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玉璞

经二十载磨出来的《中国歌剧史》终于在2010年3月面世，

当时我曾写一小文，或因投稿传送有误或因其他原因未见录用。日前发现电脑文档中尚存旧稿，又引起层层思绪，便在原稿基础上重把自己的点滴感悟再记录下来，以还夙愿。

《中国歌剧史》的出版，不仅令我由衷欣慰，更为之感慨万分。其中感触尤深的是，中国的首部歌剧史竟是由一群伏枥老骥历经20载，一点点“啃”出来的。

中国歌剧是既不同于西洋的“Opera”，亦不同于中国戏曲的音乐戏剧艺术。它从20世纪初伴随着新文化运动而萌动，在抗日与解放战争中形成，再于建国后蓬勃发展起来：在上世纪50年代初，曾被称之为“中国民族新歌剧”或简称“新歌剧”。中国歌剧从启蒙至今，已历经90余春秋，然而在这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却由于或历史、或政治、或其他原因，从未做过完整且系统的记载和评说。因此，窃以为首部<中国歌剧史》的诞生，无论其客观评价如何，均应有其特殊的意义。

在市场经济盛行的当今，凡出版物大都是个人撰写的畅销书，或是官方组织编辑的出版物。然而《中国歌剧史》的编写却不属此类，它的诞生，主要是一批老“歌剧人”自动自发，出于一种对事业的依恋与夙愿而完成的。

《中国歌剧史》的撰写者们，都是搞了一辈子歌剧的老“歌剧人”。“文革”后，大家均猛然发现自己为其付出一生的中国歌剧，竟然没有一部系统的发展史，实在于心不甘。眼看歌剧界一位位老前辈们带着遗憾离去，大家都认为不能再等了，必须“从我做起”。

编辑组的发起人和组织者荆蓝同志，是一位“老延安”。从80年代开始，她就在中国歌剧研究会的支持下编辑过《中国歌剧故事集》和两册《中国歌剧文集》。之后更是本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精神，召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老友开始初步运作《中国歌剧史》的编撰工作。由于完全是白手起家，便不得不到处“化缘”，并不断去拜访和寻求歌剧界老一辈艺术家们的支持。现在书中的序言初稿，就是拜托老戏剧家张庚同志于1993年12月18日撰写的。当时的编辑组举步维艰，一面四方求告，到各处寻求和搜集资料；一面坚持伏案，终于搞出了一份编史提纲初稿。但意想不到的是，随着几位得力编委的故去，编辑工作一度几乎陷于“搁浅”。

然而，一个人倒下去，更多人站出来。到新世纪初，除荆蓝同志坚持不懈外，又有好几位老艺术家欣然加入了编委会，歌剧评论家刘诗嵘，作曲家胡士平、舒铁民，剧作家黄奇石，原文化部副局长周稽以及本人等数位离退休老人的参与，大大充实了编辑力量。我们有着一致的共识：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代“歌剧人”，如马可、丁毅、舒强、张鲁、陈紫、刘炽、瞿维、时乐蒙、刘郁民、韩冰、吕佣等等都已先后离世，而我们这些后继者，如胡士平先生当时已将近90岁，刘诗嵘先生比他小一岁，即使最年轻的编委也已年届古稀：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是，亲历中国歌剧发展过程的人越来越少，如果不在这些仅存的老同志有生之年撰写出一部中国歌剧史来，那么若干年后，后人即使要写中国歌剧史，亦只能根据仅有的书面资料进行汇集，许多事实真相将会湮没在历史长河中，这将是一种莫大的损失。故而每一位老编委都是“不用扬鞭自奋蹄”，抱着“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编撰工作。他们与时间赛跑，与生命赛跑：或寻访当事者，或跑图书馆和各文艺院团资料室查阅史料，或昼夜埋头撰稿，真可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编委会还经常开会讨论各种事宜，由于观点不尽相同，往往会产生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均是学术方面的看法，并非个人恩怨：即使观点不一致，也总是对事不对人，而最后也总能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达到和谐共识。

编辑工作的条件是艰苦的。首先是编委们年老体弱，如歌剧《红珊瑚》的作曲者胡士平先生已是步履蹒跚、上下楼都需要人搀扶的耄耋老人，但他开会从不缺席。因胡老是原海军文化部副部长，有车接送，我们这些没车的编委便经常“沾光”，搭胡老的“顺风车”回家。最遗憾的是胡老已于去年9月13日与世长辞，万幸的是胡老目睹了《中国歌剧史》的出版发行，亦可此生无悔矣。

其次，编辑工作最困难的问题是经济拮据。由于经常要为学术问题开整天的研讨会，为了节约经费，午餐通常是由各编委轮流坐庄买单。最“年轻”的剧作家黄奇石先生为了使会议开得更轻松一些，常常自掏腰包，带些水果、干果和小点心等来会场，让大家边吃边谈，缓解疲劳。

对于我们这群老人来说，稿件的互相传递也是一大难题，幸亏大多编委尚能初步掌握电脑打字和收发稿件技能。更幸运的是，编委老作曲家舒铁民十分精通电脑业务，曾在北京老年电脑比赛中夺魁。他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勇于承担工作重担，使后期的汇稿、通稿、改稿和定稿工作得以顺利完成。最后，这本凝结了大家的心血之作，终于在文化部大力支持下得以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发行。

这部《中国歌剧史》的出版，有其独特的意义：第一，作为中国歌剧史，它是开创之作，前人从未这么系统地对中国歌剧的发展过程做过汇总。第二，编撰者均是中国歌剧发展过程的实践者，他们本身也是中国歌剧发展历史的见证者。第三，这部近百万字的巨著不是“钦定本”，该书的编委会是自发组成的。虽然由于各种因素或条件所限，书中难免有不完善之处，特别是一些学术方面的评价，还有待后人去做进一步探讨：但这样一群不图名利的“好汉”恐怕是再也不好找了。更值得一提的是，事实证明老年人不仅是“余热”，亦是“能源”，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还是能为社会做贡献的。

如今，编委们都已经功成身退了，我望着面前的这部《中国歌剧史》浮想联翩：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持着这些老同志能够不为名、不为利，历经20年时光，写成一部长达近百万字的巨著呢？答案也很简单，也就是一份事业心吧。如果把工作作为一种事业，就会兢兢业业、乐在其中：如果把工作作为一种谋生、甚至是赚钱的手段，就会斤斤计较，烦恼无穷。

孔老夫子说得好：“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是说对于学习，知道怎么学习的人，不如爱好学习的人：爱好学习的人，又不如以学习为乐趣的人。其实做事也是一样，无论做什么事，只要能乐在其中，就会不计名利，不知疲倦。希望无论是老年同志，还是青年同志，都能把工作当作一桩事业和一种乐趣，那就会辛勤耕耘：当你摘下胜利的果实时，就会觉得那果实的滋味特别地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