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奕

抗日战争期间，重庆人民真正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除募捐、献金和购买公债外，包括重庆在内的四川人民尽最大的努力，负担着国家财政收入的50%，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上写下了又一光辉篇章。

募集战时公债，认购建国储蓄

为了争取社会游资以坚持抗战，从1941年3月起，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兴起战时公债劝募运动。这次劝募的公债有两种，一是军需公债，从1940年起发行，在全国发行数额为国债12亿元;另一种是建设金公债，从1941年起发行，总额为1000万英镑，5000万美元。

为了响应战时公债劝募运动的开展，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多次举行会议，商讨运动开展的方针、政策、计划等。社会各界名人积极支持和宣传该活动的开展，在市政府先后举行了5次劝募专题讲演会，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郭沫若的讲演，他指出：“在目前日寇急于南进的时候，我们必须：第一，集中全中国的力量，把可用的人员都动员起来，把已经动员起来的人都用在反攻日寇的战争上面去;第二，集中全国的财力，把一切游资存款，都用在购买军火，促进生产的事业上去。把一切放置未用的资源物品都开发出来，全都用在反攻日寇战争上面去……”中国共产党也积极支持公债的发行，经济学家、《新华日报》编委许涤新撰《劝募战时公债》一文，强调国民政府最近发行的两种公债“是水泥，是雨露，是火焰，它具有增进全国人民团结力的凝合作用，具有加速增长全国物力的滋培作用”。

全市大中小学生纷纷出动，走向社会，深入工厂和乡村，四处劝募公债。3月13日，南岸民众在弹子石举行劝募会，一个小学生主动登台讲演，面对到会群众及各界代表两三千人，侃侃而谈，要求“每人购债10元为标准国民”，台下响应者众多。重庆各地的宣传活动也迅速开展，小龙坎、磁器口、新桥、山洞、弹子石、黄桷桠、海棠溪等地都分别举行了宣传动员大会。

在进行了广泛地宣传动员之后，重庆于4月份开始进行公债认购，各阶层认购踊跃。在四乡召开的募债大会上，农民参加者占大多数，每当大会举行讲演及游艺节目时，农民纷纷认购公债;工人阶级在劝募运动中的表现也很突出。如纱厂童工，每月仅10多元工资，但都认购了10元公债1张。而据《新华日报》1941年5月6日报道，各业工人“将血汗所得，尽量认购军需公债，其数共达14.6万余元，认购人数普及数万”等;学校以南开中学为代表，在学校教职工、学生和其他人员中，开展了募债竞赛活动，积极购买债券，共募得4万余元;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认购债券1000元;江北市民张栋臣将自己工厂生产的自由药皂大批发售3天，所得货款全部认购了债券。

重庆募集战债活动深入到全社会各阶层，运动全面展开。5月26日，重庆各界在抗建礼堂举行劝募成绩大会，对劝募运动第1期工作进行总结，经最后统计募债数为1.2亿元。至1942年2月为止，重庆美金公债劝募已达1000余万美元。重庆各界人士踊跃认购，使募债总额始终为各省市认购额之冠，居全国首位。

为了支持抗战，重庆各界除积极认购公债以外，还积极倡导节约建国储蓄运动，号召市民“要将有余的财力，节约出来，集中一起，加强我们抗战的设备，增进我们的生产建设”。

据统计，从1940年9月至1941年1月28日为止，重庆各界开展节储竞赛，共达3183万元。1941年1月28日至6月底，重庆各界认购建国储蓄券6703万元。6至8月，储蓄存款总额为8500万元。据统计，从节储运动起至1942年7月17日为止，重庆节约储蓄额总计达3.6亿元，其中国币储蓄券2.18亿元，美金储蓄140万元，普通储券1亿元。

经过各界群众的共同努力，重庆的建国储蓄运动取得了圆满成功，主要用于军费开支、抗战开发建设和战时行政事业开支等，为抗战事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大后方献金运动开展如火如荼

抗日战争中，重庆人民不仅生产了大批军需民用物资支援抗战，而且还节衣缩食，踊跃参加政府和民间的各项募捐、义卖、捐献活动，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

重庆献金始于1937年。这一年，重庆人民欢送川军出川抗战，目睹广大官兵身着单衣短裤，脚登草鞋，可谓“日不能避风雨、夜不能御寒冷”。大家深深为之感动，故而节约献金以援前方抗战的运动由此开始，以后每年按期举行，从不间断。1937年12月26日，重庆抗敌后援会学生分会举行了劝募游艺大会，掀起了重庆献金运动的高潮。

1938年，重庆又举行义卖献金活动。12月13日，重庆市各界义卖献金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并确定了义卖献金的3种组织形式：一是筹办义卖献金市场;二是商店自行举办义卖;三是组织流动义卖献金队。很快，各机关、团体、学校、商店以及私人掀起了捐献新旧货物或艺术作品的热潮，纷纷将义卖所得交中央银行转呈财政部，以支持抗战的经济需要。

1939年，新生活运动委员会发起组织了节约献金运动。重庆作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在这方面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有的群众以母鸡1只，价值10元捐献;更有赈济委员会转来难童卖报结余的16.4元现金;年逾花甲的合肥难民温栋臣，将身上所剩的5.25元当场投入献金柜内，并发表简短演说：“个人从战区逃出，亲见同胞被敌人残害，皆无家可归，今老不能上前线作战，但亦应表示爱国热忱”;战区青年工作团擦皮鞋队将3日劳动所得23.6元呈献国家;2名难童将抚恤金80元悉数呈献国家;2月28日是银行献金日，这一天共献金6万余元。据统计，从2月26日至3月12日，共计献金250万余元，尚不包括金银、器皿、首饰等在内。

1940年，重庆各界掀起了劳军献礼活动。2月10日，重庆市区设置了“劳军献礼台”，全市数十万群众和郊区农民前去捐献。从沿海内迁重庆的工人献了一次又一次，并表示：“我们虽然已在不久前的寒衣捐献中慷慨地捐助四五千元，但我们这次并不吝惜，平均都能或多或少地拿出血汗钱来”;女佣人杨嫣将历年薪水积蓄50元送到赈济委员会;白发老翁周钰欣闻八路军百团大战大获全胜的消息之后，极为振奋，将其压缩生活开支省下的10元送到《新华日报》馆以示慰问;不少工人、店员、人力车夫和小商贩等从现金到实物，有什么捐什么。

不仅下层群众积极捐献，支援抗战，知名人士也积极带头募捐。2月10日，在川东师范体育场举行的劳军大会上，全市分区设立了5个送礼台，都邮街由冯玉祥将军夫人李德全（曹孟君代）主持，两路口由邵力子夫人主持，道门口由吴国桢夫人主持，段牌坊由马超俊夫人主持。当天，5个送礼台就捐献代金礼品40余万元，一些国际友人亦参加了献礼。重庆妇女慰劳分会的抗属抬上了1头大肥猪去献礼，情景感人至深。

1941年1月，全国慰劳总会发起了第2次劳军献金活动，此次运动募集目标是1000万元。据统计，2月至3月底，重庆的金融、交通、党政、妇女、文化、农工等各业及个人的自由捐款达358万余元。5月31日，重庆举行端午节劳军大会，各界人士献代金20万元。7月22日，重庆市第二儿童教养院捐现金235元，海棠溪邮政汽车管理站献慰劳金1701元。

1944年初，以冯玉祥将军为首再次发动了节约献金运动。1月，该运动从成都开始，很快普及整个大后方。重庆各界人士再次表现出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积极参与。1月2日上午，重庆各界举行献金大会，2小时之内各界献金达600万元以上，超过预期1倍以上。此次节约献金运动包括重庆在内的四川共募得捐款约7亿元。

1945年，抗战即将胜利。为了争取胜利的早日实现，重庆人民再次进行了献金运动。

抗战期间，重庆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使人油然生敬。除了进行献金之外，还进行了献粮、献机、捐募寒衣代金运动等，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建设，解决了政府的燃眉之急。拳拳之心，付诸于行动。

慰问烈军属及“劳军竞赛”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四川省大批部队开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8年中，四川应征的壮丁总数达300万人左右，占全国征兵总数的20%。因而四川及重庆的烈属、军属极多，对其及时进行安抚、慰问，送去温暖，直接影响到了前方将士的抗日斗志和战争进程。

每年春节和“七七”纪念日以及秋冬季节来临，重庆都要举行劳军运动，慰问烈军属和伤病员。为了激励前方将士努力杀敌，稳定抗日队伍，重庆成立了辅助抗战军人家属委员会，解决抗属家庭生活等方面的困难。他们经常组织人员慰问军属，或送生活用品，或寄慰问信。

重庆还组织访问抗战烈军属，对于生活确有困难的即发给补助费，并将他们的实际困难反映给重庆成立的慰劳烈军属总会。《新华日报》副刊则刊登《重庆市抗属生活一瞥》《她的苦闷——记一个抗属的生活》等文章，呼吁有关部门和全体同胞关心抗属。重庆还组织了慰劳团、伤兵之友社等团体到前线去慰劳将士和伤病员，赠送慰劳品。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亲自担任慰劳团团长并到前线和后方慰问将士及其家属、伤病员。

1941年春季，重庆举行的劳军竞赛是抗战时期劳军运动的最高潮。劳军竞赛从2月17日至19日止，为期3天。每天每组进行捐款捐物。竞赛地点设在中山一路实验剧院。2月17日开始，全市各界人士和自由献金者纷纷登场捐款，仅此一天就收入现金61万余元，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独捐1万元。19日，银行界动员5000人参加了这次活动，农工界动员了6000人参加。全天收入总计281万元。团体方面，金融第一，文化第二，妇女界第三，农工界第四。3天来，全市各界献金总额达398万余元，另有港币300元。20日，劳军竞赛宣布竞赛成绩高者为：金融、工会、文化界、青年界。《新华日报》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慨然捐款1500元。

3月，重庆又举行出钱劳军总决赛，重庆各界人民踊跃捐献。至月底共捐款358万余元。5月，重庆再次举行劳军竞赛，共捐现金368万余元。1941年2至5月，重庆各界在春季劳军竞赛中，总计捐款1126万余元。

为了庆祝抗战的胜利，感谢前方将士的浴血奋斗之功勋，1945年9月重庆又举行了胜利劳军运动。25日，在市青年馆举行的劳军献金大会上，首先由重庆市参议会主席康心如代表重庆各界献金，其后各界纷纷献金。仅此1天，献金总额达2亿元，超过8年来重庆历次劳军献金之总额，相当于全国各地8年抗战劳军献金总额的三分之二，充分表达了重庆各界民众对抗日将士及其家属的由衷敬意。

宋庆龄领导“保盟”取得国际援助

1941年底至1945年，在重庆的宋庆龄也充分利用个人的特殊地位及影响，以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和工业合作国际促进委员会（简称工合）为平台，向国际社会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极大地支援了抗战。

1942年8月中旬，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在重庆重新建立起来，一批国内国际各类精英聚集于保盟及其周围，在此基础上构筑了一条范围广泛的统一战线。国内有孙科、何香凝、冯玉祥、贺耀祖、茅盾等官方高层人士和社会知名人士;国外有史沫特莱、爱泼斯坦、马海德、埃德加·斯诺、路易·艾黎、王海娜等一大批最真诚的朋友。也有美国总统罗斯福母亲安娜·罗斯福和夫人埃利诺·罗斯福、美国作家文森特·希思、女作家赛珍珠、著名黑人领袖保罗·罗伯逊以及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等一大批既同情中国抗战又富有国际影响力的人士。而当年各国驻华的高级军政官员，譬如美国大使、英国大使、苏联大使、加拿大大使、澳大利亚大使以及中印缅战区司令史迪威将军等，都成为保盟事业的积极参与者。

4年里，宋庆龄不时以发表对外演说及政论文章的方式，向国际社会全面系统地宣传介绍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赞誉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人民游击战争;她多次会见香港总督以及国外富商巨贾，向他们介绍中国抗战形势，请求他们为中国抗战和人类正义伸出援手;她经常写信给各类援华团体等，用真诚与博爱呼唤正义，以争取更多组织和个人参与援助中国抗战的行列。譬如，当年受她的感召，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母亲就曾极力支持美国援华会的对华援助行动，香港总督罗富国、杨慕琦都曾以他们的总督地位给保盟工作以支持。

正是在具有崇高威望的宋庆龄的强有力领导下，保盟、工合等机构的募捐、慈善活动得以顺利开展，大量、多种形式的国际援助从五湖四海汇集而来，它们对于抗战中国的支持之大，“不亚于以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这些援助既是持续的也是相当庞大的，仅以美国为例：从1941年至1946年8月底，美国援华联合会通过保盟提供给中国的各项援助救济款为：159万美元，4.4亿元法币。这些资助除有指定对象外，绝大部分都在宋庆龄的安排下被送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极大地帮助了中共的敌后抗战事业。宋庆龄甚至还通过史迪威用美军飞机给延安送去了大型X光机，这是当时敌后根据地第1台且仅有的X光机;她还通过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将成吨药品和器材等救济物资运送到边区。

在重庆期间，对国内受灾地区和特殊人群的救济，也是宋庆龄和保盟等关注的重点。当时，她就与各国驻华大使和国内知名人士一道，发起组织过各类规模的赈灾救济义赛、义演、义卖活动，譬如：赈济河南灾区的国际足球义赛;援助湖南灾区的书画义卖;中、美、英、苏音乐家救助贫困作家的同台义演等，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既募集到可观款项，又产生了巨大政治影响力。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图片来源：图络）

（责任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