对八两，这是因为大家都熟悉古代是十六两为一斤，其实这三两也是范蠡加的。那时，有了杆秤，虽克服了市场估堆陈弊，但不久范蠡又发现一些奸商以缺斤少两的卑鄙手段损害买者利益，于是他在原来的基础上添了福、禄、寿三颗星，一斤也相应提高到十六两。少一两没福气、损二两无功名、缺三两折寿命。直白讲就是：“哥们儿，我画个圈圈诅咒你，看你还敢不敢克扣斤两！”时光荏苒，范蠡苦心孤诣的金山银山早不知卷往何方，惟独其经商的副产品——杆秤留了下来，这也许是他未曾意料到的吧。

后来，人们逐渐接受了十两制，十六两制的杆秤熊德兴再也没有做过，家里惟一的一把十六两制的杆秤还是熊德兴的高祖留下来的。熊德兴不无感慨地说：“杆秤上少了福禄寿三字，倒是简化了我们匠人制作杆秤的流程，却增加了许多人的市侩心理。”

做十两制的杆秤至今，熊德兴做出的成品杆秤中，最重可以称500斤，最小的可以精确到一钱、两钱，但一般都以制作60斤的家庭杆秤为主。

23道工序做出的良心秤

杆秤看似平常，可是工序复杂，从刨到磨，从钻孔到嵌星，从上漆到抛光……做一杆好秤至少需要23道工序。在笔者的强烈请求下，熊德兴为笔者演示了熊氏杆秤制作技艺的工序。

只见熊德兴在一堆阴干了几年的硬杂木里选出了一根枣木，经过刨、磨后，原本粗糙的一根木头在熊德兴手中渐渐变成笔直光滑的秤杆。随后用两脚规测量，在秤杆上打出三个垂直的孔，用来安装秤盘、秤钩和两个提扣。待烧好的铜水冷却敲成薄铜片并在秤杆的两头包好后，就是系提扣了。为方便使用，一杆秤都具备大、小秤功能，而决定大、小秤的正是提扣，它类似于阿基米德撬起地球要找的那个支点。所以，一杆秤要系两个提扣，大秤居前，小秤居后。杆秤是否准确，由小秤的定平心说了算，即提着后面的提扣，移动秤砣，空秤达到平衡时，秤砣吊的位置就可以钻第一个星花，即定平心。小秤的星花在内侧，一般一两起花，熊德兴先用标准计量码一斤一两地测出相应距离，再用两脚规等距度量出下一个星花的位置。全部标记好了，熊德兴拿出手工钻，一阵拉压，先前标记的地方留下了一排小钻孔，往钻孔里嵌过铝丝，再挫几下，就出现了我们平常看到的杆秤上有光芒闪耀的效果了。钉完星花之后，一根秤杆就算基本完工了。当然，为了让秤杆更加光滑、圆润、美观，还需要稍加打磨。

左右页图：熊氏杆秤是纯手工制作，包括选料、荫干、初砍、粗刨、精刨、粗磨、精磨、定尺、定位、定点、配件锉磨、配件淬火、配件固定、确定刻度、等分刻度、校对刻度、钻孔、嵌星、磨星、包头、上漆、抛光、校重等23道工艺流程。

熊德兴说，做秤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容不得半点马虎，稍有不慎，秤就会有偏差。他时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做杆秤就是做良心。”要做到这一点，秤杆的选料就要极为考究，坚实耐用不易变形的木材才是上等的材料。在熊德兴眼里，俗称“磨铁销”的乌木最好，其次便是枣木、杏木、桦木等硬杂木。选用这样的材质，做出的秤杆才能不走形不崩裂，而且不管晴天下雨都可以用。“我做的秤一般要用二三十年。”熊德兴不无自豪地说。熊德兴家现在还保存着一杆百余年的“磨铁销”老秤，这杆秤出自他高祖之手，永川区文化馆的人曾经想将其收藏，但他一直没舍得卖。“这杆秤毕竟是祖上传下来的，能留一天是一天了。”熊德兴说。

2009年9月，松溉熊氏杆秤制作技艺进入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熊氏杆秤”的精湛技艺留下了注解。

渐渐消失的古老技艺

白驹过隙，时光荏苒。一晃，熊德兴也在做秤的日子里变老。此时，一种新的称量工具出现了，仿佛是一夜之间，人们不再使用杆秤了，无论行商还是坐商纷纷用上更加便于交易的电子秤。这让做了一辈子杆秤的熊德兴有些怅然，他无限怀念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是“熊氏杆秤”最辉煌的岁月，鼎盛时期有十几个工人，一个工人一个月都要做五六十杆秤，年产量达两千多杆，远销四川、贵州等地。“那时，买秤都要排队。”熊德兴回忆着曾经的兴盛。

如今，熊德兴的杆秤作坊一年卖不到五十杆秤。就在笔者采访的当下，熊德兴还兴致缺缺地说：“这两个月一杆秤都没卖出去。”不仅如此，“熊氏杆秤”正面临消亡的危机，熊德兴说，制作一把杆秤历经二十几道复杂工序和两年多的生产工期，可最贵的秤才卖一百多元，最便宜的只要二三十元，利润非常微薄。现在，熊德兴几乎成了“熊氏杆秤”的末代传人，他的儿子只学到了皮毛，工艺的精髓根本没有掌握。

2010年，熊德兴也曾上过《欢乐中国行·魅力永川》节目，展示了他制作的最小杆秤和最大杆秤。原本希冀着通过节目的影响力改变熊氏杆秤落寞的状况，但这仅是杯水车薪。熊德兴告诉笔者，从那台晚会后，一些重庆甚至更远地方的游客慕名而来，要看他表演百年制秤技艺。然而这些游客仅仅是把杆秤当作来松溉旅游的纪念品，买回家当摆设。“杆秤不拿来用了，拿来看了。我不是工人了，成了演员。”熊德兴说。

临走之际，笔者与摄影师分别买下一杆长不盈尺最大称重50克的药秤。熊德兴说，这叫司马秤，是他几年前做的，制作这个需要极好的眼力，63岁的他已经做不出这么精细的刻度了。或许正是具备了精准的优点，在杆秤逐渐被电子秤取代的今天，司马秤仍在药房偏安一隅，苦撑着杆秤残存的余辉。

左右页图：熊德兴做秤的所有工序几乎都是在爷爷留下的作业台上完成的，因作业台台面由坚硬的桂圆树制作而成，加之制杆秤所用的黑土漆，那张0.3平方米的工作台像是被镀了一层黑铁，变得异常结实。

The Disordered Needle Embroidery in Ban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