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通常认为英美在近代发展出了一套妥协的政治文化，而法国大革命开创的左右对抗的激进政治文化则延续至今。的确，在十九世纪很长的时间内，大革命远没有穷尽其动力，旧制度复辟的危险随时存在，大革命与旧制度时常剑拔弩张、兵戎相见。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结束革命动荡，使现代民主共和政体扎下根来，是自热月党人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历届政府和明智之士追求的目标。为此，需要弥补大革命造成的巨大断裂，把法兰西民族两种对立的历史拼接起来。这就要求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实现和解，在极端保王党人与波拿巴主义者之间实现和解，在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实现和解，在右翼与左翼之间实现和解，在旧制度的法国与大革命的法国之间实现和解。在十九世纪，各种和解方案争相出台，有的失败，有的成功，有的毁誉参半，爱情、妇女、宗教、历史充当了和解的说客。总之，从拿破仑签订《教务专约》，到路易十八接受《一八一四年宪章》，到七月王朝走中庸派路线，再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妥协精神经历了一个由弱到强的变化过程，和解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莫娜·奥祖夫的《小说证史》，选取法国十九世纪九位作家的十三篇小说，从斯塔尔夫人的《黛尔菲娜》开始，以阿纳托尔·法郎士的《榆荫道》和《柳条篮》结束，中间邀请巴尔扎克、司汤达、乔治·桑、雨果、巴尔贝·多尔维利和左拉的作品为伴，透过一个个典型人物阐释了旧制度与大革命在十九世纪经由冲突走向和解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