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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凌独见

2015-09-10瞿骏

读书 2015年10期

瞿骏

新文化运动中的读书人之竞争当然不乏激烈而残酷的一面,但它与戊戌时的新旧之争最大的区别是当年读书人尚觉得有教可“翼”,且要杀人翼教。而到新文化运动时早已是“天下为学说裂”的时代,对绝大多数读书人来说不过是谁更加“趋新”的程度区别而已,名教的房子基本已被他们自己有意或无意地拆光了。而此时“主义”的时代又未真正来临,“人间正道是沧桑”之类的你死我活还要等上数年,因此,对当时的读书人之争应多从其社会上升的追寻、关系网络的分野与“思出其位”的冲动等方面来加以考察。

今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凌独见”这个名字对这场运动来说似既有些熟悉,又有些陌生。说他熟悉是因为这个名字出现在几乎每个关于浙江、关于杭州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中,在这些叙述里,凌氏好像堂吉诃德,以一人之力执笔一本叫《独见》的周刊,一期又一期地写文章与施存统等人“作战”。说他陌生是因为在同样的历史叙述里,凌氏好像仅仅是作为五四新文化和施存统等人的对立面和背景墙而存在。谁又真的在意过这个曾活生生地与大历史相碰撞过的青年呢?就我有限的阅读来说好像极少。而在我看来此人的故事恰正可成为今日我们重新理解新文化运动的一把钥匙。

关于凌独见,现在的状况是几乎所有成果都既不知凌氏早年,也未读过《独见》周刊文本,但在缺乏史料的基础上对其人、其刊的大论却比比皆是,更不用说探究凌氏言行引发的反响和凌氏离开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后的生命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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