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采夫

小猪短租的办公室不太好找，在知春路边，大爷给记者指路，向前走，沿着“星光大道”的牌子就到了。马路对面是西格玛大厦，里面驻扎着腾讯，以前则是微软。陈驰在办公室里忙碌，在手机屏幕上划过一栋栋漂亮房间，这时微信“滴”地响了一下，陶姐的一行字跳了出来：“陈驰，这是今天的菜单，可以吗？”回忆起自己的房客陶姐发信息时认真严肃的样子，陈驰忍不住开心得直乐。

陈驰是小猪短租的房东，他经营着天通苑一套复式的顶层和一套大两居，每晚价格168元、328元，已接待过近200名房客，三百多个订单，线上回复率99%，平均确认时间2分钟，好评率97%。他还有个身份是“小猪短租”创始人，另一创始人是他的老战友王连涛。

从成都一所医学院毕业后，陈驰先干了一阵子医生，然后是医药外企、3721雅虎、阿里巴巴、奇虎、赶集网、蚂蚁短租……直至创立“小猪短租”，这位互联网世界的“背包客”终于安顿下来。“其实我和连涛有点吃亏，我们不是做技术的。”两个做市场的人在互联网界不断“漂移”，寻找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在赶集网，陈驰绞尽脑汁试图发现分类信息的新业务，颠覆了酒店业的airbnb为他指明了方向。2008年诞生于美国旧金山的Airbnb（AirBed and Breakfast），成为反工业化先锋，号召个人房东把沙发和空闲的卧室拿来做分享，让“四海为家”的人找到家的感覺。经过三年的积累，2011年，airbnb的服务量暴涨800%。此后短租企业受到投资客追捧，爱日租、蚂蚁短租、游天下等相继上线。模仿者更愿意抄近路。第一个吃螃蟹的爱日租，由欧洲互联网山寨大王Samwer三兄弟投资，采取最烧钱的投机模式，将短租公寓、公寓酒店、青年客栈搬到线上，结果两年散伙，资本撤离。其他企业也多选择了短租房东、酒店式公寓模式，短时间内搜集大量房源。有人讽刺这种做法为C2C——Copy to China。

2012年，陈驰辞去蚂蚁短租总经理一职，与负责赶集网团购业务的王连涛成立“小猪短租”。他们想控制节奏，即使放慢步子，也要坚持airbnb式分享经济的精神，他们并不介意自己被称为“airbnb的中国学生。”

对分享经济和P2P的执念，使得小猪常被业内人士所嘲笑。Airbnb展示着漂亮的洞窟、泰晤士河上的漂流房，国内短租企业哄抢着酒店式公寓，小猪则在说服房东将房间分享。Airbnb初期走过的路，小猪短租不仅重新走一遍，他们遇到的中国式问题更多。拓展房源最困难的时候，陈驰和王连涛都把自己的房子拿出来进行出租，连陈驰的母亲也成为发展对象。年近七旬的陈老太太成为小猪短租最早的房东。当客人住进家里的时候，老太太说“自己都不知道该坐在哪儿。”

Airbnb的体量已是一头大象，小猪短租则是一头名副其实的小猪，下着笨功夫，艰难地寻找房源和房东。小猪短租的困扰在于，这样基于原点的创新被接受的周期需要很长。四环、三环、南锣鼓巷、长安街，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沙发、单间、别墅、四合院，版图慢慢地扩张，在以快为美的中国创业环境中，这有点反潮流。在中国特色的短租产业中，线下的工作比airbnb做的要更多，中国房东的运营工作也比美国更为复杂。“世界各地房子也差异很大，欧洲的房子最漂亮，美国次之，中国的房子普遍比较差。”陈驰说，很多房东找到小猪表示愿意分享的时，房子才刚刚结束长租，“特别特别破烂”。

小猪的线下团队总是戏称自已为“小猪装修队”，他们必须接受的现实挑战是，要在设计师帮助下，才能将房子改造成一个勉强适合接待陌生人的家。甚至面对这些没有经验的个人房东时，床上用品的购置，消毒用品的选择等所有琐碎微小的细节上都必须亲力亲为。小猪员工扛着东西帮房东做装修的故事时常上演。而截至2014年底，小猪短租平台上拥有房源12000个左右，覆盖了全国160多个城市，超过3000名个人房东在小猪短租平台上分享出了自己的闲置房源。如今，北京接近一半的房源已经是个人房源，80%以上房客所预订的房间都是来自个人房东。

国内对于分享经济的不信任，使得小猪短租不仅要在扩充房源的同时，还要承担“传教士”的功能，联系并说服潜在房东，分享房间，并了解这是赚钱、安全还能促进社交的一个过程。

一个例子来自阿紫和阿星，这对恋人是airbnb上的中国厦门房东。他们以前开客栈，房子离大海只有两三百米远，为图个清闲就做起了家庭短租，月收入6000到10000元人民币之间，这样阿紫就可以在家写作。阿紫认为自己与房客之间保持着距离，因为双方都更愿意待在自己的圈子里，但并不担心安全问题，有时会把钥匙交给房客，自己出去玩，反倒有些房客有警惕心。阿星也曾在小猪短租上发布过租房信息，但他觉得小猪的操作过于复杂、界面也不够美观，再加上大部分的订单还是来自于airbnb的，于是，在小猪上的经营便选择放弃了。阿星讲起Airbnb曾发生过房东被洗劫一空的事，从那以后网站给房东上了保险。阿星理解中的airbnb的理念更像是一个供注册者发布消息的自媒体，“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房东，每个人都可以开放自己的家。”

陈驰也发现，中国房客更在意给房东留下好印象。他的房间接待过到北京参加培训的命理师、陪孩子参加智力培训班的家长、追逐音乐梦想的北漂、学做西餐的厨师。他发现，有的房客还没进门就脱下鞋子，生怕弄脏了地板，有的房客如上文提到的陶姐，会给他做可口的饭菜，还每天发菜单征求他意见。这让单身在北京的陈驰，意外地找到了家庭的感觉。

与国外房东、房客之间的开放的心态不同，中国房东和房客之间，有一个陌生人转化为熟人的过程。房客不仅约陈驰一块吃早餐，有时还一起去菜市场，“房东和房客成了一种邻里关系，中国人之间的人情味就出现了。”随着乡村社会的式微，中国人从熟人社会变成陌生人社会，陈驰认为短租可以把陌生人还原成熟人社区，中国人对熟人之间的友爱会表现出来——当年的熟人社会，实质上就是不需要身份证的实名制社会，再有实名制下的信用体系的建立，中国就有望重建熟人社会。

打下了信任的根基，中国房东在选择房客上，更希望有选择的权利。小猪房东Lily在房屋说明上就明确表示只接待女生，在具体咨询中，也会将自己关心的问题一一抛出。不要抽烟、作息要规律，在休息时间能够保持安静……只有客人符合这些条件时，Lily才会考虑接受订单。Lily说，她曾经小小地与房客有过一次不愉快经历。在一个女房客的求助下，Lily开放了自家的沙发，接待了唯一的男住客。不过男生的粗枝大叶一度让Lily崩溃，当她发现男生使用自己的个人物品时，Lily最终提出了抗议，总算制止了房客的行为。

另一方面，被房客投诉是一件大事，小猪房东潼小童被投诉没更换新床单。潼小童感到冤枉，她自认和那位住了好几天的房客相处很好，房客也从没当面提出换床单的要求，没想到回头就投诉了她。不过潼小童没再联系那位房客，她“担心她会感到不好意思”。

陈驰发现，经过三年的发展，短租的分享理念逐渐普及，房子的样式越来越多，房东的结构也在多元化，从最早的赚钱手段，越来越体现为一种生活方式，生活观念开放的自由职业者房东越来越多。“以前房东不愿公开真实姓名，连头像都是只露一半脸，担心单位或朋友知道自己干这个。”

从事IT业、网名为“会飞的猪”的王先生，一年前成为短租房东。他的家是南锣鼓巷附近一座平房，爱交友的他认为做短租最大的收获是交朋友，甚至不断地还能收到住客们送的小礼物。租住他家的房客，年龄在20到40岁之间，大多教育程度比较高或经常旅游，对短租完全没有陌生感。而王先生的梦想就是在北京有一个大四合院，让他三岁不到的孩子跟其他人家的孩子多接触。有一次他接待了四位残疾人房客，他们凑钱来北京旅游，说想出来看看世界。深有感触的他，就带着孩子去接他们，并照顾他们。孩子问他这些叔叔阿姨怎么回事，他告诉孩子这些残疾人的事，觉得对孩子的心理成长有帮助。

另一个房东潘姮在《三联生活周刊》工作，老公是插画师，她的房子位于北京恭王府旁边的西煤廠胡同，房子有三十平米左右。实际上能住四个人，但潘姮一般只接待三个人，因为她想把这里弄得舒服些。房间带有厨房，客人可以熬点粥做点饭，甚至买点水果放在冰箱里，吃不完就留给下一位房客。潘姮让先生抽时间画手绘地图，周边吃喝玩乐的地方都会标明，背后会写上详细的注意事项，交给房客使用。潘姮是南京人，妈妈在南京夫子庙也在做短租房。她说，原来住客的年龄层跨越还挺大，妈妈家接待过几个五十多岁的住客，都是自己上网预订的。

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住房的极大积累，大量空置的房屋出现，移动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以及正在成形的信用体系，让短租行业具备了足够的生长空间。“过去二十年，中国造出的房子可能比过去所有年头的总和还多。”陈驰说，他是短租行业的乐观主义者。尽管不少反对者认为，人和人之间缺乏信任感是分享经济最大的威胁。而中国存在大量经济连锁酒店，分享经济的价格优势也不能完全体现出来。陈驰坚持认为，中国目前的酒店业居住体验不好，相信人们会越来越倾向于选择个人分享的房屋。他甚至乐观地相信，信用体系下的小猪短租分享模式，能改变中国人的风俗和道德。“不是想说我们企业有多伟大，互联网的应用进入到社会末梢里面，所有的方式都可以和实名体系挂钩的话，这个国家的变化会非常非常快。如果你能看到uber进入中国后，司机对乘客态度的天壤之别，你就会对短租的分享怀有信心。”

为了实现社会企业的梦想，这位airbnb最好的中国学生，需要大量家一样的基础房源，和独一无二的个性房源，把短租行业的中国故事更快速地讲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