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保忠

三十六 从东板坡到大南沟

时间：2015年8月2日

地点：大同县峰峪村

春节回乡，母亲念叨说，暑假，回来给你爹上上坟吧。可能她也知道清明我是肯定回不去的，有快要高考的孩子牵扯着呢，所以，就把心思寄托在了这个时间点上。当时，以为她是嫌我那几年没回，嘴上什么都没说，心里却有些窝火，这种事，过去不都是由我张罗的吗？咋我离了三年就说出这种话来？六月，二哥陪孩子来考试，一起喝酒，绕绕弯弯也提及此事，并强调，这是母亲的意思。我听了心里自然郁闷，却知道，这三年，是一切让位给儿子的学业了，要不然，每年那两次简单的仪式，能不回去吗？

这次回来，办了外甥的婚事，二哥提议，赶在老四一家走前，给父亲和大哥把坟上了，也了却了母亲的一桩心事。

定下后，第二天一早便动身。那么多人一聚集，忽就读懂了母亲。除了逝去的大哥，不是都齐了吗？最要紧的是，六个孙儿孙女也在，三个，刚拿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搁在八十年代，这是要轰动全县的，近些年，考个大学不算什么新鲜事了，可这阵势，不也说明了一个家族的兴旺吗？说光宗耀祖也好，说烧包显摆也罢，母亲也就这么点心事了，说到底，她的舞台，仍在那个火柴盒大的地方。而儿女们，面对的却是另一个世界，特别是她搬进城里后，那村庄，于我们，便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故乡，一年最多回上一次，几乎是，在几个叔叔家晃一晃就走。我们的下一代，那些二十来岁的孩子，不识谷子黍子，也不知山药倭瓜开什么花，故乡，于他们是全无瓜葛了。

其实，十六岁离村的我，对故乡，也是近些年才亲近起来的。人，就是这么个奇怪的东西，近了，你嫌弃她，远了，反而是分外地惦念了。年届五十，在我的树上，大约，一些叶片已开始泛黄，开始牵挂那个根了，而在枝杈的上方，淡淡的，也已飘着些归去的霞色了。但年轻时，对村庄，却是说不出的厌恶，迫不急待地想离开，去到城市。那时，生活永远在远方——害怕回乡，回去了，走的也是村子里最背的巷子，不想和谁说话。除了性情羞涩，也少不了自视甚高的因素，以为，和他们不是一个群体。再是，不解村庄的复杂，每一条街道、巷子，怎么承载了那么多恩恩怨怨？历史的，现实的，历史和现实纠缠在一起的，一些触角一直延伸到了今天。

在母亲，自然不会不晓得这些，但她更知道，自己的根在那里，离了，便会带出与生俱来的泥土。如今，进城也有十余年了，却仍把卫生间叫茅厕，把客厅叫堂前，把厨房叫伙房……她的交际圈，仍是村子迁到城里的一些人，天气晴好、身体不出毛病时，她会拄着拐杖出去串个门，常去的也就那几家，改嫁到城里的王日有家的，在南街卖豆腐的三瓜婶家，还有娘家胡家窑头村的一个嫂子。她的时间观念，仍是早起、晌午，擦黑、半夜，五更、天明。衡量空间的尺度，依然要用村与村的距离作比，比如，她问我，你们作协距青年路有多远？我说有四五站地，她头脑里没有“站”的概念，自是不大明白，便问，有咱们凤羽到西堡那么远吗？我说，比西堡远一点，快到施家会了。她就吃惊，这不得走七八里地嘛，那么远？她希望老了后还能葬在我们的老坟，到了那个世界，还是从前的老邻居，寂寞时还能跟他们拉呱拉呱。她们这代人，注定是与村庄纠缠在一起了。

离开市区，走御河东路，南行三十余公里，过桑干河，先到了马头山下一个小村子。

这个村庄与村南的恒山余脉马头山之间，是大片大片的荒坡地，其中一面坡，村里人叫“东板坡”，大哥就葬在那里。

当初，在为大哥选择坟地时，我们也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原本，该把他葬在老坟。老坟，我祖爷在那里，我爷爷在那里，二叔四叔也在那里。那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我不懂风水，看了后却也觉得那地儿不错。请来的二宅，嘴却不好，认为，有条件的话，最后不要埋在这儿了。原因是，灾荒年代偷吃了几个玉米棒，却被看田人揍了一通而疯掉了的四叔，也进了老坟，这就坏了脉气。这话让人听了心里疙疙瘩瘩的，而村子里又一时找不下合适的地块，思来想去，不如暂缓一时，便给大哥另选了个地方。

狭窄的林间小路，曲里拐弯的，只容一辆车通过，路南的沟坡却开阔，开阔处有我大哥高隆的坟丘。从前，只有大哥一座坟，现在，西面几十米处又新添了一座。刚停了车，后面便又撵上了一辆，也停住了，下来个胖女人，说话的口气很冲，让个路呀你们，不是本村人吧？大概，她家也有人回来上坟了。我们胡乱说，就是本村的呀。她再盯着我们细看，本村的？本村的能没见过？话匣一打开，她就刹不住舌头了，指了路北的林子，都是那种长不高的老头杨，说，塞了好几十个坟圪堆，密密麻麻的，将来，我们村人老了又往哪里埋？一直到我们把车挪开了，她才收了一肚的牢骚，上了车走了。

几年没来，大哥的坟头上已是草盛叶茂，其中一种植株，瘦瘦高高的茎杆上，摇曳着白中带粉的小花。这花，我们叫摘摘面，书上称为摘麻花。我们那一带有个说法，坟头上若生了摘摘面，后代儿孙必发达。长不出这种东西，主家心里便会生出一些毛茸茸的自卑来，会唉声叹气，会说坟头上没长那摘摘面呀。大嫂的悲伤，并没有因为那些小花的出现，有丝毫的减轻。小侄子虽说已大学毕业，到了撑起家业的时候了，这半年却生个小毛病，手术过后仍不好，这就很让做母亲的忧心了。大概，被命运的尾巴狠狠扫过一扫的人，都会生出这种疑虑的。触景生情，在坟前，平日里蓄积的不顺和委屈，这一刻，自是化作了泪水。

上了香，摆了供品，烧了一大堆纸钱，再磕上几个头，这仪式就算结束了。张罗时很热闹，仪式却又过于简短，几乎是，有些潦草了。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风尘仆仆而来，却只能待那么一小会儿，然后，就得离开了。坟里坟外，两个世界，外面，喧闹繁忙，里面，漆黑幽静。当然，我想，大哥或者会走出来，坐到坟丘上，在摘麻花淡出的香味中，看一眼近处的沟，远处的山，若是还有些兴趣，他会看得更远一些，或许，会望向母亲的那个小城，望向我们生活的那个城市？

看着远处着了雾色的山，我无语，山也冷漠，然而也只有它们，日日夜夜守着大哥了。

那些被病痛纠缠的日子，如罩了山的云，又一次淡淡地浮在我眼前。大哥生病时，恰恰四十五岁，而我们的父亲也是在这个岁数离去的。也因此，大哥对自己生出了悲观。以为，黑手高悬，终究是逃不过那个劫的。最终，生的信念还是扯起了一些光斑，那么大的手术，八个小时，出了手术室，各种管子插满了身体，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他都忍受了。后来是，身体渐渐好了起来，然而也因此有了些轻敌的意思，以致于八年后，被那只高悬的黑手，又一次掐住了喉咙，再也没松开。

我记得，在他去后的那个冬天，因为悲伤而惹出的一些小毛病，也引发了我的那种宿命感。不能不承认，有时候，我无法摆脱性格里的软弱，亦如无法摆脱生命中另一个底色，忧伤。焦虑中，我看到过死亡迷人的脸，以及它每个毛孔散出的芬芳。是的，那一阵子，我对生充满了厌倦，我不明白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最后，我是从这种悲观中挣扎了出来，却永远也走不出对世界的悲观。走出的理由，仅仅是，我是一个男人，我得对自己的女人和孩子负责。仅此而已。

但终于是要离开了。

最后一个离开墓地的，是大嫂，扔抹着泪。

出到大路上，大嫂要先回市，她不愿开车的儿子太累，便分作两路，她娘两个从西走一段，顺着御河东路回去。我们呢，往东，朝着故乡的方向。

村口，如今修了牌楼，门额上，书了原先的村名，峰峪，背面，大约是采纳了我的意见，写成了凤羽。我们村，无山也无峪，叫峰峪，这么叫真的是很有些别扭。凤羽，则是有传说的，也是美好的。进来后，路北是村委会，路南是一面照壁，照壁之南，隔了一大片空地，从前做过学校的篮球场，是村中的大戏台。这里，我自是熟得不能再熟了，儿时，常常在这里玩耍，看电影，看戏，看开批斗会，看各式各样的誓师会。自然地，这是村中的政治文化中心了。几年前，也不知谁的主意，照壁西边起了一堵围墙，将戏台围在了里面，严是严实了一些，却有些透不过气来，可能，当初有人觉得这样围上了，便不会走了风水？在我老家，风水学远甚于建筑学。

戏台东侧，隔着一条路，是我曾经的中学校，后来又变成了小学校，再后来，小学校迁到了村东，房子卖给了变电站。围墙粉刷一新，却没了从前的大门，没了大门两侧墙壁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字样。看不到从门口出来进去的童年的身影，听不到老槐树上当当当的钟声了。顺着南面的水泥路，一直走，没有了房院时，便算出了村。路两旁，是大片大片笔挺的玉米、抽出穗来的谷子，散着我打小习惯了的庄稼和艾蒿的味道。走了一段，刹住，把车塞到了一个岔路口。路西就是大南沟了。地头有好几棵杨树，连成了一片浓荫，这样的浓荫在城市不可能找到，再热，在下面一站，暑气顿消。

我们往沟坡下走。

坡有点陡，两个女孩，我的女儿，老四的女儿，穿的鞋不对，不得不留下了，眼巴巴地在树下看。下了沟，便是庄稼地，没有路，地肥，庄户人舍不得留路，只能顺着长满青草的地塄走，地塄走不了便走下面的水渠，上来下去的。有时得停下来，拉一把身后的女性，我儿子拉我妻子，侄子又去拉老四家的，走着走着，不提防，看到了两个黑焦焦的东西。我得说，那个正午，我被那两个东西撞疼了，视线，还有内心。我一直在想，它们象征着什么？我相信它们不会是无意义的。世界万物，每一种存在，都是一种哲学。

细看，看清楚了，是两棵被雷劈了的树。

两棵雷击树。

一棵，碗口粗的，骨架还在，皮却烧了个焦黑，锻造成了直竖竖的黑铁，塑造成了尖利的煤矸石。另一棵，要比这棵粗壮，然而却被那种粗暴的蛮力拦腰截断了，腰以上的部分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埋在了草丛中，站着的一小截，像一个蹲踞在那里的忧伤的老头。这两棵树，在沟里的东七西八的树木中，是提前被收走了的。依然活着的那些，不能不感谢神的光芒。两棵被击断的树，我想，该是一对父子，粗壮的那棵是父亲，细瘦的那棵是儿子。一直到后来走出沟里，我才想明白了什么。

转了个弯，往北，往大南沟的深处走。

依然没有路，只能在玉米地中间穿行。沟里的玉米长得真是好，每一年都长得好，不仅仅玉米，这一片是种什么长什么，种什么都能长得好。满沟的玉米，让人想到了那个诗意的词汇，青纱帐。

七八十年代，大南沟还有水，满满的一沟水，每到夏天，村子里的女人便端了衣服在水边的石头上搓洗。到了冬天，这水就结了冰，银亮亮银亮亮一大片。有时，我们会跟对岸兼场村的孩子开仗，这边的打胜了，会踏着冰，冲到那边的崖上去，那边的打胜了，也会踏着冰，冲到我们的村中。后来，这一库的水就消失了，据说是泉眼被堵塞了。没有了水，这一片依然是湿地，旱涝保收，所以，人们是分外的珍惜这块地。

大南沟是村里寄埋死人的地方，顺着沟的东崖，挖了七八个窟窿。大约，都是觉得这地方有风水，前面是水，对面是崖。父亲是第三个来到这里的，他去了的那年春天，据说，天坑在东南，而我家老坟恰恰在那个方向，也因此，父亲就不能进老坟，只能寄埋在这条沟了。什么时候起坟，也得有依据，不能随便行事，而村子里，最常见的说法是，湿棂引干棂。但是，在我父亲走后的几十年里，我们家一直都是平平安安的，中间，我奶奶走了，可她去那年也有七十二岁了，属于老丧，本指望她能把我父亲引到老坟，偏偏，奶奶去那一年，天坑也在东南老坟那一带，便只能寄埋了。五年前，我大哥遭遇不幸后，和叔叔们商量后，意思是让我父亲也跟了进老坟。偏偏二宅说了那样不中听的话，这事也只能作罢了。我们的父亲，也只能寄在这沟崖下了。

在父亲来到这里之前，先寄埋到这里的是王日新家的，她男人成分不好，她女儿那时和我同桌，叫彩霞，常常一起玩，但我在不高兴时，会骂她“狗地主”，一骂她就会趴在桌子上哭。后来，她父亲恢复了工作，一家人高高兴兴回天津去了。那个人，我记得在村里一直默默的，影子似的，没听过他说过一句话。其实，那时我家也属于被打压的一类，只是因为父亲被发落回村后，村里还缺少个医生，而且在短时间内找不到更合适的，才让他获得了这样一个身份。但他回来后，心情一直压抑着，小疾就酿成了大病，放到现在，一个手术即可解决的问题，竟然就让他陷了进去。去得太突然，连口棺材都来不及备，后来是，借了邻村二舅爷的那口。在村中，棺材，也只有老人们才为自己早早备一口的。二舅爷当时好像是有些不舍，他这口棺材是上好的松木做的，但是，他又看不得我母亲哭哭啼啼，终于还是奉献了出来。

到现在都觉得奇怪，父亲死后，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哭？可能，那时还太小，十一岁，不知死亡意味着什么，不知道死就是彻底消灭一个人的肉体，生命，从此后将会陷入无边无际的黑暗。更不知，一个人的死，会让一个家庭蒙受怎样的磨难，跌入怎样的低谷。那以后的十多年，我们家一直在低谷。母亲在低谷之底，负的重也最多，夜里常常失眠，大概睡下了还在盼算，在谋划，怎么才能把我们托举到高处，走出去。

这坟，从父亲去后，我也不知来过多少次，有时是弟兄们一起来，有时是我一个人来，但我从没觉着害怕。那年，当绳子把他的棺材吊下时，我没觉着他走了，当初春寒凉的冻土塞满那个窟子，我也没觉着他走了。第二年，或者就是当年的清明节，我和四弟到了坟上，见坟头和土崖的结合处裂开一个大窟窿，就想把那个窟窿补上。爬上去后，却看到了里面的棺材，以及棺材顶上的一块瓦当、一个钵子，我问四弟这两样东西是作什么用的，他摇摇头说不知道。看到棺材没觉着害怕，这两样东西却让我打了哆嗦，我当时肯定是想到了一些不祥的东西，是谁故意放进去的。以前，听叔叔们说过村中一些事，张家跟李家有仇，不去明火执仗地撕杀，却将一个什么东西埋进李家的墓穴，此后，李家便接二连三地出事。我想把它们拿出来，对四弟说了一声，身子便顺着窟窿口往下探，两腿踩到了棺材顶上，一弯腰拿起了东西，然后，从窟口爬了上来。我和四弟把东西带回家后，我母亲笑了，说，去放回吧。她一解释我就明白了，两样东西，钵子是衣饭钵，瓦当则写着我父亲的生辰八字，都是下葬时按照二宅的指点放进去的。衣饭钵早空了，里面的东西可能早让野猫吃了，母亲在钵子里又新添了肉食。知道了自己的无知，我再没一点恐惧了，又下到了坟窟，把东西工工整整放到了棺材顶上。我知道父亲是不会吓我的，他早早丢下我娘走了，早早丢下我们兄弟几个走了，他应该对这个家怀有愧疚，怎么可能吓唬我呢。

一沟绿油油的玉米，但我们还是凭感觉找到了父亲的坟，堆上的草正旺，崖壁却还是那样，一年年就那么泛着黄，连一根草都不生。从前，坟的左侧立着一根高高的土柱，现在，早已被风折断了，光秃秃的了。每次，望着坟边挤过来的庄稼，我们也抱怨，怎能种得这么满，连个烧纸处都不给留了。本来，是要跟主人说说的，后来想，这也是农人的美德，终于没说。我们不小心踩倒的庄稼，那家人也从来没有说过，大概是想，都快种到人家坟头上了，踩就踩了吧。崖头上也是地，前一年种谷子，再一年就是山药了，今年，我看了看，是玉米。有一年，上面的人家浇地，不小心，水好像是渗进了坟窟一些，我们就提醒他，可不敢这样了，那人便道歉，后来再没发生过类似的事。

近些年，村子里的人却不像过去那样好处了，从前不缺个人情，现在呢，干什么都得掏钱，一切都是按了城里的规矩办了。从前，小卖部还可以赊欠，谁没个缺钱的时候呢，现在，一过来，就能看到门口的那张纸，黑黑地写着几个字，本店概不赊欠，有此心思的人自然就免开尊口了。从前，邻里间还有个互助，有个合作，现在，麻将桌上缺了一分钱就可以打得头破血流。从前，抬材打墓，邻里邻居都愿帮个忙，现在，都躲得远远的了。大哥下葬时，前一夜，我们跟总管王贵宝叔叔商量，这得找些人帮着抬材啊。王贵宝叔叔说，你几个叔叔都老了，能派上用场的也就你保华哥几个，还是雇人吧。我们说，这种事雇谁？王贵宝叔叔笑笑，南头的宏柱专揽这活儿，用的话，告他一声，明儿一早就过来了。我说，那就告他一声吧。果然第二天，宏柱带人上了门，其中一个人，我一看就笑了，此人疯疯道道的，一辈子没娶，在生产队做活时也不是个好劳力，现在，居然也干了这行。我开始怀疑这帮人的能力了，但是，真的把棺材抬起来，才发现，那个人十分灵活，出堂屋门时，好多人上不了手，他居然一猫腰钻到了棺材底，用头和肩撑着出来了。难怪，人家要揽活儿，要挣这个钱呢。

世道，人心，一切都在变。

烧纸时自是要小心了，尽可能不碰一棵庄稼，为这事，犯不着把人家惹火，激怒，等你走了，谁知会骂什么呢。村庄，是有它的善良，也有它的恶毒，有它的质朴，也有它的狡诈，有它的宽厚，也有它的狭隘。几天后，当我陪着母亲回到村里的老窑院时，看到院子里压水井的井杆让人拿了，西房顶上的抽风机也让人拿了，院子里放的一把铁锹也让人拿走了，我就知道，村庄并不是我想象得那么正直，磊落，也有它见不得人的一面。

如同在东板坡，在大南沟，这样的仪式，同样也没花费多长时间。上香，摆供，烧纸，末了是恭恭敬敬磕几个头。稍为有点新意的是，儿子对着坟头说，爷爷，我考上大学了，你放心吧。可我明白，儿子除了知道他爷爷是我的父亲之外，再没更多的了解。其实，我对父亲的了解，又有多少呢？我和他的相处，也就是稍为懂事那几年，我和他的缘分也就那么短短的几年。对他的记忆，远不如对大哥真切，我能记起大哥的诸般好处，而父亲，他给我的好是真是有些模糊了。我只能从他留下的几本医书和一些书画里，从书页上的眉批里，从母亲的讲述里，从村人对他的评价里，知道他是一个医术高超的人，一个倔强有骨气的人。但这样的了解，除了能满足一些我的虚荣，又有什么意义呢。

坟边的纸化了灰之后，就可以离开了。风尘仆仆而来，却只能待那么一小会儿，然后，就得离开了。这，无疑是生者的无奈，我们就在这无奈中长大，变老，然后又把这无奈留给下一代。这无奈，就是乡村的传统，是它的胎腹里孕育的文化，派生的礼仪，或者，是对我们最大的恩赐？

最后一个离开坟地的是我。可我没一点悲伤，父亲之于我，已成了一个遥远的传说。

我知道，这也是一种无奈。

在玉米林中穿行，快要走出大南沟时，我又看到了那两棵雷击树，准确说，是一棵半。我停下了，不由又想起了父亲，大哥，以及命运的无常。太阳正毒，我却在它的光芒里看到了那只高悬的黑手，宿命感又一次席卷而来。我也想到了我的故乡，以及它的命运。可以被击倒，被烧焦，被摧毁，但那还站着的骨架，又暗示了什么呢？

三十七 伤口里的故乡

时间：2015年8月6日

地点：大同县峰峪村

这个长在我伤口里的村庄，便是街头爬行的一只蚂蚁，也识得我，吱吱吱叫起我的乳名。我知道，这跟打小响彻村街的吆喝不无瓜葛，或高或低，或粗或细，一直以来，听惯了它们的韵律。那时村庄神一样庞大，我却草一般弱小，某天当兵的大哥从天津回来探亲，他穿着崭新的军装带我们兄弟去给父亲上坟，走过街头时听得他们说，看看，王家这1至4宝！蚂蚁们跟着吱吱吱瞎起哄，看看，王家这1至4宝！他们，把我们名字里的“保”叫作了“宝”——宝就宝呗，拿锄头的人向来说话随意。

不管他们怎么说，我都不能在意，都是街坊邻居，不是叔叔就是大爷，要么就是婶婶姨姨，书上说这就叫乡亲。出现在电影或小说里，他们，常常是，头上罩块毛巾，手里牵头毛驴，表情迟钝木讷，行动慌恐不安，有人喊一声“乡亲们，快跑”，他们便跟着逃向某个方向。这形象，我每次看了都忍不住想笑。其实，包括几个叔叔在内，全不是这个样子。只因为没有话语权，多年来，一直任人言说，塑造，像河湾里的老泥巴，捏成啥样就是个啥样。

这一次，我陪着母亲回乡，这些被说成啥就是个啥的乡亲，依然喊我的乳名。小的时候他们喊我乳名，长大了喊我乳名，如今，我也有些老了，他们依然喊我乳名。少小离乡，说来这么多年他们也没见我几次，现在见了，叫起名字，还像过去那样，没半点生分。我呢，也不再是那个专拣村中最背街巷走的羞涩少年，这几年每次回去，总会主动跟他们站一会儿，或者去谁家串个门子，说些庄稼或打工的事。可能我走了后，他们会悄声议论，这后生，走了这么多年，还有点礼节嘛，没成个甚也不懂的醋坛子。

我知道，当年我若没有离开村庄，现在，也该和他们一样，每天，不是扛着锄头下田，就是蹲在小卖部窗前晒阳婆。真那样，我肯定跟他们没多少区别，不到五十，可能就老得皱皱巴巴、松松垮垮的了。记得十年前，和朋友去一个村庄拍片子，下着雪，好像是有些迷路了，看到前边有个赶驴车的老汉，朋友喊，大爷——当那个人回过头来时，他马上愣住了，天呐，面前的“大爷”居然是他多年不见的初中同学。也就四十八，他那个同学，就皱巴成个老榆树了。这事后来就成了个笑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我们那个圈子流传着。

现在，走在村街上，我也看到了小时候的几个同学。比如，那个手臂有点问题、走起路来老是那么身子一歪一歪的五五，他本来在跟几个人打牌，听得别人叫我，他也抬起头来，那张很像蒙了尘的脸上浮出了一点笑，这，大概就算是招呼了吧。天气很好，没有一丝风，我知道，他脸上的尘土是常年野外劳作留下的痕迹，这么多年，风沙早种在了他表情的垄沟。还有一个同学，那时我们就喊他大老郑，他本就比我大几岁，面相也老，这几年早抱上了孙子，当了爷爷。我路过他家门口时，他正坐在门前的石头上吃烟，我叫了一声，他半天才有了反应，可除了笑，他搓着手再不知说什么了。当年，他能说能笑，还会讲三国故事，成绩不比谁差一点，只是因为年龄超了十八岁，才没有被师范录取。要不然，这会儿他怎么会悠闲地坐在石头上呢，可能早成了某所中学的教师，在这寸金寸银的暑假里去给娃们补课去了。

母亲也在寻找，她的目光一直没有停下来，她在找从前处得好、聊得来的人。我早看出了她的心思，我让妻把她扶下车，坐在人伙中好好拉呱拉呱。人老了就成了孩子，就成了个老小孩，你就得哄着让着，她怎么高兴你就该怎么来。

我去找南头的六叔。往南走不通，我选择了路东侧那条宽阔的巷子，一进巷，便看到了那个临街的磨面坊。这是平哥的院子，磨面坊是南房改造而成的。这样的粮食加工坊，村里有两家，他一家，另一家是王建奎叔叔开的，在路的西头，相隔不远的两家就这么争着不多的一点生意。这会儿，平哥正靠门墩坐着，身边的磨面坊大开着门，里面不见一个人影儿，几台机器默不作声，没有糠尘从门口飘扬出来。

这地方我自然熟悉。年前，受母亲指派，回村找大叔叔要粮，拿上后就是在这里加工的。

这几年，我家的一亩八分自留地，一直由大叔叔耕种，他是我故去的二奶奶的带犊子，姓刘。大叔叔做过几年村主任，后来是因为一件我羞于提及的事，被另一家几个铁匠兄弟揍了一顿，据说还灌了屎尿，此后，便还原成了一个本分的种地人。那以后有几年，我们老远见了他就躲，怕被他身上的某种气味熏坏。他呢，也变得谦卑多了，可能，一个人，只有经历了一些起伏，才更像个人。我觉着，和他打交道这七八年，他做得不错，让人心里踏实。按照当初的协议，每年，大叔叔要给我们谷黍各一百斤，可他这几年再不种谷黍，这两样农作物产量甚低，就是我家那点地也被他种了玉米，秋收过后，他再出村去调换粮食，一切准备好后，他会捎话让我们回来一趟。其实，回一趟的各种费用折合下来，也不比跟粮店买省多少，可母亲听不进去，每年到了时节，便会催着我回村拉粮。以前，大哥还好好的时候，她会跟着我一起回。大哥去了后，我们不让她回，她就打发我们回去，那点粮说什么也是要拉回的。她坚持认为村里的谷黍好，粮店买不下那么好的米。当然，她也知道，大叔叔换回的粮，已不是我们村产的了。知道了，却还要那么固执地坚持，我们除了无奈，只有无奈了。

在大叔叔，他也就每年给我们不多一点粮，种我家的地自然划算。那地，属于村里最好的地块之一，地性好，又能上水，近些年还能拿到国家的一点补贴。村里人讲求实惠，没一点利益，你就是说个天花乱坠都没用。我知道大叔叔不容易，六十七岁了，还吭哧吭哧种着三十几亩地，自然，他这也是为生活所迫。儿女们都在外面做工，又在城里安了家，结婚生子，买楼买房，少不了家里给些贴补。听说，大叔叔的二儿子，高考落榜后，去外面做工，好像是谈了个对象，不知怎么回事，没成，大约是受不了那打击，有一阵子，用村里人的话说是，神经啦。那段时间，被大叔叔引回村的他，在村街上走来走去的，从这头走到那头，再从那头走到这头。大叔叔知道这是病，骂不得更打不得，只能默默地跟着，儿子走到哪头他就跟到哪头。那段时间，他心里受着怎样的煎熬，怕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幸好，我这个小兄弟，后来是从那种疯癲的状态中走出来了，结了婚也生了子。大叔叔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现在，他要做的是多种地，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些，也让儿女们过得好一些。年前我回村拉粮，看到他还能毫不费力地扛起一大蛇皮袋粮，便有些感叹，忍不住夸他身体好。他笑笑，说，还能受几年，再过几年怕就不顶事了。他说的自然是实话，庄户人，到了七十岁就该退休了，当然，也有七十五、八十仍能种地的，但毕竟是极少数的了。

我走到磨面坊前时，平哥很快看到了我，他叫了一声我的乳名，问啥时回来的？

我说，刚回，今天不忙？

他摇摇头，不忙。

说话时，他一直坐在那里，没有一点要站起来的意思。这倒不是因为傲慢，我知道，他是实在站不起来了。好多年了，他就这么坐着，要不就是爬着，二十年前，他两条腿就残了。那时，我们村人都种大白菜，春种小麦秋收菜，卖给城里的单位或市民。平哥也种了二亩，那年收了菜，他开着三轮车进城去卖，上一段坡时车出了故障，他下去修，可能是忘了打眼儿，或者没打好，当他在轮胎前鼓捣时，车忽然朝坡下溜去，竟从他的腰背上碾了过去，当下就昏死了。拉去大同，说伤得重，也没什么好办法，去北京则需要一大笔钱，家里根本拿不动，就只能放弃了。

村人说，他装的是铁腰，腰背上打了钢板。腰出了问题，下面的部件都不起作用了，没一点感觉。这以后，我们见到的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爬行动物的形象了，屁股上绑了块护垫，两只手臂也各绑了一块，就那么一蠕一蠕地往前挪，或者爬。那时候，他还没开这个磨面坊，后来，孩子渐渐长大了，做什么都离不了钱，他急得不行，最后想出了这个办法，可能，他觉着自己还做得了这活儿。原先，他家有十来亩地，他不能种了，却舍不得退，种地的事都交由了女人。村人扛了粮进来，他就那么坐在机器边，调试磨闸，需要到另一台机器跟前，他便靠着两只手臂撑过去，手臂，担负起了腿的一切功能。谁来剥米磨面，看他行动不便，能做的自然都做了。年前，大叔叔把粮给我扛到这里时，平哥也这么坐在机器边，加工完后，我掏钱，他在我腿边连连摆手，说算啦算啦。我知道，他说得是实心话，他母亲和我母亲娘家一个村，都姓胡，我们自然是亲戚。可我哪能不给他钱，我拿出一小张，他坚持着要给我找零钱，没等他找出时，我已经出了门。他站不起来，只能坐在那里看我。

我说，平哥，你还这样？

他摇摇头，就这样了，不会好了。

我说，没一点办法了？

他笑笑，都这么多年了，错过了。

我说，孩子们呢。

他说，还行，老二去年考了研究生。

我说，你两个孩子，都好样儿的。

他脸上绽出了笑，说，还行。

不咸不淡说了几句，我离开了，他还坐在那里。

往前，隔了两个门，是我五叔的院子，眼下，门上却挂了个锁疙瘩。他们不是去串门子，是前些年就离了村，搬到了县城。我没去看院子成了什么模样，窑洞站着还是趴下了，可不用看也能猜出，偌大的院子，肯定是被杂草挤满了。村里的土窑院都这样，一个夏天不去收拾，就会成为草们的天下。人挪个地方就活了，腾出的地方草替他们守着，草也活了。草和村人其实一个德行，一样的命贱，所以，才有了草民这个词。

五叔是典型的草民，在村里活得不易了，就想换个地方，就进到了城里，不知过得怎样，但看现在的意思，是不打算回去了。在我们村，他属于绵样一般疲善的人，别说吃崖头上的高草了，有时连自己该得的也拿不回来。他一直想当个低保户，可每一次公示，街头的公开栏都没他的名字。有一年五娘问我能不能给他闹个低保户，我摇摇头，表示没办法。五娘显得很失望，此后就没再问。

五叔打小喜欢乐器，会吹笛子，会打鼓，大集体时，他是村中文艺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在乡村，想想，会个文艺真的没什么用，乡村不需要这个，乡村需要的是好劳力。可他身体瘦小，脑子也不灵活，脾气呢，反而是有点倔，这就注定他不会是个好庄户人。十多年前，他去同浑路边一个叫东王庄的村子吃席，可能是和亲戚多喝了一点，散了后在公路边等车，那里有回我们村的小公共汽车，但是没等多久，他就被一辆车撞了。送进医院，人没多大问题，肇事者却没了影儿。因为是伤了脑子，出了院，反应就有些迟钝，那一年就在家养着。儿女们都在外面做工，一看他不能种地了，就帮他在县城租了个小院，也好照顾，那房子，他和五娘一开始是租，后来七借八凑买下了。慢慢地，他好像也恢复过来了，然而说到底是受过伤的，本来就不大说话，这下就更不说了，再稀罕的人去了家，他也只是憨憨地笑。

这次回来，我在外甥的婚宴上也看到了五叔，跟着我那两个妹妹来的。他还那样，不大说话，见了人只是憨憨地笑。前几天，我把县城的房子卖了，书房里还堆了不少书和杂志，原是想捐了出去，后来，觉着那样惹人视线，便将书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觉着不错的送人，另一部分当废纸处理。前一部分好办，拿了书的人还挺高兴。处理废纸时，我想到了五叔，他身体稍好了点时，在县城做起了拾荒的业务，说白了，也就是捡破烂。这些年，好多没别的谋生办法的人，都做起了这行。这是个大量产生废品和垃圾的时代，这一行的生意因此就好做些，县城边有好几个收破烂的摊点，有一次我从那里经过，看到一伙人正在装东西，满满一大车是书，再满满一大车还是书，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五叔最初做这行时，我还在县里工作，说实话，对此我一点都不反对，自食其力，不偷不抢也不坑蒙拐骗，这肯定是个正当职业，但不知为什么，我却羞于在朋友面前提起他。偏偏县城也没多大，而他干的又是这一行，肯定是要在四大街上走动的，这样，我免不了要看见他。有时我这边走着，一抬头就看到他背了个蛇皮袋从那边匆匆忙忙过来了，身边没人时，我会和他说个话，问问这几天怎样，挣了没有，身边若跟着个同事或朋友，我就会装作没看到他，低下头匆匆匆匆去了。有时，还会在街头的垃圾箱边看到他，很专业地操着一个钩子搜索着什么。对我五叔的敬业，五娘的解释是，你五叔坐不住，每天一早起来就出去了，走上一天，总能挣个十来八块的，够买菜了。其实，我知道，这都是为生活所迫，但我还是遮掩说，好着呢，就当锻炼身体吧。我知道我有些言不由衷，可不这么说，又能怎么说呢？一个农民，他离了村庄，离了土地，进到陌生的城里，又能做什么呢？生存，这是在什么地方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那天，我站在一大堆旧杂志里给五娘打电话，我说，东西多，您和五叔一起过来吧。第二天一早，他们过来了，大概忘了我在哪个单元，又把电话打过来询问，我站到窗前冲他们招手。楼下的他们，站在一辆手推车前，正努力朝上面张望着，车上是一些蛇皮袋。没多久，他们上了楼，敲门，进入，站到了客厅里，盯着那一大堆杂志，脸上是掩不住的喜悦，就像站在自家丰收的庄稼地里。也是的，这么一堆东西，若是去街头捡，可能半个月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收获。五娘说了一些话，五叔还是那么一笑，甚至忘了问问我，这房卖给了谁，卖了多少钱，也可能，他觉得这些话五娘都说了，他没必要再重复上一遍。我还要收拾东西，跟他们简单说了几句，便去了另外的房间。我没去看他们怎么收拾，楼也就四层，可没有电梯，所以，这东西就得一趟趟往下送，有时我也往楼下送东西，看到五叔在楼道里鼓捣那些袋子，他不是背也不是扛，是推，他看着东西从四楼滚到三楼的拐角，然后也走了下去，接着把它们推向二楼，弄出轰轰烈烈的响动。我有些奇怪，心说，怎么能这样干活？这不把邻居们都惊动了吗？我本来想说说他，忽然间，明白过来了，五叔老了，干不了这活儿了，那么一袋东西，楼梯又陡，他没有把他们扛下去的能力了。他受过伤，今年，应该是六十五或六十六岁了，又那么瘦小，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都无法对付那些庞然大物了。五娘自然知道五叔不怎么中用了，帮着往下拿东西，她要比他年轻上七八岁。我收拾得差不多时，他们也把那些旧杂志转腾得差不多了。

后来，在楼下，在那辆堆满东西的手推车前，五娘看着我，又说起了五叔的低保。我装作没听到，我说都老了，以后得注意身体，这比啥都重要。五娘再什么也没说，她可能也看出这事我办不了，但把话说出来后，她心里也就不憋屈了，不后悔了。然后，我看着他们推着车走了，两个老人，五叔在前面拉，五娘在后面推。我真的很内疚，帮不了他们什么。我只能看着他们拉着那座废书包的山，以及我的一点同情，往那边移去，拐个弯就不见了。

我也拐了个弯，从五叔和平哥这条巷子出来，再往前走一段，再拐个弯，拐进一条巷子，就到了六叔家。六叔的门也挂了个锁疙瘩，我正发着愣，看到了从前的老邻居大文嫂，她拉了手，非要我们进家坐坐不可。在他家二后生升学的事上，我们是帮过一些忙的，她为此一直很感激。可那孩子后来考得不理想，只上了个三本，毕业后在神头二电厂找了份工作。大文嫂说，他一直想考技师，这半年去了太原，到理工大学习去了。他两口子什么都跟我说，可能，也真把我当兄弟看了。早些年，母亲还在村时，我每次回来都要住上一宿，夜里吃过饭，母亲、我还有他俩口就在门前拉呱。他们不是我们村的原住民，住在一个叫黄土坡的小山村，后来，大文哥的妹妹嫁给了我们村一个后生，那后生是村会计的叔伯弟弟，他们就也跟着迁来了。那时候，我们村还是桑干河南岸一带有名的富裕村，主要是地好，种点地就有收入。但毕竟是迁来的，是单门小户，说话做事就很小心，只是默默默默地种地，不去管别人的事。大文哥身子骨弱，有时赶着车从地里回来，我看到一脸的疲惫，在院里卸了车，他会在门前的石头上坐上好久好久，边抽烟边歇缓。他们的大儿子也在城里，好像是干卖菜这一行，日子过得怎样我不是很清楚。其实，也不用多问，村子里这些草民，经历大致相似，他们的后代，命运也不会有多大区别。

后来六叔回来了，我年前回村时看过他，感觉没多大变化。六娘也是。还是直不起腰来，腰椎几年前就出了问题，都是下地累出的毛病。不只这，前几年她还做了手术，子宫肌瘤。当时需要一大笔钱，六叔为此跑来找了我一趟，说还缺两千块，说话时，他搓着手，很不好意思的样子。他说卖了玉米，叔就还你。好像是担心我不借。我们村，好多人种的都是玉米，因为多是水地，产量就高，但只有到了来年二三月把粮卖了，手里才能抓到几个钱。这点钱要做好多事，一年种地的投入，儿女们的补贴，各种人情花销，都指望这了。六叔无疑是村子里的好庄户人，六十三了，还种了三十多亩地。但是我从他不多的言语里，也听出了一些事，都是我近来忧虑的问题。

我问，这几天没去锄？

他说，不用锄了，都用锄草剂，一亩地也就花个七八块钱，撒上点，就没草了。这两年，种地比前些年省事多了。

我说，这东西，用得多了，怕地受不了。

他没听出来，或者，是懒得听我这种不疼不痒的话，你又不种地，又不流汗，你说这话又有甚意思？让你锄，汗滴子摔八瓣，去吗？

他看了我一眼，只是淡淡地说，这两年，家家户户都用锄草剂。

没说几句，我们一起去了三叔家，三叔下田还没回来。他是那种老派庄户人，很少去站街，有点时间就往地里跑。所以，每年，他都会收获一院金灿灿的玉米，他和三娘会把那一院玉米垒成墙，工工整整的。我自然知道他的不易，付出的辛苦。十多年前，他在田里奔忙，忙得上了火，脖子上起了个囊肿，一开始只有米粒大，他不当回事，后来成了葡萄大，他还没当回事，再后来就有拳头大了，大得别人都不敢看了，这才当回事了。我们村的农人都这样，有个小毛病，从不当回事，以为抗一抗就过去了，到最后又总是抗不过去。三叔也是，疼得实在受不了啦，只能来县城看病，做了手术，一直歇了半年才痊愈了。今年，他都七十五了，仍种了二十多亩地，受上一天自然逃不过个累，可喝上一把药，歇缓上一夜，第二天一早，又下了地。

三娘呢，自然也闲不住，农忙时，不用三叔喊，她也会跑到田里去。她知道，家是一辆老马车，男人在前面使劲拉，女人也得在后面推。她们，这些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乡村女人，一辈子没打过麻将，也没进城里的商店逛过，几乎不知道什么叫享受，却最懂得分担，懂得种地不光是男人的事。在地里忙上一天，回了家，还得洗衣做饭，还得操劳一家人的柴米油盐，还要想着城里的儿女过得怎样，最近是不是缺米好，什么时候有了空闲能去看看孙子。

我家老院的钥匙，一直由三娘保管着。不忙时，她会过去走走，看看窑洞怎样了，里面的东西有没有遭害。

现在，三娘引着母亲和我往老窑院走。

五年了，母亲一直想回老窑院看看，可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却哄着拖着，就是不肯让她回去。在我们，都知道老窑院是个伤口，一个家族的伤口。五年前，我们在这里为大哥办了丧事，院子里的每一棵草怕是都伤了心。三十年前，大哥从这里出发，去外面打拼，最后是被打了个败，连身体都早早搭进去了，由我们拉回了村，拉回了老窑院。我们自然怕母亲触景生情，睹物思人，撞疼了伤口。但母亲这次是铁了心，是非要回来看看不可，我们呢，劝合了半天没用，就只能引着她回来了。

我们陪着母亲往这伤口里走。

门，终于是打开了，我没听到蚂蚁吱吱吱叫我乳名，却见，满院的荒草哗地扑了出来。

三十八  陪母亲回乡

时间：2015年8月6日

地点：大同县峰峪村

母亲总念叨着要回村里的老窑院去看看，五年了，这，成了她最盛大的一场心事。在我，自然理解，那是她一把泥一把土捏起来的帝国，她，怎么可能不去惦记呢？然，我们却合着伙劝阻，想尽法子拦挡，就是不肯让她回去，毕竟，老窑院是个还没有愈合的伤口。五年前，与恶症搏斗了八年之久，却终也没有逃过劫难的大哥，被大嫂、二哥和我运送回村，在窑院里办了丧事。这一切，都是瞒着母亲进行的，谁都不敢让她知道。事后，都觉着还得瞒下去，等过上几年，她脑子不好使了，糊涂了，或许就不再追究了。谁料，母亲却常常问起大哥，那些日子，一说话就抹眼泪，这大约就是母子间的心电感应吧。知道抗不过去，最终，我们还是如实对她讲了。

不让母亲回去，我们有诸般理由，最要紧的是，怕她回去后，睹物思人，被老窑院撞疼了伤口，像当年那样锥心刺骨地恸哭一番，而后又大病一场，到时我们该怎么办？五年前，她尚能从巨悲中走出来，五年后，若旧痛复发，她还走得出来吗？毕竟，她已经八十二岁了，用老家人的话说是，土早掩了半截脖子，这景况，又怎禁得起大的折腾？

然母亲却固执得很，总是说，总是说，那是我的家呀，你们不能老这么拦着，一眼都不让看吧？我都这个样子了，还能再活几年，非得等死了才回？近两年，“死”这个字眼，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她的话语系统里，有时我们听得厌烦了，会以为这是她打击儿女们的一件利器，其实，在她，却是风烛残年、体弱多病的一种心境，无关乎心情好坏，发不发脾气。母亲的另一个理由是，窑洞里还放着她的装老衣服，必得把它们取回来。她可能以为，这理由是确凿的，充分的，谁都必须遵从。我却不屑地笑，不是给您新买了一套吗，取那干啥？她摇摇头，那也是新的呀，一天没穿过，怎能扔那儿不管了？拿回我冬天就穿。我自然是吃惊不小，那是装老衣服呀，您好好的，穿？她说，那又咋了，又不是别人的。我摇摇头，早塌了，想取也取不出来了。母亲不信，窑洞也就东窑窑仓处塌下一块，怎么可能取不出来呢？

这一次回来，听说我会多待几天，母亲马上又提起了回乡的事，说了一次我装作没听到走开了，她又站到我眼窝前，说第二、第三次。我有点不耐烦了，等秋凉时再说吧，这么热的天气，中了暑咋办？她也不高兴了，冬天你说会冻感冒的，让我夏天回，夏天来了，你又说怕中暑，推推靠靠的，到底引不引我回？不引，我自个坐车，你真当我回不去？看她那架势，这次是铁了心，任你千军万马都挡不住了。可能也看出了我的不悦，母亲又说，你脾气好，你得引我回，就算妈求你了。她这一说，我心里真有些不忍了，又没敢马上应承。

我知道，这不是件小事，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不能自作主张。

我先背着母亲跟二哥在电话里商量，我对他讲了母亲的固执，并强调说这次看来是不回不行了。我的意思是，希望他一起回去。说实话，我对能不能保护好母亲，好好地送她回去，再好好地拉她回来，还真缺少了一点自信。他是医生，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也有处置的经验和措施。二哥问我，这几天咱妈身体啥状况，没累坏吧？前些天，我们都去参加了外甥的婚礼，母亲又提早去了几天，办事她也帮不了什么大忙，就是和亲戚们说说话也够她支撑的了。我说回来还行。二哥迟疑了一下，真要拦不住，你就陪他回吧，半后晌再走，可不敢中了暑。我说你呢，你不能回？他说我这边有检查，走不开。我心里一下没了底，然事已至此，也只能逼着自己上路了。

母亲让我妻子也一起回，大概，她觉得我脾性是好，然做事笨手笨脚的，收拾东西离不了儿媳。其实，妻子早有了回去的打算，她对我此次陪母亲回乡，心里也没一点底。

从县城到我老家峰峪村，也就二十几分钟的车程。

过了桑干河大桥，南岸绿树丛中的村庄便扑入了视野。眼下虽是雨季，可我打小就熟悉的这条河流，已软弱得像一泡牛尿，再没了六七十年代浩浩荡荡的气势了。偌大的河湾，挤满了水草，绿毯似的一直铺向了天际，其间有一群群放牧的牛羊出没，颇有点草原的气势了，甚至比草原还草原。七八年前，我为家乡做一本旅游类的书，专门跑到这里拍了些片子，并给它起了个名叫桑干大草原，虽有些夸张，却大抵没有否曲事实。

在桑干河南岸一带，作为乡政府驻地，我们凤羽村也算个大一点的村庄了，这几年虽说走了不少人，然两条主街道上，歇凉和打牌的人仍坐了好几伙，只是，面孔都熟得不能再熟，且皱巴而苍老了，几乎就看不到一张朝气光鲜的脸。从进了村的那刻起，母亲就眼巴巴地望向车窗外了，我知道她在找寻什么，尽可能地放慢车速，后来索性停在了一伙人前，也好让她从容地打打招呼。然她仍觉着不过瘾，身子扭着，头几乎是探出了车窗外，问过这个，再问那个，没完没了的样子。我觉着她这样子太费力，倒不如下了车去呱嗒，好好呱嗒上一会儿，或者就可以缓解多年的思乡之痛了。妻会意，扶她下车，安顿她坐到了人伙中，她自然是有些高兴了。我心里有些失笑，老了，真是老糊涂了，都忘了回来干什么了。

母亲和人们呱嗒时，我和妻到南头去找六叔，我怕真要出了什么意外，多个亲戚也好帮忙。六叔不知去了哪里，门上挂了个锁疙瘩，我这边正犯着愁，西边的院子出来个女人，竟然是我们从前的老邻居大文嫂。看到我，她显得很意外，硬拉我和妻进去坐坐。她家搬到这里，也有七八年了吧。跟她说着话，大文哥已把六叔找了回来，刚才他在街头跟人们攉龙。

我对六叔说了母亲的事，希望他能劝劝，吓唬吓唬她，回院子看看可以，窑洞是千万不敢进去了。

六叔叹了口气，也是的，都塌成那样了，还进去干啥？

他过去也在我们那条巷子住，窑院早塌了。我们那排窑洞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碹起的，有十七户人家，是村子里最长的一条巷子。那时，这里是村庄的中心地带，前一排便是供销社大院和两个门市部。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村庄的逐渐南移，这里成了北头，一些户家在南头盖起新房后便搬走了。六叔和大文哥都属这种情况。如今，十七户人家，搬得只剩了三户。有了新房，旧院的功用充其量也就是圈圈羊、堆堆柴草了，很少有人再当回事去照管。母亲在村时，大文哥的窑洞先就塌了，先是紧挨我们的一间开了天窗，过不了一年，一场大暴雨之后，堂屋和东窑也塌了。六叔的窑洞也是那两年坍塌的，他和大文哥的院子仅仅隔了一个门。最东头三瓜叔的窑洞也塌了。到现在，除了没搬走的三户人家，这一排的窑洞都只有窑腿还站着，顶子全塌了，有的连门窗也拆走了。

商量好后，我们便去三叔家。老窑院的钥匙，自从母亲离村后，一直由三娘保管着，有时她会过去照看一下。

大文嫂也跟过来了，她想去看看我母亲。

三叔的院子，从前作为正屋的三间窑洞已推倒了，因为很快要建房，也就没有砌围墙，和村街连在了一起。站在院当中，能看到后面出村的水泥路，以及路旁那两行挺拔的白杨。路北偏左的巷子里，刚走了个人，一个还不到六十岁的叫拦弟的嫂子，鼓匠班子的吹奏声没个遮拦地刮进来，说话得大着嗓子。三叔一家现住在两间西房里，那是多年前搭的防震房。

我们进来时，母亲也刚进了三叔的院子，由三娘扶着上西房的大炕说话。

村里今年有个新举措，每户每间窑洞出一万块钱，余下的钱由村委会按新农村建设规定筹集，再统一组织修建。村里多数人家都是三间窑洞，只出三万块就能起三间新房，这政策自然是很受欢迎的了。所以，在村的户家，都想统一翻盖，毕竟这样做是很划算的。开春时，二哥也打电话和我商量，意思是将来母亲不在了，总得送回老窑院办丧事，有几间房子当然好。再者，将来我们退了休，也可以回去住上几天。他这一说，我当然乐意。可后来这事却半途而废，据说是，我们那一排人家，好多户已搬走，不愿再掏钱收拾老窑院了。

说了一会儿话，母亲催三娘找钥匙，引我们回老窑院。

一进巷子，就看到了我家那棵探出墙头的老柳树，因为再没人修理，那绿色的头发婆娑得有些乱，成了个蓬头垢面的流浪汉了。这树，其实是一根鞭杆长成的，也不知是我们兄弟谁插到墙根下的，插时无意，没想到春天里却活了。几十年，腰杆粗壮得竟然两只手臂都抱不过来，树冠呢，庞大得像一件错综复杂的事件，就是探出墙外的枝头也能搭起一大片荫凉。当年，母亲和邻居们就坐在这片荫凉里聊天。

三娘开了街门，院子里密密麻麻高高低低的各种杂草就扑进了视野，草丛中点缀着星星点点或红或白的野花。

这是我家的窑院吗？

母亲还没进城时，院子里便是有一根细柴棍也会被她拾起，更不允许杂草胡乱蔓上一院了。每年，她还会赶在雨季前请人将窗顶泥上一遍，几场雨过后，窑头若是长出草来，她会搭着梯子先爬上墙头，再从墙头爬上窑头，将上面的草拔得一棵不剩，拔过的痕迹，她会小心地一脚一脚踩平。没有了草蔓的牵扯，下了雨，窑仓出水就利落了，不会被洇湿。我们回来后听说了，就会责备她，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自己爬上去？不小心跌下来怎办？然，正因了母亲的呵护，那些年，我家的窑院，在村子里一直都是最齐整的。后来她离了村，最初几年，每年仍会在春季回去几天，花钱请人将窑顶再泥上一遍。夏天，她也会回来住上一段时间，将院子里冒出的草拔掉。她一直认为，这老窑院才是她的家，城里那小鸽笼根本不是。

现在，也就锁了五年，院子就成了这个样，都不知怎么进去了。草，铺天盖地，声势浩大，俨然成了这个帝国的主人。

记得给大哥办丧事的那个秋天，这院子尽管也早没人住了，可因了母亲夏天里的一番收拾，仍是齐整光洁，不见一棵草。有天夜里，也不知弟兄们都去干什么了，偌大的院子只有我一个人守着。半夜忽然刮起了秋风，很凶，我在窑洞里能听得风把院子里的落叶扬到窑头上，又把它们从窑头上狠狠地甩下来。我坐起来，看到搁在进台前的两只水桶，让风推着从西墙根下滚到东墙根下，又从东墙根推到西墙根下，有时两只桶就很响地撞在一起。我跳下炕，穿过设在堂屋的灵堂走到了院子里，吊在院当中的晃来晃去的大灯泡，将我的身体扯成一道长长的影子。然我心里却没一点惧怕，我把那两只被风推来推去的空桶提起来，放进了柴房，又回到灵堂，在供桌前续了一支蜡烛。现在想来，我当时心里那么平静，可能是觉着一直护着我的大哥是亲切的，他不会吓唬我，一直伴着我的老窑院是亲切的，它也不会吓唬我。

母亲在门口怔了一会儿，拄着拐杖，慢慢慢慢朝着这已经荒废了的国度走去。

西墙根下倒是种了一些葫芦和大葱，是三娘种的，却也几乎被杂草淹没了。三娘和三叔都是勤快的农人，那么大年纪了，还种着十几亩地，然这院子看了让人心里恓惶，他们也就不常过来了，种是种了一些东西，抱的却是能收一棵收一棵、收不了就不收的态度。压水井的台子还好好的，摇臂却让人拿走了，像好好的身体给卸去一只胳膊。其实母亲还守在这里时，因为水位下降，这井都快压不上水了，两天才能压一担水。这也是我们将母亲接进城的原因。西房烟囱上的抽风机也让人拿走了。这些，三娘在电话里都跟我母亲说过。贼是从院墙翻进之后，蹬着梯子上到西房顶上的，三娘说她有天过来时正好看到了贼的影子，就是本村人。母亲听了后，自然心寒，她担心自己的装老衣也会被拿走，回去看一看的心情就愈发迫切了。尽管我们反复解释，不可能的，再害的贼也不可能去拿装老衣，她还是不肯相信。

满院的杂草中，最惹眼的是两株秀挺的蜀葵，一株站在东窑窗前，一株守在西房窗前，此时，红的花开得是说不出的惊艳。母亲爱花，从前，她在院子的东墙根下专门辟出两个小畦子种花，种的便有这蜀葵，她把它叫作大波花，还有一种是牡丹。东西两窑的窗台上也养着好几盆花，每到夏天，窗前便是花团锦簇了。她搬走后，这花便枯了，那凭空钻出的两株，大概是散落在地上的种子被风传播过来的吧。明年，这落寞的院子，是不是会钻出一大片艳红的蜀葵，这就不得而知了，然即便钻出来，又有谁欣赏呢？

三娘立在窑门前开锁，却半天鼓捣不开，扭过脸问我，这钥匙到底给了她没有？门还是那年办完大哥的丧事后，我亲手锁的，也不知钥匙到底去了哪里。六叔挤到前面，试了半天也不行，便征询我的意见，是不是撬了它？我说窑洞也塌了，锁不锁一个样了，六叔便出去借工具。我看了看，不仅仅是东窑，堂屋和西窑都塌了。东窑塌得最厉害，窗棂上的绿漆仍很新鲜，窗户纸却破了，下面几孔玻璃被泥水糊了个严严实实，只能从破了的窗户看到隆起的土堆和陷进来的天光。大文嫂说，可能是我家窑塌了，连累了你们。她家旧院在我家东侧。这个因素，我想自然不能排除，可也不全是，没了人气，甭说几间土窑了，不是连偌大的江山也会垮掉吗？

六叔回来后，几下用钳子将门撬开了。一看，窑顶塌出一个大窟窿，一仰头能看到窑头上的草，和裂出伤口的蓝天。当地堆了一大堆土，几乎将东西两窑的入口塞住了。窑门开了后，母亲再谁的劝也听不进去了，坚持着要进到里面，我们吓唬她窑顶塌下怎办，她反安慰我们，好几天没下雨，能塌了吗？我们说东西我们去拿吧，她说你们根本不知道放在哪儿。她拨开我们的手，倔倔地进了堂屋，我们提醒她别绊倒了，她倒好，居然靠着拐杖的支撑，从土堆边绕过去了，直奔后墙那两个洋箱。我们只得跟了进去。她开洋箱时，六叔朝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你看住她，我去东窑把相框摘下来。

相框里有大哥的照片，这我自然知道。

然这时候，母亲也对我发了话，去，把东窑的相框拿出来。

我一听心里就着了慌。

六叔看了我一眼，从门口的土堆爬了进去，东窑几乎都塌了，当地是一个更大的隆得高高的土堆，几站是没有下脚的地方了，然从门口还能看到那两个相框，一个砸下来反扣在了下面的桌子上，一个还挂在墙上。墙上那个，那么多照片里，最醒目的是我大哥的半身彩照，那是他在天津服兵役时照的，二十出头年纪，着军装，英武，帅气，嘴角挂着微笑。他就那样微笑着望着我们。六叔匆匆摘下墙上那个，又捡起桌子上那个，然后压低声音对我说，你去外面接着，我从窗户递出去。我匆匆出了窗洞，我们都不希望母亲看到我大哥的照片。六叔从地上的土堆下来，又爬到炕上的土堆，从前，被母亲擦得锃亮的铺炕的大红油布早被掩埋了。六叔站在土堆上，头几乎顶住了窗前还没有塌陷的窑顶。他打开窗户，将相框送出来，我在外面接了，放到了窗台上。扣在桌子上的那个，玻璃粉碎了，照片被雨水粘在了衬纸上。我一张一张往下抠照片，因为担心母亲出来，下手就急，狠，有几张因为粘得太紧，都快被我撕破了。

这些照片都是亲人的，有我爷爷奶奶的，父亲母亲的，也有我们全家每个兄弟的，那里有年代的气息，有过去生活的痕迹。若在平时，我会仔细地一张一张抚摸，轻轻拂去上面的尘土，让它们变得光亮些，然现在，我只能草草地将它们整在一起了，我担心母亲出来看到，更害怕她看到大哥的照片。

等我收拾好了放到车上时，母亲也出来了，她从堂屋倒腾出了两大包东西，其中一包便是她的装老衣。母亲先将那个我不知装了些什么的包袱打开，展出一个鞋盒，一件毛衣，这两样东西一定是她珍爱的，要不她也不会包得这么紧。她打开鞋盒，对一直护在身边的大文嫂说，他嫂子，这皮鞋你拿去吧，你能穿。我看了看，那双鞋擦得亮锃锃的，样式却有些老旧，是她多年前买下的。大文嫂笑笑，表示自己有，不穿。母亲又说，那这件毛衣你拿去吧，我现在瘦成了这个样儿，不能穿了。大文嫂又笑，我不要，您给别人吧。在她，是自然而然说出来的，她可能真的认为家里不缺这些，就是真缺，也不能要一个老太太的东西。母亲却以为别人嫌弃她，她觉着好好的东西，别人怎么会不要呢。她显得很尴尬，声音重重地说，不要就扔了吧，扔了吧。我赶紧悄声对大文嫂说，拿上吧，拿回不用扔了。大文嫂马上说，您真要给，我就拿上了。母亲脸上这才泛出了笑。

处理了一包东西，剩下那包装老衣服，母亲让我拿到车上去。包袱皮落满了尘土，看着又脏又旧，大文嫂看着我说，不如把外面那层扔了吧。我也觉得这样拿走不合适，不如处理了了事。大文嫂帮我把包袱打开，里面有一块红纱巾，她用它将衣服包了起来。也难怪我母亲总惦记着，这装老衣确实好好的，丝绸的棉衣棉裤，薄而轻。母亲自是看在了眼里，怎么扔了，好好的怎么扔了？然我扔了之后，除了无奈，她又能说些什么呢。她看着我把衣服抱了出去。

她又让六叔把窑门锁了，她盯着他锁好，似乎里面还藏着什么贵重东西。

原以为，锁了门，事情就算了结了，母亲却忽然出了声，那两个相框拿上了吧？

我迟疑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

母亲看了我一眼，再没吭声。这会儿我才明白，她心里其实明镜似的，什么事都没忘，什么都知道。相框里有她大儿子的照片，这她自然知道，只是不去点破而已。进了老窑院，大哥的影子或许就在她眼前晃荡了，可她却一个字都没提，一句话都没说，就那么忍着，撑着。她可能也知道，必须忍着，撑着，她得为自己争口气，不能受到儿女们的责备，不能让儿子们说，不让你回偏要回，看看，回去一次身体就垮了。当然，我想，她心中的疼痛，应该也减轻了，被时光之水冲淡了。时光是一切苦痛的拯救者，谁都需要它的拯救，否则，我们还怎么往前走？生活总得继续呀。

然，母亲的脸上还是多了些黯然。

出了老窑院，三娘又把大门锁了，把我的留恋也锁了进去。

门一合上，那倒塌的窑洞就在里面了，满院的荒草就在里面了，还有那开得惊艳的蜀葵也在里面了。还有，我们曾经的岁月也在里面了。或许，这是母亲最后一次回乡，最后一次走进我们的老窑院了。装老衣服都拿走了，她还会再回来吗？就算回来了，又往哪里住，不是都塌了吗？

在大门口，在那棵老柳树探出枝叶的土墙下，妻用手机给我拍了几张照。我知道，这或许是永远的纪念了，母亲不回来，我还能再回来吗？

仍住在这里的几个老邻居出来了，拉着母亲的手嘘长问短。母亲自然也是感叹不已。巷子南墙下堆了一堆大石头，不知是哪个邻居打算盖房子备下的。可能是怕我母亲站得困了，他们扶她坐到了石头上。我看着他们说话，心里暖暖的，好像回到了三十年前，回到了过往的岁月。我感到一只手在抚慰我的内心，我也坐到了石头上。我想让妻给我们照个合影。母亲一开始不肯，伸出手掩脸，说自己头发都白了，照出来不好看，然老邻居们都乐意，她也就尽力配合了。

我知道，这是个沉重的留念。

尽管我反复对老邻居们说，明年夏天会陪母亲回来住上几天，然，真到了明年这个季节，我会回来吗？我，又回得来吗？

三十九 “最美乡村”的担忧

时间：2015年7月4日

地点：高平市侯家庄村

村子距高平市区不到10公里，东、南、北三面环山，南太行腹地特有的二层砖木房院在半坡上起伏，高高低低错落出了一个美丽的世界。

果树缠腰，杨柳环绕，一进村就感受到了这扑面而来的美。

往里，其实是往坡上、往高处走，这种感觉越强烈。毫不夸张地说，这村子，无一条街道不整洁，房前院后的绿化树，也无一棵不生机，有的路段两旁还设了参差的垛台，让人感到了村庄规划者的用心。即便是道边的一小块空地，也得到了有效利用，地塄修得齐齐整整，其间的玉米疏密有致。但与树们的勃勃生机和街道的强烈装饰效果相比，作为闯入者的我，总觉得村子内部缺少了些什么，后来离开时，终于悟出是少了人——整个上午只看到9个人：村书记、村主任，种果园的妇女，小卖店女店主、店里的男顾客，“农家乐”饭店一家三口，及一个担水的妇女。

村两委办公地点，设在高处的一块平台上，门前是个巴掌大的小广场，罗列了一些简单的健身器材。站在广场上，可以看到东侧坡顶有一块照壁，壁上喷绘了“采摘园”几个大红字。平台下也是个人工修筑的小平台，一棵枝叶婆娑的老槐树站在中心，树是很老很老了，说不清楚到底在这里站了多少年。树周边，是村子的主要活动场所，北墙一块牌子上这样介绍：南北长25米，东西宽20米，自古以来，人们就在这里休闲纳凉。

上了坡，往左一拐，便是村委会大院。门左侧的墙板上是政务公开栏，格子里填着一季度村中主要收支情况。

进了院子，村支书还没来，我和朋友便在院子里溜达。看着很像个学校，一问，从前还真的是，书声琅琅，闪动着童年的身影。小学校撤并后，此空间被改造了一番，成了两委办公场所。院中立了个宣传栏，有文字也有尺度较大的图片，展示的是村庄概况、近年成就及获得的各种荣誉。村庄的目标是：打造果蔬基地，发展观光旅游，净化绿化山庄，建设美好家园。六字一句，跟常见的标语口号无甚区别，但大致能看出村子的发展方向。再就是新农村建设成就，近年获全国妇联基层组织建设示范村、山西省生态园林村、生态文明村、晋城市新农村建设示范村等荣誉称号。

在进村路上，我早用手机百度了一下该村的有关情况。最新一条消息是，高平广电网四月十六日发布的“田园垂钓乐”：

日前，在新落成的米山镇侯家庄村垂钓园，垂钓爱好者们来到这里同塘竞技，感受垂钓的乐趣。来自长治、晋城以及我市的60多名垂钓爱好者参加了这次钓鱼比赛。在比赛现场，选手们聚精会神地盯着竿梢，瞅着渔漂，盼着鱼儿咬钩。

来自长治市的钓鱼高手闫敏在一个小时里就钓了20多条鱼。置身于这样的青山绿水中，他深深地被这里美景所感染。

村支部书记说：我们想通过这次钓鱼比赛，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

十几分钟后，村支书匆匆赶来了，请我们进他办公室。

室内，各种奖牌和规章制度挂满了四墙。

此人姓李，名金富，用他的话说是，金银的金，富裕的富。他今年53岁，高中文化程度，先后做过10年村会计，10年村主任，10年村书记。我说，你可真是老干部、村中元老了，这个年纪也正是做事的好时候。老李一摆手说，干不动了。他的本地口音很重，有时停下来会问一句，还听得懂吧？我说，快了就不懂。老李摇摇头，我们这地方人不会说普通话，捉不准调子，“三”和“山”不分，“四”和“十”不分。说完哈哈大笑起来。不过，经了朋友的“翻译”，还是大致明白了一些情况。他一个孩子，在晋城工作，去年结婚成家，媳妇坐月子在村里待了两个月，前几天刚走。如今，只他俩口守着几间房子。他当村支书一年的职务工资是1万3千元。另外还承包了十几亩荒山地，种梨、果、杏、桃、李子。但总体说收入并不算多，如果不是这个职务拴着，他可能也出去做工了。

说起村里的情况，老李很低调，几乎不谈政绩，说的多是村子的现状和眼下令他头疼的问题。村庄现在册人口157户471人，常驻人口200多，大部分外出务工。耕地460亩，因近年倡导一村一品、一村一业，地多栽培了果树，为了吸引城里人，村中专门规划了一片采摘园。村中还有荒山荒坡地1000余亩。因为种地不划算，刨去投入落不下几个，近年有一部分农户把地租给了邻居种，自己出去做工了。

我说，这也相当于土地流转吧。

老李说，不太一样，地让给别人等于白种，户主只拿国家补贴的那点钱，每亩地仅七十四块。可是，假如集体想把地收回来，规模经营，他们又不一定乐意。国家在土地流转这件事上有政策，要在村民自觉自愿的基础上，所以，谁也不能把地强收回来。怎么说呢，农村的事，很难做。

谈及村庄环境，老李说，这几年搞新农村建设，各级投入的真不少，你没见过我们村过去的破烂样儿，现在好多了。可是问题随着也多了。比如，为了保持环境，要求是垃圾不落地，每天由专人清扫街巷，清运垃圾，但上面拨下的卫生补助是每人二十块钱，全村也就八千多块，这点钱哪够？可村民们一分钱也不想出，这就得集体补贴了。集体钱从哪里来？前几年村庄改造，还欠工程款200万，不知道以后怎么还。文件上讲，要不断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需求就是胃口，也不能说他们就不对。可我总觉着，老百姓的胃口大得也有点过了。这些年国家政策真不错，农业税、特产税取消了，“三提五统”（注：三提指村级三项提留，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五统指五项乡统筹）也取消了。中央是真的重视“三农”问题。但各种税费取消后，村干部也没多大用处了。村里的公益事业很难开展。你不知道，现在的一些村民是，对我有利就干，对我没利就算。环境卫生费难收，水费也难收。

我说，吃水收水费，怎么就难了？

老李说，自古以来，村民吃水都不用掏钱，现在忽然提出收水费，谁乐意？老百姓说，祖祖辈辈吃水都不用花钱，现在搞改革开放，社会发展了，怎么反倒要让我们掏钱了？你们当干部的，就这么让我们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你能说他们说得不在理吗？现在，村民的维权意识提高了，什么事都瞒不了他们。他们不出钱，谁也没办法，只能集体垫了。

再问，终于明白了，原来，这事和挖煤有关。

这一带地下富含煤炭资源，村北有盖州煤业，村南有龙顶山煤矿，两大煤矿将村子夹在了中间。煤炭开采对村庄的青山秀水伤害很大。七十年代，村里还有河，人们在河边洗衣服，从河里挑水吃。八十年代初，河流消失。过去，煤炭点炮开采，采空面积还小。近些年大机械化作业，采空面积越来越大。按规定，采空区与村庄至少保持50米距离，现在是，最近采空区距村庄仅有28米，这自然会影响到村庄。2006至2009年，村中土地和部分房屋出现裂缝，经有关部门评估，第一次赔偿20多万，第二次赔偿70多万。煤炭开采，破坏了地层，从2012年起，由于地表浅层水下降，村民们告别了吃水不花钱的岁月，现在吃的是费用昂贵的深层水。不说前期打井、买机泵、建水塔的投资，现在每天抽水费用是300元，一年就得10万元。村民不缴水费，这对村里就是个负担。前年有个外乡镇的领导进村参观，看了村容村貌很感慨，说侯家庄真是个好地方。有村民听到了，在边上嚷嚷说，好啥好，好，能连个水都吃不上？一句话噎住了你。

我说，那你认为村子将来怎么发展？有没有前景？

老李摇摇头说，这个真没法说，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了。老百姓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希望村两委多办些实事，但是村集体经济很薄弱，几乎没有了，也找不到新的增长点，闹不回钱，还怎么去满足他们的需求？当然，这也不能怪老百姓，穷，没收入，有这种想法是对的，可也得想想当干部的也不好过呀。

我问，村民们把地租出去了，村委会有没有想过流转？

老李说，想是肯定想过，也做过一些事，前几年建蔬菜大棚，流转过一部分土地，每亩地给六七百块钱。可现在农村情况复杂，村民思想也复杂。他们觉着种地不划算，不如出去打工，就把地让给邻居种，等于不要钱。地租出去后，只收国家给的那点扶持款，一亩地也就七十块钱左右。就这，他们也乐意，觉得没了地就没了负担，可以放心出去做工了。假如现在集体有个项目，需要流转一部分土地，但村民不一定乐意。你想引导他们，不一定能接受。你每亩给六七百块，他可能觉得少，会跟你要一千多。很简单，他总想着你代表的是集体，他不能吃亏。不过，我想，慢慢大部分人还是愿意的。

正聊着，村主任老侯进来了。

老李高个子，大骨架，方脸，略瘦。老侯正相反，矮矮胖胖的，红脸盘，头发稀疏。朋友把我介绍给他后，他握了一下我的手，便拉个凳子坐到茶几对面了。老侯今年五十七岁，是2008年担任村主任的。此前，他在镇办煤矿搞销售，自己也包过几年煤窑。后来镇办煤矿散了，他就回了村。我说，那你当年包煤窑发了。老侯只是笑了笑，没吭声。老李插话说，发啥发，正要发，上面不让开小煤窑了。老侯还是笑笑，什么也没说。后来，老李出去接电话时，我问老侯当时回村有啥想法？他说也没啥想法，回来后赶上搞旧村改造，主要是他张罗这事，一开始垫进不少钱。

我想，老侯出现在这里，肯定是老李对他透了风，否则，他也不一定知道我们会来采访的。据我有限的观察，村级两委班子的头头儿，关系一般都很微妙。老李再回来时，话明显少了。我自然看出了这一点，都聊了一个多小时，他大概觉得该讲的都讲了。我想，不如出去走走吧。

老李笑笑，也好，我还有点事，让村长带你们看看。

办公室走道两边，挂了不少装了框子的风光照，照片都是本县的摄影爱好者所拍，据说是市文联送来的。文联看上了这里的环境，协商后挂了个创作基地的牌子，隔段时间召集人来这里开个笔会。我说，这挺好的，至少给村里增加了一些气氛。老李点点头，那是，有气氛了。又领我进了走道东侧的农家书屋。或许，村书记觉得我是文化部门的，对这些可能更有兴趣。书倒是不少，几个架子塞得满满当当的。我问有人来看书吗？老李没吭声。老侯则拿起一个本子，说看的人不少，这是借阅记录。我笑了笑，心说这可能这是他的一种习惯，他把我当“上级领导”对待了。

离开书屋，又进了院子东侧的书画室，很大，想必是过去的教室吧。几面墙也都挂得满满的，有书画家的作品，也有本村在外工作的官员、名人的墨迹。

老李忽然冒出了一句话，我就爱跟文人们打交道。

我不知他为什么会这样说，但这话却让我有些感动。真的感动。这大约是我们这类人的普遍弱点吧。

从书画室出来，又被引进对面一间大房子，过去肯定也是教室，现在改做成了会议室，主席台很大，门脸上还留着“村民委员会几届会议”的字样，下面摆了十多排桌子。几面墙上也挂了些照片。老李说，我们村的变化都在这上面了。细看，照片都是一组一组的，村中某个地点改造前和改造后的各一张，构成一组，对比效果很明显。这大约是村书记让我进这里看的主要意图，看来他还是很精明的，只是不外露而已。他指着照片上的老槐树说，你看，过去这里沟沟豁豁的，现在都垫起了。又指着过去村口的污水沟让我看，你看，过去脏得都不能进村了。挨着一组组看了，觉得这个村的变化确实太大了，几乎是天翻地覆的，与刚进村时的感觉不一样，我现在心里萌生出来的，竟然是震撼。

这确实是一个秀美如画的宜居山村。

然而，问题因此也出来了——这么美，这么宜居，那村里人怎么还急着离开，怎么要抛下土地出去打工？再进一步问，从长远来说，这样的投资有意义吗？这个村肯定不是我看到的唯一的个例，就我这两年的走访，这样的村庄为数并不少。比如隰县刘家庄的刘氏家族合力重修祠堂的近乎悲壮的努力。然而，我想说的是，如果留不住人，这样秀美的宜居环境，又有多少价值呢。农民，从来都是讲求实惠的。

走出村委会，老李跟我们握过手说了些欢迎下次再来的话之后，便走向了他那辆停在小广场的小车，走了。

他一走，村主任老侯问我去哪里看。

此时，“采摘园”那几个大红字又扑入了眼帘。我于是说，先参观一下你们的花果园。毕竟，这是村中的主导产业。

老侯说好，摸出手机给谁打电话，通了后让我们先走，他随后就到。

顺着水泥路一直往坡上走，到了坡顶，照壁上那几个大字就在身边了。照壁顶部有檐，下面是石头基座，主体部分便是“采摘园”三个大红字，勾了白边，看起来特别醒目，背景是一幅花花草草的喷绘图案，一个秀气的小姑娘站在丰收的田野里，头顶上很夸张地露了几枝苹果。那边有间旧房子，我们以为有人住在那里，正要过去看看，老侯突突突地骑着摩托车上来了，后面带了个女人。因是坡路，他也没下车，冲我们说了句往这边，骑了往前。没几步，在一扇柴扉前停下了，将支车稳，那女人早下了车，拨开门，招呼我们进园子。一看，就知她是村主任专门叫来跟我们说话的。进了园子，顺着小径走了一段，远远看去，这面的坡沟，对面的坡沟，都是树，各种果树。

老侯早钻进了林子，他手也快，一会儿出来时，捧了一大捧杏，让我们吃。尝了一颗，觉得还行。我们在这边看树时，他又钻进去摘了几个桃子，让吃，都摇摇头。

对面山坡上，树丛中闪烁着一栋白色二层小楼。

我问面前的女人，那是谁家的，不是你的吧？

女人马上摇摇头，不是，我家在村里。

我说，夜里不用看着园子？

女人说，不用，没人进来猴害。

老侯在边上说，我们村村风正，根本不用照看。

聊天中得知，她男人也姓侯，她家除了这里有几亩果树，另外还种了二三亩玉米。男人在镇上开了个修理摊，白天就去那里守着了，生意还行。老侯插话说，她男人是我们支委，勤快人。女人说，光靠种地，养不了家啊。几亩玉米，刨去投入，挣不了多少钱，就得四处刨闹。园子这几年还行，不用出去卖，到了节气，有人直接到地头来收，也有城里人跑来进园子采摘。总算账还行。

我说，你有这园子，男人还开了摊，过得肯定不错。

女人笑了笑。

老侯肯定地说，对，她家属于村里过得最好的。

在采摘园四处走了走，朋友觉着这里的水果很新鲜，比市场上的东西好多了。买了几小袋桃子和杏，便往外面走。

老侯也发了摩托，送那个女人回村。

等我们顺着坡路再返回村委会门前的小广场时，老侯立在路边等着，旁边是那辆摩托车和那个女人。我再次跟女人道了谢。她也很有礼貌，说欢迎你们再来。然后笑笑，往小广场南边的一条小巷去了。她家可能就在附近。

老侯看着我，意思是，还去哪里？

我说，随便走走。

老侯怔了一怔，他心里肯定在犯嘀咕，这人究竟要看啥，但还是推着车跟我们往前走了。就又到了老槐树下，树南有座庙，我们往庙跟前走，近了，却见门挂着锁，锁子都生锈了。庙院看上去很讲究，山门高大，从门缝往里一瞅，院子的通道也是曲曲折折的。老侯可能也看出了我的意思，却说，里面修是修过，可啥也没啥了。平时也不开门，就二月里庙会时开一天。我看出他不想找拿钥匙的人，便不再开口了。

于是再往下走。

左边，是坡沟，也参差着一些院落，站在石头护栏前，下面的屋顶和院子一目了然。右边是一些涂过的院墙，路过一家大门，老侯说，这里驻过日军指挥部。又指了指墙说，你们看那里，打仗时留下的。我们一下来了兴趣，便进了院子看，和别的院子并无二致，也是那种二层砖木结构的房子，正房、东西厦房、南房均是二层，但房子看上去更坚固，也更讲究，显然，主人当年在建造时颇费了财力和心思。然而，岁月沧桑，当年日军驻守这里的痕迹看不出一点了。院子里静悄悄的，户主也不知去哪里了。我们出来时，正好在门口碰到挑了一担水回来的女主人，五十来岁，脸红扑扑的。听得她问老侯话，可能是说这哪里的客人呀。老侯停了一会儿，马上又跟上来了。

再往下走，街道就平坦一些了。路边有个便民服务店，每次进村，我都要到类似的场所看看。像这些便民店或小卖部，如今多是村里的娱乐中心，村里人不忙时，会跑到这里打打小麻将或扑克。店主会提供一些娱乐工具，这是小卖店积累人气的一种手段，特别是大一些的村子，因为有不止一家小卖店，店主就会想些办法拉人，竞争显得相对激烈些。当然，对进到店里玩耍的顾客，店主也会收一些服务费的。

村主任骑着摩托往下溜去了，他可能没看到我和一个朋友进了小卖店，或者看到了，也觉得这不过是城里人的好奇吧，很快就会出来，所以也没返回来。

一进店门，看到门和柜台之间搁了张麻将桌，桌旁相挨着坐了一男一女两个人，女的四十五六岁的样子。我搭话说，这是小卖店吧？怎么，没人来玩，就你们两口子？女人看了男人一眼，男人马上说，我们不是一家子。我哦了一声，说了声对不起。那个女人看出我们是外地人，只是一时搞不清身份，拘谨地捏着一块麻将牌，并没有跟我搭话的意思。我说，这店还行？每天能挣个一百来块？女人看了我一眼，终于出了声，每天能卖一百就不错了。没人，连房钱也打闹不回。

我说，你不光靠这生活吧，男人在外面打工吧？

女人一笑，没说话。

我又问，在哪打工？

女人看了身边的男人一眼，懒懒地说，下河南去了。

我说，出去几年了？

女人还懒懒的样子，两三年了。

看着店主没有再谈下去的意思，我和朋友只得出了门。走出几步，朋友回过头又看了一眼那便利店，说，她刚才有些话你没听懂，她这房子是租村委会的，一年一千八百块。村子没多少人，她每天卖不了多少货，又没人来打麻将，没个抽的，肯定没几个收入。你不看，她一脸无奈。我点点头。朋友又说，过去，河南那地方灾荒多，不是发洪水就是遭旱灾，不得已就翻过山来到这里逃荒。我们这地方，地下有的是煤，人们生火做饭都用烧炭，他们逃荒来的，没钱，只能烧柴，这当然让本地人瞧不起了。现在，我们这里农村，四五十岁以上的人仍这个观念，有点瞧不起河南人。

他这一下，我有点明白女人的话什么意思了。

朋友点破说，她肯定对自家男人不满意，说他下河南去了。

边说边走，不远处，老侯刹了摩托车上等着。一问，女人的房子果然是租的。我说，她男人在河南打工？老侯一愣，摇摇头说，她那是灰说，她男人死了有二三年了，脑梗，下午在地里锄田，杵在地上再也没爬起来。到了吃晚饭时没回去，女人急了，喊人寻。我们几个干部也帮着寻，到了夜里十来点，才在地里找到了人，早没气了。我说，这人一直在村种地？老侯说，也出去过，人没出息，混不下去又回来了，只能种地。我说，他没发现自己得了这病？老侯说，觉察到了，也去看过，可是农村人你也知道，不当回事。

朋友看了我一眼，她说的下河南，原来这个意思啊。

我便笑。

这时已近正午十二点，我提出就在村里吃点饭，也好再聊聊。老侯说，村里还有一家农家乐饭店，就去那儿吧。我听出他的意思了，进别人家恐怕不方便。入乡随俗，那就听他的安排吧。顺着水泥村道走，转了个弯，大路边有一家写着“农家乐”字样的饭店，红漆大门，院子很大，主人两口子迎出来，让我们去正屋坐。

主人四十五六岁，三个孩子，两个男孩是双胞胎，都已考上了大学，给我们端茶倒水的是个清秀的小姑娘，刚参加过高考，问她打了多少分，准备报哪里，她说达了二本录取线，准备走山西农大了。主人对几个孩子很自豪，对饭店却有些忧虑。他说前几年生意还好，市里的人也来吃饭，去年形势变了，政策严了，来的人越来越少。村里原有五家农家乐饭店，今年都关了门，只剩他一家硬撑着了。

吃过饭，主人给了我张名片，希望我们以后再来。

回来的路上，朋友说，村子是好村子啊，可惜来的人太少了。村里的思路也许是对的，发展生态农业，打乡村旅游牌，让城里人回归自然，追求野趣，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农家屋我们没进过，但那饭确实挺好吃，可是为什么没人来呢？没人来又说明了什么，真是有些糊涂了。又问我，你在此村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我想说，那个说丈夫下河南去了的便民店女人。但终于没说。其实我在这个村的感受很复杂，很难一句或几句话概括出来。

四十  韩家庄的“现代乡绅”

时间：2015年7月4日

地点：高平市韩家庄村

车开到村口时，书有"韩家庄"三个大字的牌楼前一片狼藉，水泥、砖块、石头堆得到处都是，几个灰头土脸的人在其中穿梭、忙碌。我不知这是做什么工程，也没有太在意，后来进了村，才听说那些人是在建蓄水池，为将来按时灌溉梨树做准备的。还知道，这个村近年的心情和故事，都与一种叫"玉露香"的梨树有关。

村子位于高平市西，属野川镇管辖。

路上，朋友说这个韩家庄很有些来头，村中的韩姓人都是韩愈的后裔子孙。我听了有些吃惊，韩愈的故里不是河南孟州吗？他的后人怎么会跑到高平来？这可能吗？朋友说，我也觉得不大可能，就是他们村人也犯糊涂，对韩氏与韩愈的关系一点都不知晓，没文化人连韩愈是谁也搞不清。韩氏家谱、祠堂，也没有任何相关记载，仅村中一块古碑上有"实昌黎（韩愈自号）之后裔"的字眼。

朋友说，也有人来考察过，却没甚结果。考察者认为，韩家庄韩氏与韩愈的关系，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纯粹的攀附假托。这种风气早在明清时就已盛行，认帝王、名人为本族远祖，认他人为自己的祖先。韩家庄人也有可能。二是两韩氏确有渊源关系。理由是，韩愈父韩仲卿曾任潞州铜鞮（今长治沁县）县尉，长治与高平毗邻，韩氏在此留下一支是极有可能的。另外，韩愈故里孟州距泽州很近，两地古来就有频繁的商贸往来，互通异地者大有人在，因而可推，早年韩氏可能有一支来高平经商遂定居于此的。古人选地建庄是极为讲究的，韩家庄风水不错，将安居之地选择在这里，或许反映了韩氏崇尚安逸、恬适的田野生活的一种心境。

他这一说，我隐隐感到此村背后很可能有个高人，是他最先发现了古碑上那句话，意识到了韩家庄与韩愈之间可能的关系。他在一种强烈的宗族荣誉感中，也进行了一定的考察，但因资料太少，他的这种努力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然而，他的举动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一种宣传，本来不确定的一件事在这种传播中变得确定了。这个人会是谁？他应该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有一种振兴宗族的责任感，否则，他也不会去作那样的溯源。

但是，一直到采访结束，我才搞清了这个人与村庄的关系，他的面目也才逐渐清晰起来。

当然这是后话了，后话我会在后面说。

车进入坐落在半山腰上的村庄，在一块空阔地停下。南面有一个小庙，我后来知道它是奶奶庙，西面是一片建在高台上的院落，门都迎街开着。朋友将我引进了北面一处院落。高个子、大块头的主人迎出来，朋友介绍说，这就是韩经理。此人叫韩国珍，进村前，朋友已对我说了一些他的事，财大气粗却异常低调，几乎从不接受新闻采访。他最初在县百货公司工作，当过经理，后商场改制，就出来自己干了，包过几座煤矿，应该是赚了些钱。

院子不大，房屋布局却有些特点，三间正房，西房留作卧室，东屋和堂屋两间打通了，做了待客的厅子，显得宽大，气派。墙上横的竖的挂了七八幅书法作品，颇有些古意，据说为主人的小叔叔所书。

进入话题后，我问，这村子是你在搞开发？

他摇摇头，没有啊，我没有搞开发。

我说，村口不是在动工吗？

他笑笑，那是在建蓄水池，浇梨树用的。

由此就说到“一村一品”，说到村里引回的“玉露香”，这是韩家庄建设最美村庄的一个大项目。

我问，是你引回的？

他又摇摇头，不是我，是镇上吴芳华书记谈成的，我是帮着村里做。省农科院果树所的老师来高平，吴书记问有什么项目适合本镇农村，孙老师说玉露香就很好呀。后来就在韩家庄搞，2011年种了100亩。去年挂果后，和隰县的玉露香一比较，比那里的品质都好，今年决定大规模推开，450亩地全种了。

聊了二十来分钟，他说还是让村支书跟你们说吧，人家知道的情况多。我说也好。他于是给村支书打电话。放下电话后，他说他锄地去了，一会儿过来。又说了几句，他站起身，说你们稍等一下，我出去拿包烟。我说不用，这不是有烟吗？朋友也说不用了。他没听，坚持走了。好一阵子，也没见他回来，我便明白他是想避开这种场面，大约是不愿有些事从他嘴里说出来。

又等了一会儿，进来一个人，四方脸，个子不高，说是吴书记叫他来的。他的声音有些含混。朋友记起了什么，说，中午联系时吴书记说过的，你是包村干部吧，姓牛？对方说，对，我叫牛月林。朋友赶紧让他坐。牛月林坐下后，和我们拉起了呱。他以前在镇上的团委工作，现在当了个农办主任，今年39岁。韩家庄，现有43户163口人，原属杜寨乡，撤乡并镇后归野川镇管辖。这是个自然村，和圪庄、西郭庄构成一个行政村，主村在圪庄。三个村是分分合合，1981年土地承包前，三个村为一个行政村，之后分成三个行政村，2004年撤乡并镇后，又成了一个行政村。书记、主任都是主村的。

我说，书记主任都是选上来的？

牛月林点点头，是。

我说，各在各的村，村民熟悉他们？

牛月林说，各村相离也不远，过去又都是一个行政村的，村民相互间也打交道，自然熟悉了。

我又问，当时怎么选的，集中在一起？

牛月林说，不是，各村都设了点。

我说，也有个候选人？

牛月林看了我一眼，当然，都是按照村民选举组织法，一步一步按程序走的。

我觉出了他的谨慎，知道再问下去也不会有什么新意，便岔开了话题，说，种玉露香梨，这是新鲜事物，村民能接受吗？

牛月林说，韩家庄一直有种果树的传统，不少人也在这上面得过利，还是比较接受的。2011年种了110亩，去年头一年挂果，结了几百斤，和隰县的玉露香梨一比较，挺好，水分多，个头大，也甜。我们这里是山区，地块全是梯田，背风向阳，土质也适合种梨树，所以种的梨树好，结的货也多。老百姓哄不了的，他们最实际，看有没有实惠，看到有利可图才会听你的。所以，今年一动员才会推开的，所有的地全种了。另外，还种了苹果、杏子、樱桃、杏梅等十多个新品种水果。如果他们觉得不适合，你再唠叨也没用。

我说，是村干部组织动员的吗？

牛月林说，是，开过几次会，我也说合过，我是包村干部嘛。经营主要归合作社管，我们想探索一种新模式，公司加农户。

我说，这好，合作社啥时成立的？

牛月林说，去年呗，全称叫花果山玉露香梨种植专业合作社。全村所有的土地，43户村民都入了社。过去的品种，主要是本地大黄梨、苹果，管理也是土办法，跟不上去。现在引进的是新品种，技术要求严，村民不熟悉，所以，合作社按照省农科院果树所的要求，从调树苗到挖树坑，还有就是给老黄梨树嫁接，还有施肥、修剪，将来的销售，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合作社还组织农民去农科院培训，培训了有一礼拜多，回来以后自己也能嫁接树了。合作社还有一个功能是争取资金。今年，我们争取到市政府60万专项扶持资金，镇里配套了20万，加起来是80万，都拨付给了合作社。

我说，这些钱主要花在了哪些地方？

牛月林说，一个是办水利，果树灌溉需要水，可韩家庄是个干旱村庄，去年想打一眼机井，可打了30米也不见一滴水，只好放弃了。好在这里的地表水比较好，所以，就大量修建蓄水池，这也没办法的办法。总得引水浇灌嘛。再一个是修路，修田间路。过去，我们这里的田间路都是羊肠小道，没法走。去年，有了钱，我们就开始修路，主干道都打通了。以后销售和拉运就方便了。

我说，听说老韩（韩国珍）在玉露香梨的种植上帮了大忙？项目款是他跑下的？

牛月林说，不能这么说，他没跑项目。前期买树苗、肥料什么的，他起了作用。新品种一棵树的投入，包括树苗、挖坑等，大约需要60块钱，一亩地是44棵，大约3000块。有的大户种六七亩，这么多钱一时很难拿出来，他听到了，表示愿意出钱帮忙，垫了差不多有一百来万吧。

我说，这些钱将来再由合作社偿还？

牛月林没吭声，只是笑，大约是不知该怎么说。

朋友插话说，韩经理是个热心人，自己致了富，想做一些事帮着乡亲，这是反哺回报，是一种个人情怀吧。

牛月林点了点头。

这其间，他从柜子里拿出一条烟，又从那条烟里分出一包来，这个细节我和朋友都看到了。朋友笑道，你住在这里？牛月林笑笑，对，住这儿。可能看出了我们的疑惑，他解释说，这是他大伯家。他们平时住在县城，夏天回来一段时间，这两年他下来包村，就住这儿了。朋友说，大伯？你不是姓牛吗？

牛月林笑笑，我小时家穷，父亲把我给出去了。

他这一说，我听明白了，他和那位韩经理是堂兄弟，他们的父辈是亲兄弟。后来，也就是第二天，我在一个场合遇到了野川镇党委书记吴华芳，闲谈间，这位精明能干的女书记也提到了牛月林，说当初将他放到这里当包村干部，就是考虑到了这一层亲缘，可以协调各种关系，方便开展工作。

聊了大半天，牛月林引我们去村中走。

应该说，这个村庄给我的印象不像侯家庄那么强烈，那里的村容村貌让人耳目一新，山青水秀，街道洁净。我进路边的一家院子看了看，这是一处典型的老房子，据说是早些年财主的院子，里面住着几户人家，墙还是土坯墙，斑斑驳驳的，给人一种沧桑感。我为此拍了一些片子，觉得很特别。当然，也能看得出，村庄道路和建筑也得到了维修，比如街墙都修得齐齐整整的，这和我看到的一些破败的农村是不同的。

往北走，在临街的一面墙板上，看到一个关于玉露香梨园的简介，上写：本梨园北靠正松山，西依山宗庙，中穿溪流水，南依农家院，始建于2001年春。该项目是由本村在外工作的退休老干部韩晚枝和本村在外工人韩国珍共同捐助兴建的一项惠民工程，包括引水上山，田间道路绿化，树苗种植，水利灌溉，村政建设。此项工程，完工于二零一一年六月六日山宗庙庙会来临之际。

韩晚枝？韩晚枝是谁？我不由把目光转向牛月林。

韩国珍的叔叔。他答。

怎么又冒出个韩晚枝？我心里真是疑团重重了。虽是来采访的，但又不好细问，有些事，谜底也许会慢慢解开的。这么想着，便到了村委会办公地。南面是戏台，北面是村委会和合作社，西南方是一座庙。这里显然是村子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们过去时，几个人正在维修庙墙，顺着石砌的台阶往上走，右侧墙上有砌进的碑文，朋友喜好这个，左瞧瞧右看看之后说，这个村明朝时可能出过一个武进士。但究竟是不是这样，他也不敢确定，毕竟碑文上的字磨损过甚。

这庙叫诸神庙。

殿门锁着，牛月林说，里面啥也没啥。

我朋友也说，晋城一带有好多这样的庙。过去，有些村子穷，没钱请铜像或塑泥像，但庙是必得建的。有钱是有钱的敬神法，没钱是没钱的敬神法，在里面供些各路神仙的牌位，也就有了庙的格局、气派。有了庙，民间也就有了信仰。

院当中还有个小巧的碑亭，里面立了两块碑，一块刻的碑文叫“韩家庄变迁记”，一块是功德碑，上有为村庄建设捐钱捐物的本村籍在外工作人士及友人的花名及捐款数。

“变迁记”这样写道：

中条麓隅，太行山上，高平西北，有韩家庄。古曰后沟，不知发祥，有碑记载，言之叮当。韩愈之后，源远流长，古代耕读，传宗代偿。地下煤铁，地上梨桑，山上松柏，山下槐杨。泉水清冽，冬暖夏凉，山高道仄，岁久年长。先民劬劳，鲜有余亮，筚路蓝缕，汗透襟裳。街巷无序，凹凸翕张，茅厕粪圈，杂乱无章。蚊子苍蝇，灰楂圪榔，四十余户，满目苍凉。翘首以盼，何日小康。

接着笔锋一转，写道：

韩公晚枝，土生土长，侠肝义胆，本色儿朗。慈善为怀，爱心洋洋，饱学修身，事业昌昌。游子心赤，牵肚挂肠，周公哺乳，回报家乡。谋划筹资，数年奔忙，抽水上山，蓄水保墒。推广科技，栽嫁梨苗，电灯电话，明亮通畅。修桥筑路，铺砌街墙，修建舞台，构建学堂。修复文物，翻新庙堂。六月初六，日子吉祥……仁哉韩公，情深意长，诚哉晚枝，勇于担当……饮水思源，世代莫忘。韩公精神，时代光芒，勒石以，永世流芳。

落款是“撰文段永贤，韩家庄全体村民立”。

落款时间是，“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这块碑记，至少透露出几层意思：一，碑记认为韩家庄人是韩愈之后，世代在太行山上的这块地方耕读为生，过去村子叫后沟，后改名韩家庄，但究竟何年在这里定居，无史料可查。二，韩家庄地下有煤铁，地上有梨桑，应该说资源丰富，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发展落后，村容村貌破烂不堪，老百姓过着很贫困的日子。三，碑文里提到的“韩公”韩晚枝，便是我在街头墙板上看到的那个名字。他在退休之后，时常惦念着家乡，看到村中经济凋敝，乡亲们日子艰难，便帮着发展玉露香梨，并筹资筹款。从碑文中看出，老先生修桥补路，维修村庙，建戏台街墙，办了不少好事。四，韩家庄人尊重他，感激他，饮水思源，特树此碑，刻记他的事迹，并希望韩公精神永世流芳。

我把目光转向牛月林，说，能见到这位老先生吗？

他摇摇头，不在，上个月他还在村里转悠，近些时没回来。

再看面前的功德碑，头一位便是韩晚枝，捐款五万，第二位是韩国珍，捐五万，接下来的几位也是五万，都是本村籍在外工作人士。名单上有几十位人，我发现有一个名字很熟悉，是我认识的晋城前辈作家，他也捐了一万。捐款的人，各个行业的都有，有机关工作人员，也有企业主，还有文艺界知名人士。看了那一长串名字，我想，发起者一定是位德高望重的人，否则，也不会有这么大号召力，这样的效果。

这个人，应该就是韩晚枝。

他让我想起了古代的一些乡绅。近两个，我走了不少农村，深深感受到，从某种程度上，农村太缺少这样的对它有感情、肯回报的人了。大家走了就走了，可以和别人谈起村子的破败，落后，也可以写文章怀念它，但一落到具体的事上，便无动于衷，没打算哪怕为它做一点微小的事。

离开村街，我们找了条近道，直接上了西山的梨园。

偌大一片，树连着树，多是梨树，也有苹果树。放眼望去，一座山头连着一座山头，满目皆绿，一片果园连着一片果园。在一块苹果树的地塄旁，靠着坡，站了两棵挺拔的松树，其姿让身边的山显得秀气了许多。梨树也有些特别，我看到枝杈间挂了些白色的塑料袋子，在阳光的映射下微微地颤动着。再细看，袋子都套在果实上。

朋友便开玩笑，说你们村的梨也特别，戴套子。

牛月林笑笑，解释说，这也是一种技术措施吧，这样做是防止梨果表皮裂开，不好看，影响销售。又指了上面坡上的树，那边的老梨树、老苹果树，今后也准备进行改造，都换成这个品种。

牛月林又说，通过种植玉露香梨增加收入，同时绿化、美化小山村，这就是韩家庄建设美丽乡村的途径。以产业发展带动美丽乡村建设。现在整个果园差不多有10种果树，有原来的高平大黄梨、苹果、桃树、杏树、李子、杏子、葡萄、香椿，也有新栽的大片的玉露香梨，以后我们的目标，就是打造一个名副其实的花果山，使这里成为一个采摘、旅游、观光的景点。

我们是从修好的田间路回到村里的。

水泥路，可以跑机动车，是去年修成的。

牛月林说，过去都是土路，坑坑洼洼的，怎么难走你可以想象。

再回到韩国珍门前的那块空阔地时，右侧高处的院墙下，一排溜坐了七八个老人。这么多老人，这样一种黄昏的景观，让我心里不由一震，我先是在台子下，给他们拍了几张照片，觉着意犹未尽，又从侧面的斜路上走了上去。我想跟他们聊聊。我走到他们跟前时，他们也觉着稀罕，一个个都仰起了笑脸。他们中间有个空位，我坐了进去。他们笑了起来。有个老汉说，客人，我们都是些死老汉了，你年轻轻的，凑啥热闹。

我说，想跟你们沾点福气，都是长寿老人啊。

他们笑得更欢了。

聊了一会儿，知道，他们的年纪都在八十岁以上了，最大的已经八十八岁。其中一个是韩国珍的父亲，今年八十二岁了。有个老太太略小些，她说她七十八了，再过两年才八十。他们每天的事就是坐在这里闲聊。我还知道，村里的年轻人都走了，村里没学校，他们或者搬到了镇上，或者进了城。种梨园的都是五六十岁的人。

学校，又是学校，我心里由不得感叹，没有了学校，年轻人早晚都会带了孩子走的，将这个村子走空。而另一个明摆的事实是，留下的人早晚会老的，会走向一种不可能回避的结局。几十年后，如果没有年轻人的补充，这个村庄又是怎样一种景况？但年轻人会回来吗？就是帮着村庄的韩晚珍韩国珍，他们不是也不常回来吗？

我由不得问自己，假如，这是我的故乡，当我退休了，我会选择还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