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西力东渐，西方文化思想的著作也大量译成中文，最著名的如严复与林纾的译著，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界与文学界，使得中国文化的思维脉络为之丕变。除了西方思想经典、文学与实证科学著作的翻译，以实证方法系统化探讨中国文史的域外汉学，也对中国学术思想界产生了莫大冲击，改变了中国学术的著述方法与取向。

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是按“经史子集”四库分类的，以儒家意识形态的经学为文化知识的砥柱，以史学为贯串历史经验的殷鉴，至于子部与集部，则是作为保存文献、扩大知识面的附带知识，可以耽情冥想，可以悠游玩赏，却都是边缘化的知识，无关圣教的弘扬，无关文化精髓的宏旨。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现代学术体系，在知识分类上，与中国传统大相径庭，讲究系统分科，不同知识领域各有其客观存在的价值，有其相对独立的目的与标准。日本知识界在明治维新以来，鉴于东方文明落后于西方的船坚炮利，率先效法西方，在追求“文明开化”、“脱亚入欧”的过程中，为日本学术发展循着现代西方的体例，建立了哲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商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医学、农学、工程学、植物学、动物学等等新型学科，企图与西方学术齐头并进，从而影响了中国近代学术体系的发展。

“近代海外汉学经典丛刊”选印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版的汉学译著百种，分为三大类：“历史文化与中国社会经济”、“语言文学与古典文献”、“中外交通及边疆史”，反映民国时期学术界重视西方及日本汉学研究的成果，借助他山之石，重新审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意义，特别是开拓了传统学术忽略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