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航满

事关“人文”

2007年的夏天，我因个人前途的缘故有一段闲暇的时光，心想与其自取烦恼，不如安心读书。恰好在图书馆里发现了李静编选的随笔年选，于是在开架阅览室里一本本地搜寻，找全了从2002年到2006年的随笔选集。集中了大约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将这近三百万字的随笔文章通读了一遍。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么多的文字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读完，竟然丝毫不感觉厌倦，相反却有一种思想和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这次借书和阅读，让我感到很有成就感，记忆颇深。而编选这样的一套随笔年选，对于一个有作为的批评家，需要持续不断的关注、超量的阅读、敏锐的眼光、深厚的积淀以及繁难的取决，其背后更是在试图为我们这个“贫乏的大时代”张扬更多的精神火光。待我读完这些汇集起来的灿烂文字，深感这种寂寞的编选，其意义甚至高于自身的一般性写作。

在李静编选的随笔年选中，不难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在每年的选本中，有一些作者的名字是几乎年年都会出现的，而有一些作者的名字则以频率极高的形式出现。我曾对2002年到2007年这六年出现次数较多的作者稍作了整理，不妨抄列如下：崔卫平（6次）、孙郁（6次）、李长声（6次）、林贤治（5次）、陈丹青（5次）、高尔泰（5次）、李敬泽（5次）、傅国涌（4次）、谢有顺（4次）、邵建（4次）、李大卫（4次）、程巍（4次）、止庵（4次）、徐晓（4次）、秦晖（3次）、何怀宏（3次）、傅谨（3次）、张新颖（3次）、聂华苓（3次）、北岛（3次）、邵燕祥（3次）、周泽雄（3次）、摩罗（3次）、雷颐（3次），等等。这些在随笔年选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作者名单，我不以为这是编选者一种狭隘的个人趣味或者小圈子化的精神按摩，恰恰相反，它从一个侧面，应证了这些随笔写作者在艺术和精神上的成熟稳定，也代表了当下中国随笔写作的真实水准。

如果对于中国人文知识界稍有了解的话，也不难发现，上述这些被列举的写作者的某些共同的特点。通过对这册随笔年选中的作者群体的简单分析，我们会发现这种特殊文学体裁很少有名气甚大的作家被列入其中，而那些专职的散文随笔写作者则更少见露面，入选者的身份本身显得有些面目繁杂，诸如文学批评家、历史学者、社会学家、民间学者、杂文家、电影批评家、戏曲研究者、美学家、画家、诗人、建筑学家、文学编辑，等等。面目虽繁杂，身份也各异，但精神的旨趣却是出奇地一致。他们的随笔写作是“有感而发”，是“厚积薄发”，是需要个体的表达、诘问、交流、呼吁、辩驳，而并非仅仅因为职业所需、谋生所需、交际所需，他们试图兼顾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平衡，让笔下的文字既拥有学术的深度和严谨，又不丧失随笔这种独特文体的艺术魅力，同样，我们在这些真正优秀随笔文章中，还能感受到一位写作者内心的冷静与热烈。

从最早对于李长声和李大卫两位非主流随笔作家的偏爱，或许可以看出编选者李静的眼光与趣味。在这些随笔年选中，对于这两位作者的随笔，往往是以每次连续数篇的形式集中出现的。李长声的随笔写作风格，在艺术上很有知堂老人的味道，是知识小品，但情趣盎然，属于内力深厚又不显山露水的一路;李大卫的随笔让我想到王小波，智慧、风趣、尖刻、戏谑，从李静对于王小波的极度推崇可以看出他们内在的某种一致性来;再如，李静对于陈丹青和木心这两位从海外归来的师徒文字的偏爱，体现出她对于中国文字写作的精神态度。我一度对于木心的文字从感官上比较厌恶，觉得做作和刁钻，缺乏地气，因此和编者李静有过一次意见相反的争论，到看了她的评论文章《“你是一朵含苞欲放的哲学家”——木心散论》（《南方文坛》2006年5期），才猛然清晰地认识到木心在汉语语言上维护与创造的那份纯粹。孙郁先生在文章《木心之旅》（《2007中国随笔年选》）的文末这样写道：“我读五十余年的国人文章，印象是文气越来越衰，上难接先秦气象，旁不及域外流韵，下难启新生之路。”由此，我对于李静的这种编选更加充满了敬意，因为这些文字的写作在“表达空间的拓展上”更为值得尊敬。

我们无法乞求精神不独立与思想不自由的作家能够写作出美好的文字，什么样的脑袋写出什么样的文字。在这些年选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些写作者对于现实社会的精神担当，是极有力量的社会人文记录，因此，在这些文字之中，我们会以各种形式看到在中国这篇土地上所发生的各种文化事件和社会事件的折射，而这些对此所发出的种种独立的声音则显得更加高贵。在我的印象中，很深刻的是这样一些文字：龙应台的《我看<色，戒>》（《2007中国随笔年选》）、陈丹青的《鲁迅是谁？——写在鲁迅逝世七十周年》（同上）、谢有顺的《“他在，就还不完全是黑暗”》（《 2006中国随笔年选》）、艾晓明的《保卫灵魂自由的姿态》（《2005中国随笔年选》）、程青松的《送君万水千山去，独自听猿到五更》（《2003中国随笔年选》）、秦晖的《恐怖主义是人类的公敌——纪念“9/11”一周年》（《2002年中国随笔年选》）、徐晓的《监狱中的日常生活》（同上），等等。

对于随笔的遴选，李静曾这样写道：“我力图使这部年选成为一本参差多态的书，参差多态得使‘随笔这一文体包含文学，但溢出了‘文学，而弥散到一切事关‘人文的文字领域中，当然，要以一般读者能够无障碍的阅读为限。”（《在真诚、智慧与自由之间》）她倾力编选的这些文章，可以说几乎反映了人文学者对于近年来所出现的人文现象的一次集中思考和发言。诸如纪念鲁迅、巴金去世、大众学术、精神快餐、恐怖主义、三峡移民、农村生活、文革记忆、大学教育、公共空间、城市建设、文化交流，等等，这些有关转型、变革中的文化公共事件，得到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更反映了真正知识分子的职责。如果没有这些独立声音的出现，我们很难想象中国话语空间的建设，正如费希特在《论学者的使命》中所说的：“你们都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幸亏我们还能听见这样稀薄的声音，让我们在这个躁动的世界中感到一种来自内心的宁静与光芒，这也正是李静所言及的“钙”的精神成分。

“随笔的条件和赌注乃是精神的自由”，这是瑞士文论家斯塔罗宾斯基的一句关于随笔妙论。对此，编者李静极为钦佩。因为读这些知识分子的言论，感受他们对于当下社会所出现的种种弊病的解读与呼吁，待到这些社会事件如烟云消散，要知道，遗留给我们的并非是一块精神的空白。对于人心的抚慰与完善，正是这些使我们“精神成熟”的文字。真正的写作本身，一个共通的目标，就是试图去构建一种人类所需的精神家园，这自然包含诸如“正义、文明、优美、自由”这样的理念。无论是有关巴金先生的去世、鲁迅先生纪念、农民问题反思，还是我们对恐怖主义的抗拒、对“文革”记忆的阐述，其背后的根源都是一条精神的通道，它通往人类所共同需要的精神皈依。在复杂的世界里，这些文字可以与我们的心灵对话，也正如编选者之所言：“我希望这个选本能在诗与真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虽然他们的表达也姿态万千，涉及的论域也彼此相异，但写作的基点却近乎相同，那就是对文明、正义与自由的关切。我想，在当下的时空里，或许正是它构成了文学的灵魂与血色。”（《2003年随笔年选·序》）

一脉文心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文学经典读本系列”，我读了其中由学者孙郁编著的《当代文学经典读本》。这套“读本系列”的初衷乃在于“名家选名篇读经典”，突出的是名家、名篇和经典，但在我看来，其中的“选”与“读”二字实则更为关键。以这册《当代文学经典读本》为例，孙郁的“选”法就实为独特，此书开篇便选台静农的散文《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随后又节选孙犁的散文《书衣文录》，其三选张爱玲的散文《忆胡适之》，其四选张中行的散文《故园人影》。仅这四篇，足以让人耳目一新。当代文学作品的这种编法，我还是初次见识。但细读之后，似乎发现其中的玄奥之处。其实，孙先生选台静农，用意则在鲁迅与陈独秀，台静农此文写陈独秀，其人乃是新文学的急先锋，而台本人则与鲁迅深有交往;再如第二篇散文《书衣文录》，此乃孙犁晚年的经典篇章，洗尽铅华，沉郁老辣，但细读发现，此处节选章节均与鲁迅有关，孙犁拜服鲁迅，所读书目也多与鲁迅有关;第三篇选张爱玲的忆旧散文，还在于其中所写的胡适之，此乃新文学的又一开山健将;第四篇选张中行的散文，则不难想到新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周作人。由这四篇散文，可以看到选家的用意其实关乎“五四”，从陈独秀、胡适到周氏兄弟和张爱玲，此读本开篇便向“五四”经典致敬，其深远幽微之心不能不令人细细体味。

编选此书的深情用意，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也是显然的。诸如首篇的《酒旗风暖少年狂》发表于1990年的台湾《联合报》，而第二篇孙犁的《书衣文录》则于“文革”中后期陆续写成，第三篇张爱玲的《忆胡适之》则于1968年在香港《明报》发表，如此看来，孙先生并非是按照作品问世的时间来排列的;再如开篇第一章的台静农，出生于1903年，随后的孙犁出生于1913年，张爱玲出生于1920年，张中行出生于1909年，那么再如此来看，这样的作家序列也并非是按照出生时间来编排的。按照常规的分析判断，似乎也足以坐实我对于这条“五四”文脉的猜测，也就是从陈独秀、鲁迅、胡适再到周作人和张爱玲，这条隐形的脉络是孙郁对于当代文学审视的一个独特标尺，而他编选这册《读本》的思路由此才会逐渐地清晰起来。如此更不难理解，在孙郁的这册《读本》之中，1949年后的所谓“十七年”文学经典则无一选录，除去开篇的这四篇略显旧派的文章，他则直接将读者带入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视野，诸如张承志的散文、北岛和舒婷的诗歌，以及汪曾祺、王蒙、阿城、刘震云、铁凝等人的中短篇小说作品，他们均惊艳于文学的新时期。

同样，令我颇感兴趣的还有孙郁对于两位作家的重视，一位是王小波，另一位则是木心。这两位带有某种传奇和时尚符号意味的作家，尽管作为当代文坛的争议人物，却在这册读本中予以关注和强调。在孙郁的导读文字中，不难看出，对于王小波，他欣赏其思想的独立和智慧，而对于木心，则更欣赏其作为文体家的玄奥之处，并认为由此可以追溯到民国的废名。从这两个独异人物，也显示了孙郁在文学判断上的思考和见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崛起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一方面回归传统，一方面向西方学习，尽管王蒙、阿城、莫言、汪曾祺、贾平凹等人在八十年代均有出色表现，他们或者回归传统，在道家禅学、明清遗韵中寻找出路，而或者在英美传统、拉美爆炸甚至是西域文明中寻找灵感，但或多或少都有汲取的痕迹。倒是王小波与木心，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达到了一个较高水准，甚至很难发现其生成的痕迹所在。王小波的思维是现代的，来自于英美世界的文明体系，他的杂文仿佛是从另一个世界走来的人的新鲜打量，而木心在文体上的创造，则在于他直接与经典传统对接，并呈现出汉语的神采与风骨。

其实，选本或读本想要编好实在是难，其背后是文学史的思维，是文学观念的意识，也是文学趣味的体现。对于当代文学选本的编法，出版家钟叔河先生曾有过精彩的论述。念楼先生曾这样谈及文学选本的编法：“选本必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我喜欢的文章就是最靠得住的标准。”他还说，选本要好，标准是其一，好的导言则是其二。而作为一册个性的选本，这册当代文学读本都已具备了。作为编选者的孙郁，其本身就是一位文章家，深深懂得汉语文章之美，而他还始终认为，文体的创造与创新是一位作家的天赋与关键所在。由此不难看出，他是始终以审美的眼光来谈论当代中国作家的，此乃其“读”法之一。诸如他谈台静农，认为其文字有“魏晋文风”;谈孙犁晚年所作，则认为“沉郁、峻急”;谈张爱玲，认为有“旷世的凄凉”;谈张中行，则认为是受到“周作人的暗示”;谈张承志，认为其作品有“回肠荡气之美”，如此等等。但我通读整个读本，又不难发现，在文体的创造上，孙郁则更为欣赏汪曾祺、木心和贾平凹三人，并认为这三位在文体的独创性上是有着真正自觉意识的，且可以独成一家。此册读本中，汪曾祺选了中篇小说《大淖记事》，木心选了诗歌《一饮一啄》，而贾平凹则节选了长篇小说《古炉》的片段。

这里需提及《读本》的导言，此乃十分精彩也颇有见识的综述与批评文字，难得短短五六千字，却将当代中国六十余年文学的波诡云谲，一览无余。之所以强调这篇导言，从中不难看出孙郁对于文体与语言的高度重视，因为历数文坛六十年的如云高手，仅有汪曾祺、木心和贾平凹能够独得青睐，并在导言文章中予以特别论述。显然，无论是汪曾祺能够把“明清语言与民国语言杂糅一起”，还是贾平凹小说中的文字有“明清的味道”，再如木心，则以为能够把“汉语的潜能袒露出来”，并进而指出“文体表面看是词语的问题，其实是精神境界的问题。好作家未必都是文体家，而文体家一定是好的作家”。也由汪曾祺、贾平凹和木心，还不难看出编选者在文体与语言上对于传统汉语魅力的欣赏，以为汉语本身的魅力是巨大的，生机勃勃的，也是鲜活灿烂的。相比汪曾祺与贾平凹，木心则更为另类和独特。因为在汪曾祺与贾平凹的身上，除去文体上的创造之外，还可以看到精神世界的士大夫气息，而这些则在木心身上难见踪影，木心是糅合了传统与现代，更具有“五四”的精神风骨，也有着文学的贵族气息。

令我感到惊讶的，还在于阎连科长篇小说《四书》的入选。原因不仅在于这本出版于2011年的小说，距今不足五年的时光，还缺乏作为经典所具备的时间沉淀与淘洗，更在于这部小说其实也只曾在台湾出版过，至今仅有少数的专业研究者曾经览阅，但这部在这册《读本》中作为“存目”出现的长篇小说，被作为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列入其中，如果不是随意任性的话，彰显的一定是编选者的勇气和自信。这种冒险出于何故，细思之后，或许还在于其对文学现状的不满与冒犯，以及认同阎连科小说中的批判、创造乃至叛逆，或许还意味着未来文学的一线生机正在于此，由此才会更深理解编选者的一缕文心。这种带有冒犯性的批判和创造，以及这样不动声色中的暗自赞赏与容纳，恰恰正是“五四”传统中有关“自由与容忍”的体现。进一步说来，这种特殊的文学编排，在我看来似乎与此书开篇选取台静农有关陈独秀的散文，暗暗地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呼应。也许在编选者孙郁的心中，中国新世纪的文学创造前景，则更应寄希望于阎连科这样大胆和富有创造精神的当代作家。长篇小说《四书》在这册读本中以“存目”的形式出现，正是编选者对于当代文学的又一“读”法，它代表的是一种理念与寄托，可谓寄意深远矣。

把吴钩看了

在报纸上看到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的《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便在网上查阅了由苏州大学文学院王尧教授主编的《散文卷》目录，得知其中收有杨绛的散文《记比邻双鹊》，黄裳的散文《常熟之秋——关于柳如是》等篇章，便迫不及待在网上下了订单。待书送来，漏夜展读，果然有佳作连篇之感，其中王世襄的《李庄琐忆》、白桦的《忆洛阳》、李锐的《烧梦》、王充闾的《三过门间老病死——疗疴琐忆》等篇，均是我之前未曾读过的，也是我很爱读的篇章。特别是白桦的《忆洛阳》一篇，系作家回忆早年随部队攻陷洛阳城的片段记忆，却也令我想起龙应台在《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中写道的一个关于战争的片段，两者都是写道了战争中的死亡，也都极富一种令人强烈震颤的人道主义情怀，然而白桦却以亲历者的身份，又以极为短小的篇幅写出了一种深沉的人性之美，显示了一位作家老辣沉厚的文学功力。

我自己喜欢有文化气息和学术底蕴的散文，因为其中能读到作家的情思、识见、修炼和风骨，可以去慢慢品味和反复咀嚼。也有一些收录其中的篇章，诸如冯秋子的《我跳舞，因为我悲伤》，林白的《水冲的农事——1975年，在时事之外，片段》、王小妮的《2007年上课记》、池莉的《买酒记》、翟永明的《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徐晓的《爱一个人能有多久》、筱敏的《扑蝶者》等，因为其中所散发的那种对于个性的张扬，对于自由的崇尚，以及独立的情思，都令我着迷。这几篇我喜欢的散文恰巧作者均为女性，但并非女性主义散文，也并非作为女性性别印记的散文。正是这样多的佳作，这册《散文卷》是颇值得一读的。但其中也有不少的篇章，尽管文字很美，也多是出自大家手笔，却并非我之所爱，究其原因，乃是我从其中看到了作家过多的私人性展示，诸如他的应酬、喜好、交际、读书、旅行、隐居、呓语等等，不乏自恋、优越与炫耀造作之态。

还有一些散文，选目虽然尚好，但文章的遴选和甄别却并不令我满意。诸如香港散文作家董桥，此册《散文卷》中选录一篇2005年发表的《Selfridges那顿午饭》，但在我看来，此文远不及其晚近散文的苍郁劲健。再如，选录史铁生的散文《记忆与印象（八篇）》，原本系作家的一组散文，共计9篇，因为其中1篇先发表于《人民文学》，故而在《上海文学》发表时只刊有其余的8篇，而此卷文选编选的8篇，便是后者。作为权威选本，不妨全文收录。再有贾平凹的《<秦腔>后记》一篇，本是我十分喜爱的篇目，因为贾平凹的小说序跋在我看来，乃是十分劲道和绵厚的篇章，甚至远在他的一些其他散文水准之上。但此文后面附有一段注释，如下：“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与选举观察研究丛书》中的有关材料和数据，特在此说明并致谢。”我手边没有小说《秦腔》，但明显可以判断此段话与这篇后记没有关系，原是整本小说的说明，而非关于这篇散文。

最令我感到诧异的是，此卷散文选收录陈丹青的《在北京鲁迅纪念馆的演讲》，乃是从《中国花鸟画》杂志2006年第5期选载的。我读此文，便颇感疑惑。其一是此文本乃是陈丹青流传极广的名篇《笑谈大先生》，却改头换目;其二是此处所选只是一个被拦腰截断的残篇;其三是此大系在《出版说明》中强调有版本问题，乃是“1.原则上以最初发表的版本为准。2.少量的以作者认可的定本为准”。但遗憾的是，这篇《在北京鲁迅纪念馆的演讲》既非最初发表的版本，也应不是作者认可的定本和全本。我以为，作为文学欣赏和普及的权威选本，应尽量选录作家认可的定本，而非“少量的”，甚至也不应以“最初发表的版本”为唯一尺度。因为在当代文学作品最初发表时，会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有所删节或改动。这与当代发表出版机制及语境都是有一定关系的，陈丹青的散文《笑谈大先生》便是当代文学作品版本问题的一个特殊案例。

我特别查证了一下《笑谈大先生》一文的发表和出版情况，皆与此书的“出版说明”相背。《笑谈大先生》原系陈丹青2005年6月5日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一个演讲，而《在北京鲁迅纪念馆的演讲》则只是此文的一个副题，且陈先生将北京的鲁迅博物馆误记为“北京鲁迅纪念馆”。随后，2005年8月10日在《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第553期以《我谈大先生》为题刊发，但略有删节，其中篇末注有“由作者修订交本刊发表，原文1.3万余字”的说明，随后此文又刊发于诗人北岛主编的《今天》杂志2005年秋季号。此后，这篇散文又先后被收录于2007年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出版的《笑谈大先生：关于鲁迅的三次演讲》，2007年6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退步集续编》和2011年1月同样由该社“理想国”推出的《笑谈大先生：七讲鲁迅》。另外，新浪网上的“陈丹青博客”于2006年6月11日也分两次发表全文。

文选的编法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正如王尧教授在序言中强调的“这本书虽然号称大系，其实也只是带有鲜明个人特质的散文选本”，但即使如此，此册《散文卷》还是令我略有几分遗憾。我是很赞同编选者在《散文卷》的序言中所写到的关于编选的基本尺度，乃是“与虚构的文学样式相比，散文更直接地表达了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审美观，用语言的形式反映或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如果这样看来，散文的精神性以及关于精神性的表达问题，应该是编者所应该重视的，那么我颇感遗憾的是未能入选的高尔泰、章诒和、齐邦媛、木心、王鼎钧、赵越胜等人近年来所创作的散文，特别是诸如高尔泰2004年发表于《读书》杂志上的散文《画事琐记》，还有章诒和2003年发表于《新文学史料》上的散文《斯人寂寞——聂绀弩片段》，均是我极为喜爱的篇章。这些带有尖锐反思和独特印记的散文作品，恰恰是新世纪十年中国散文珍贵的精神收获。

由王尧教授编选的《散文卷》，又想到了当下各类面目繁杂的文学选本。似乎有一种通行的做法，便是对于作品选目，选家们无一例外的都是每人一篇，不管所罗列的文学作品水平层次是否一致，都依次排列其间。而由此，竟也又想到了王尧所推崇的前辈赵家璧以及由其策划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特别是由周作人和郁达夫分别主编的《散文一集》和《散文二集》。但有一个细节，便是在郁达夫编选的篇目中，鲁迅计有24篇，周作人计有57篇。对此，郁达夫则毫不回避：“在这一集里所选的，都是我佩服的人，而他们的文字，当然又都是我所喜欢的文字——不喜欢的就不选了”;又如，关于鲁迅与周作人的散文篇目数量，则又有这样妙趣的评述：“一经开选，如窃贼入了阿拉伯的宝库，东张西望，简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断;忍心割爱，痛加删削，结果还把他们两人的作品选成了这一本自己的中心，从分量上说，他们的散文恐怕要占得全书的十分之六七。”

诸如郁达夫这样看似随意的编法，实则最见编选者的眼光、识见、趣味和态度。而作为一册十年文选，若体现十年文学之特点，这种编法也才最能有的山川层叠之风貌。与赵家璧的大系编法不同的是，此册《散文卷》不以文学人物来编排顺序，而是采用编年形式，以作品发表的时间为序，依次排列，这样大致可以呈现十年散文创作的态势，且少了论资排辈的难堪，我是很赞赏的;但如此以来，编选者对于作品的问世时间，则应颇为小心，诸如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一文，在该书的排列上，便推迟了一年时间;再如这册《散文卷》收录的最后一篇散文《软火》，选自2010年11月出版的散文集《乡邦札记》，但在网上查了一下，此文2003年便已发表，这样在排序上便将其不经意地推迟了近五年时间，从而使之成为了压轴之作;还有蒋子丹的散文《那天晚上》文末注明发表于2005年，却被误排收入2007年。还需提及的是格非的散文《师大忆旧》，此文选多次将格非提及的文学批评家李劼，竟印错为了“李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