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奕

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大决战中，出川抗战的川军子弟英勇杀敌，喋血沙场，以血肉之躯垒起一道道钢铁长城，为实现民族独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在中国大后方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重庆人民尽其所能，从人力、物力、财力和其他方面，都给予了最大的支持，艰难支撑了8年抗战直到胜利。作为战时首都，重庆还付出了最为重大的牺牲和代价——是遭受日本野蛮轰炸规模最大、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为惨重的中国城市。但重庆始终屹立，重庆人民的意志与决心没有被日军的轰炸所摧毁，其不畏强暴、不惧艰险、顽强抵抗、坚持生产的爱国主义精神，赢得了全中国人民的支持和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敬佩。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全国抗日潮流汹涌澎湃，抗日救亡的呐喊声，震撼巴山蜀水。日军侵略华北的事件发生后，在日军加紧侵略，中日矛盾空前激化及川军与蒋介石的矛盾日趋尖锐的形势下，川军中抗日情绪也日趋激烈，以刘湘、邓锡侯、刘文辉为代表的四川地方实力派接受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表达了团结抗日的愿望。“七七”事变的发生，进一步激发了川军的爱国热忱，正在重庆参加整军会议的川军爱国将领极其愤怒，纷纷致电上书，请缨杀敌。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迅速作出投入抗日疆场，挽救民族危亡的决策，并于1937年7月10日和13日两电当局，表达其“愿率川军供驱遣抗敌”“共赴国难”的决心。7月25日，刘湘命令绥署直辖各军师长于3日内驰返原防，“遵令整军”。8月，川康整军胜利完成，为川军出川抗战奠定了基础。

1937年9月1日，首批出川抗日的川军先头部队分2路出征。之后的8年抗战中，先后出川投入抗日前线的川军编组为6个集团军另2个军，1个独立旅。他们转战晋东、鲁南、皖南以及河南、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省区，驰骋于南北战场，几乎参加了所有的对日大会战，其战绩辉煌。

第43军、第20军血战淞沪

全面抗战中，川军出川第一战为第43军26师和第20军在淞沪战场的血战。

26师属川军43军郭汝栋部，淞沪会战爆发后，奉命开赴上海抗日前线，与杨森的20军等协同作战。当时，该师的武器装备极差，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1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枪使用过久，来复线都没有了，还有少数步枪机柄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武器之窳劣，可以想见”。虽然如此，官兵的抗敌激情并不稍减。在日军的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和猛烈射击下，尽管工事被摧毁殆尽，伤亡惨重，仍抱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坚守阵地。白天与敌苦战，阻敌进攻，晚上又不顾疲劳抢修被破坏的掩体，准备来日迎战，前仆后继，毫无惧色。军士“刘芳负伤不下火线，第2次重伤时还在说：‘为抗日牺牲，死而无憾！’他一直坚持到停止呼吸”;155团中校营长、代理团长强兆馥左腿被敌弹打穿，颈部亦中流弹后，仍继续和官兵一道坚持战斗。该师官兵就是这样英勇顽强地在战场上鏖战了7个昼夜，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被誉为参加淞沪会战的70多个师中成绩最好的5个师之一。但该师所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全师“4个团长，2个阵亡……14个营长，伤亡13个……全师4000多人，仅剩下600多人”。其牺牲之惨重，于此可见。

20军在淞沪抗日前线立下战功。该军的任务是接防蕴藻浜、桥亭宅、顿悟寺、陈家行一线阵地。当时日军第9师团和近卫师团以及其他特种部队共数万之众，以这一线为重点进行猛烈攻击。20军在此与日军激战7个昼夜，尽管战斗非常艰苦，但官兵们悍不畏死，杀敌热情高昂，多次击退其进攻，毙伤大量日军，缴获不少枪枝弹药，以“伤亡团、营长20多名，连排长200多名，士兵7000余人”的惨重代价，在粉碎日本侵略者迅速攻占上海的狂妄计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蒋介石的嘉奖。

第23集团军奋战江南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日军分兵4路，矛头直指南京。蒋介石急令第7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增派部队加强南京外围的防御力量。第21军145师奉命固守广德，阻敌北犯。广德在战略上十分重要，广德有失，不但南京危急，而且日军还可借此要冲之地，集结兵力，进犯皖赣等地。因此，中将师长饶国华肩负此项重任后立即率部出发。11月下旬到达防地后，广大官兵即以“誓与广德共存亡”的高昂热情，投入战斗。

11月26日，日军出动飞机27架，对广德及其附近的机场等地狂轰滥炸，步兵、坦克、装甲车随即混合向前推进。饶国华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地在枪林弹雨中指挥，甚至带领士兵冲入敌阵，与敌展开肉搏。全师官兵亦奋勇争先，浴血固守防线，虽最终完成了掩护友军后撤的任务，但广德阵地亦因孤军固守，敌众我寡而致失守。饶国华不忍坐视国土陷入敌手，11月30日晚，怀着惭愧和悲痛的心情挥泪写下绝命书：“决与城共存亡”。他举枪自戕，以死报国。

饶国华殉国后，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为陆军上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也曾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说：“从郝梦麟、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诸将军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饶国华和145师的英勇牺牲精神，更加激起第23集团军官兵与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146师及独立14旅奋勇克复泗安和广德，与日军在此展开激烈的阵地战。因川军没有大炮，日军以坦克开路，给我军造成极大困难，146师和独立14旅先将广德附近的桥梁炸毁，以阻日军坦克。日军又派坦克绕开炸断的桥梁，再来攻击。旅长周绍轩命641团1营营长周镐荣率全营在道路两旁埋伏，准备打击日军坦克。见坦克大摇大摆开来，连长胡云程手抱一捆手榴弹，跃出战壕，爬上坦克，从瞭望孔中将一捆手榴弹塞进，将坦克炸毁。排长赵学桂用同样办法，炸毁了第2辆坦克。胡云程、赵学桂当场壮烈牺牲。日军坦克一炸毁，川军官兵冲出战壕向日军杀去，痛歼日军。

146师和独立14旅在几次战斗中，歼灭日军数千，缴获装甲车10余辆，载货汽车四五辆，卡车20余辆，汽油数百桶，以及枪弹等军用物资无数，虽未完全粉碎日军的西进计划，却使其受到了重大损失，在战略上起到阻滞日军的效果。

此后，第23集团军在担负“固守长江南岸，掩护炮兵腰击敌舰、布放漂雷、阻断日军长江航运，策应保卫大武汉作战的艰巨任务”中也取得了较大成绩，而攻克马当要塞则堪称抗战史上一项光辉战绩。1940年10月11日，该军陈万仞部奇袭马当要塞，不但攻占了马当最高峰，尽歼日军矶田守备队一部，还焚烧了日军的弹药库汽油库各一所，夺获粮仓一所，战马50匹，其他战利品无数。12日攻占马当要塞后，又以要塞内的日军大炮向长江中停泊和往来的日本船舰开炮，击沉击伤多艘，完成了腰击日舰、控制长江的任务，阻断日军长江航运数天之久。而且，“从攻占马当最高峰到炮兵开始射击，攻击部队未伤一人，这是抗日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此役的辉煌战果，更加坚定了川军的抗战必胜信念，且对友邻地区的作战起到策应作用，受到各方称赞。

王铭章等血战滕县转换战局

第22集团军邓孙部血战守滕县，是川军抗战史上最有声色、最为悲壮、影响“至巨至深”的一场战斗。

1937年底，京沪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倾全力进攻，意图夺取战略要点徐州，打通津浦路，形势十分危急。1938年1月，第22集团军奉调参加徐州会战，担任津浦北段的正面防御。3月15日，日军运兵万余，由龙山以东向南迂回运动，入夜到达我后方滕县东郊一带。

16日拂晓，日军集中优势兵力由东北两面向滕县猛攻。炮弹、炸弹如狂风暴雨般从天而降。东面的战斗尤为激烈，日军往往以炮火狂轰寨墙，炸开缺口，再以机枪掩护步兵攻击前进。我军则待敌行将向缺口冲锋时向其投掷手榴弹，直至展开肉搏，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并利用战斗的间隙，修补被破坏的工事，为了应急，曾以一两千包食盐和粮食填补被日军炮火轰开的缺口。东关守军浴血苦战竟日，“肉搏达8小时”，直至天已尽黑，才将最后一股突入关内的日军消灭干净。守军以巨大伤亡的代价，使东关关门失而复得。但这时，滕县与临城的交通已被日军切断，滕城陷入四面包围之中。

17日黎明，日军增兵1师团，“以五六十门山、野炮的密集火力开始攻击”。“每分钟发炮在10发以上”，加以日机20余架低空轰炸扫射，“全城一片火海，遍地都成焦土”，但我守军仍顽强抵抗。防守东关的124师740团与敌肉搏，虽死伤惨重，但也使敌遗尸累累。激战至正午，东关阵地仍固守无恙。防守南门的727团第2连以手榴弹炸毁了敌先头部队的2辆坦克，炸死了五六十个日军，但该连也伤亡殆尽，被敌冲入。作为预备队的第1连英勇阻击，以白刃战全歼突入之敌。全连150余人，除剩下14名兵士外，其余自连长、副连长以下全部为国捐躯。

下午，日军的攻势更猛，“每分钟敌发炮15发以上”，日机20余架继续狂轰滥炸，终于占领了南城墙并突入了东关。王铭章师长亲临城中心的十字街口指挥督战，遭敌集中火力猛射，无法存身，乃转至西北城墙指挥作战。王铭章令身边师部特务连仅有的1个排向敌人猛扑，但该排尚未接近城门楼即被全部打倒，故决心缒城到西关指挥372旅继续与敌拼搏。刚到西关电灯厂附近即遭敌猛射，王铭章及其参谋长赵渭滨、副官长罗辛甲等10余人同时为国捐躯。

之后，守城部队仍然坚持与日军拼搏，担任东北城指挥的张宣武团长和364旅旅长王志远亲自督励所部向敌猛冲，并全歼钻入东门的几十个日军。但我方已弹尽援绝，无力反击，张、王亦均负重伤，东门陷入敌手，城内也陷入人自为战的混乱状况中。

黄昏前，日军虽占领了东、南、西3面城墙，但西北、东北域角两个制高点和北墙仍在我军手中，守军部队的122师727团尚存的官兵和其他部队的零星人员仍在顽强抵抗。入夜后，该部的二三百人突出重围，安全转移。而城内与大部队失去联系的三四百人仍彻夜与敌对抗，枪声不绝，到18日中午还在逐街逐屋争夺，直至洒尽最后一滴血。原在城内的几百个重伤士兵因“不愿受暴敌残杀，均以手榴弹自炸而死”。

滕县守城战役，毙伤日军4000余人。战斗中，我军蒙受了巨大牺牲，第41军“自122师师长王铭章以下死伤5000余人，在滕县以北界河、龙山一带作战的第45军，自127师师长陈离以下伤亡亦达四五千人”，总计伤亡万余人。但他们以自己的牺牲，换取了整个战局的胜利。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高度评价滕县血战，他说，第22集团军“以劣势之装备与兵力，对绝对优势之顽敌，独能奋勇抗战，官兵浴血苦斗达3日半以上，挫敌凶锋，阻敌锐进，使我援军得以适时赶到，战役中心之徐州得以转危为安”。又说：“若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 ”

蒋介石在致孙震的慰问电中也肯定了川军官兵的战功，国民政府明令褒扬王铭章，追赠为陆军上将。

常桃会战，许国璋捐躯

1943年10月，日军调集9个师团的兵力和大批伪军，进犯常德、桃源。第29集团军和第74军奉命反击，常桃会战开始。

会战之初，第44军在南县、华容、安乡和石首、公安、津市地区与日军鏖战20多天，将日军击溃，且有所缴获。150师师长许国璋率部在虎河两岸及沣县、津市地区与敌激战，毙敌2000余人，还机智地击沉日军汽艇和马达木船20余只，夺获枪弹甚多。但另一路日军却在攻占沣县、石门等地后，包围了常德，第44军遂被隔断在常德地区，许部奉命转移到常德西北的太浮山、太阳山地区截击敌人。“当时所部各团，已伤亡过半，实力单薄”。部队尚未行动，日本的骑兵万余即在空军掩护下分道压迫，而两翼友军亦遭击败。许部的448、450两团在太浮山衍嗣庵与敌激战。在排头岗师指挥所附近，仅有449团余兵约1个营及师部特务连、工兵连各1部。

11月20日拂晓，日步骑兵千余人进攻排头岗。许部死伤惨重，被迫退至陬市北的畲田坪。正在这时，又接到集团军总司令下达的速到太浮山的命令。许国璋对官兵说：“服从命令，为军人天职。今若南走，何面目见我主官”，于是决心北上。当时随其左右者，除副师长、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及幕僚数人外，余兵不满200人。许国璋与副师长各领1部，乘夜突围。天明复遭日军合击。激战中他身中2弹，壮烈殉国。

为表彰其抗日功勋，国民政府追赠许国璋为陆军中将。

豫中会战，李家钰阵亡

抗战前夕，李家钰为川军第47军中将军长。“七七”事变后，他率部出征，在山西作战2年多，屡立战功，“击毙、击伤日伪军近万人”。1939年冬晋升为第36集团军总司令。

1944年春，日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以援救其侵入南祥的孤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4月17日，日军在中牟县渡过黄河，开始了豫中会战。之前，日军的作战计划已被我方侦知。但第1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却未作出对付敌人进攻的有效部署。日军进攻伊始，蒋鼎文即率先弃守洛阳而逃跑。原集结于洛阳附近准备会战的6个集团军也纷纷向西溃退。李家钰部奉命在新安、渑池之南掩护友军转移。这时36集团军的实力已大为削弱，李家钰实际指挥的只有47军的4个步兵团。面对占据优势的日军，他仍积极准备应战，曾手书“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的誓词，以表为国效命的决心。溃退途中，李家钰又“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毅然主动承担溃退各部的“殿后”任务，让诸友军选择路线先行。李家钰在全军师、团长会议上说：“我们南渡以来，吃了河南老百姓4年的饭，现在不能见了日本人就跑。否则，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日本人有什么可怕的，他们来了，我们就同他们打。别的部队怕跑在后面挨打，我不怕，我愿殿后。”

5月21日，李家钰部在陕县东南地区与日军主力相遇。他为掩护友军，不惜冒敌凶锋，亲率总部官员及特务连官兵，与敌反复冲杀，毙敌甚众。不幸的是，当其转至秦家坡时，中敌埋伏，在激烈冲杀中，中弹殉国。当其尸首被抢回时，“满身都是枪眼”，可见其牺牲之壮烈。

李家钰以一个集团军总司令在前线力战牺牲，各方悲悼。国民政府追赠李家钰为陆军上将，《新华日报》多次报道有关消息，并以《悼李家钰将军》为题发表短文，对会战中的英勇战士和杀敌殉国的李将军表示崇敬和哀悼。1984年5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追认李家钰为革命烈士。

男儿铁血，百万将士誓死卫国

“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这是抗战时期百万出川抗敌将士的志愿和座右铭。在出川抗战的艰难历程中，川军将士表现出感人至深的爱国情怀，以喋血疆场、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浴血奋战，战功卓著，屡受嘉奖。

从北道出川的第22集团军官兵，由于认识到“今天的抗战，是中国几千年来历史上所无的。如果战胜，则是国家之福;如果战而不胜，将……国亡家破，子子孙孙，都要作人家的奴隶牛马”。他们抗日热情极高，“由成都至宝鸡是1800多里路，跋山涉水，要走1个多月。沿途除了少数患病士兵，过后赶到外，……没有逃亡的”。到达山西前线时，北国已是冰天雪地，川军士兵仍然是单衣短裤，赤足草履，粮食又接济不上。加以敌情不明，地形不熟，每人只背了1杆步枪和2个手榴弹，要在敌人的飞机大炮下浴血苦战，困难之多，不难想象。但官兵们毫不畏惧，“一谈到打日本鬼子，都是精神百倍，信心十足”。

第20军杨森部也决心“为挽艰危征万里，不教倭寇事披猖”。部队出发前，所有军官都留下遗嘱，表达誓不生还的决心。有的士兵说：“这次打仗是为了子子孙孙的生存。”有的说：“我们几千里路从家乡跑出来……无非是要尽国民的责任，不使敌人长驱直入。”也有的说：“为了抗日，杀日本鬼子，我们吃些苦也（是）愿意的。如果是内战，哼，对不起，老子早就不干了。”第20军从贵州出发，步行奔赴前线时，“每天几乎要翻山越岭地走100里以上的山路，晚上又要自己打草鞋。一天又只吃到一顿干饭和一顿稀饭，有时只吃到一顿饭”。官兵虽感疲乏，但由于杀敌心切，故能日夜兼程，迅速前进。由贵阳到长沙，向例需经59天路程，但这次“竟于24天中全部到达”。该部原拟转武汉后稍事休息，但因前线军情紧急，刚到武汉即踏上了驰援淞沪的征途，加入了南翔这个“敌人锥形攻击的顶点”的血战。“他们在陈家行死守1周左右，全军死伤十之七八，下级军官牺牲殆尽，”但官兵依然前仆后继。如804团团长向文彬率部苦战，力撑危局，化险为夷，完成了任务。向文彬在一天中的3小时内，“由中校升上校，由上校晋升少将”。这是川军勇于临危受命、誓死卫国的突出代表。

第23集团军中也出现了许多誓死卫国的生动事例。1941年3月18日，该集团军的陈鸣谦部奉命布雷时，搜索排士兵庞德贤与日军巡逻队相遇，他让同伴回部队报信，自己却被抓住。日军要把他带走，他誓死不从，且“骂了鬼子一番”。残暴的日军竟挖掉了他的眼睛，割去了他的鼻子和舌头，英勇就义。

第36集团军李家钰部1944年担任殿后任务，掩护友军撤退时，李家钰派104师抢占云梦山高地。他在战前动员中说：“我们47军出川抗战是自己请缨杀敌的。现在大敌当前，正是我们保卫国家的时候！正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我们应当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当敌人抢先占领云梦山高地后，李命吴团仰攻，夺取高地，并亲到前线督战。”上午发动进攻时，“敌弹如暴雨点似地落在仰攻行列中”，“及至冲到日军第一线阵地开展肉搏时，一营人只剩下100多人了”。下午猛冲山顶，日军的炮弹在我官兵丛中“不断开花，血肉横飞”。吴团仍强攻不息，一直坚持到入暮时分，“为1战区的后撤友军赢得了宝贵的一天时间”，使其“所有部队安全撤离绝境”，但吴团却伤亡了近千人。即使如此，官兵的抗日意志仍不稍减。当军部派员携款安抚受伤官兵时，一个断了一条腿的连长还拄着树棍走到军长跟前哭着说：“军长，我不要钱，我要打日本人。我不离开你，不离开用血换来的阵地。不要看我腿打断了，我还可以打仗，死也都要死在战场上。”

据不完全统计，8年抗战中，川军“所担任之前线，约占全国十分之二”，死于战场者多达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总计达646283人。这当中，既有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刘湘;也有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中将的第21军145师师长饶国华、第41军代理军长王铭章、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第44军150师师长许国璋;还有校尉级军官王润波、李成烈等30余人，而更多的则是那些生前默默无闻，死后甚至连地址、姓名都不清楚的下级士兵。正是由于出川将士“大家都满腹杀敌报国的热血”，个个胸怀“不把日寇驱出国境，誓不生还”的决心，所以才能够使川军“临战之勇，奋斗之烈，较国内任何部分军队亦无愧色”。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图片来源：图络）

（责任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