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悦

记者（以下简称记）：北京申冬奥期间你正好在孕育宝宝，这也让你对这次申冬奥有着独特的感受吧？

杨扬（以下简称杨）：感受确实很独特。2014年8月申冬奥工作就开始了，我一直参与其中。2015年3月，我负责接待来北京检查的冬奥会评估团。那几天，我身上一阵冷一阵热，肠胃也有些不舒服，总是想吐，我知道自己可能怀孕了。当时我最担心的是怀孕会影响申冬奥的工作，领导还是想让我留下来为申冬奥出点力。我向领导表态，只要国家需要，我义不容辞。因为身体原因，我虽然不能全力以赴，但一直在尽力而为。2015年7月25日，我随中国申冬奥代表团登上了赴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航班，经历了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

记：在吉隆坡为申冬奥最后冲刺的一周里，你和同事们的压力大不大？

杨：精神上还是非常紧张的。这种紧张不是反应过度的那种紧张，而是内部形成的一种紧张有序的氛围。在正式陈述前，代表团光彩排就进行了多次。上至国务院副总理，下至每一名代表团成员，每个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当时，我们和竞争对手阿拉木图代表团住在同一家酒店，虽然见面时大家都笑着打招呼，但作为竞争对手，我们还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当时吉隆坡大街上到处悬挂着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的彩旗，颇有一种奥运会来临的感受。当地华人、留学生经常聚集在酒店前，挥舞着国旗给我们加油，无形中增强了我们的使命感。

记：能透露一些有趣的幕后花絮吗？

杨：要想在最后陈述时出彩，必须过语言关。和我一起陈述的运动员形象大使李妮娜没有英语基础。抵达吉隆坡后的3次彩排，她拿到的3份稿件截然不同，给她带来了很大压力。她拿着稿件有时间就背，就餐时等菜的间隙嘴里还念念有词。有的单词发音有些难，她掌握不好，急得她逮着人就问。一次，我在睡梦中被她叫醒，还以为出了什么事情，却见她指着文稿上的一个英语单词向我请教发音。我被她的精神所感动，就陪着她一起练。姚明英语口语非常好，他拒绝别人代笔帮他写陈述稿，每一句话都是他亲自撰写，这也让他的最后陈述刻上了他独有的“姚式幽默”。作为主持人，杨澜有着独特的语言天赋。考虑到英语、法语是奥委会官方工作语言，代表团安排杨澜用法语作最后陈述。杨澜对法语不太熟悉，便向79岁的代表团成员魏纪中老人求教。魏老除了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外，又成了杨澜的法语老师，耐心地辅导她。结果，杨澜用法语陈述时有着上佳表现。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在作最后陈述时，刘延东副总理大部分内容也是用英语完成的，着实惊艳了一把。

记：在作最后陈述时，你和李妮娜、姚明的3人组合颇为出彩，这样的出场方式是事先演练好的吗？

杨：我和李妮娜与姚明“海拔”相差太大，画面不太协调。我们觉得运动员应该个性化一点，没必要太严肃，就设计了互动环节，改变了原来那种严肃、刻板的出场方式：让姚明先陈述，然后把我和李妮娜请上来。我作陈述时，姚明就站在旁边，他那高大的身躯显得我更加娇小，于是，我来了一句：“我确信，我是站着的。”这句话把场下的人逗乐了，连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也忍不住笑了。接下来，我和李妮娜按照事先排练的方式交替进行陈述，旁边有姚明静静地“站立守护”，场面温馨而美好。我相信这个画面会给挑剔的评委们增加不少印象分。

杨扬在长城上传递奥运火炬

记：最后宣布结果的那一刻，你的心情怎么样？

杨：根据大会安排，我们作最后陈述后，在场外休息了一会儿，然后二次通过安检进入表决现场。那时的心情比在冬奥会赛场上还要紧张。我也在心里安慰自己，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即便失败，也不代表我们什么都没有收获。到了投票现场重新落座，大会宣布投票开始。没想到这时出现了点小意外，会场上的自动投票机出现了故障，只得进行纸质投票。终于等到了最终宣布结果的时刻，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健步走上主席台，缓缓开启信封。当时我脑海里闪现出2001年莫斯科申奥时，原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开启信封的那一幕，心里就有种很好的预感。当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开启信封、念出“北京”两个字时，我悬着的心才踏实下来，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当时我肚子里的宝宝轻轻动了几下，我才意识到肚子里还有孩子。想必腹中的孩子也感知到了我的兴奋和幸福，和我一起欢呼呢！很高兴我能和未出世的宝宝一起来见证这个伟大的时刻。

记：退役后你到清华大学读书，担任运动员形象大使，到国际奥委会工作，还有做电视节目主持人的经历，每一步走得都很精彩，你是如何做到的？

杨：1998年，我在长野冬奥会上失利，已经23岁的我开始有了危机感。我觉得自己总有一天要退役，如果只会滑冰，退役后根本没办法生存。长野冬奥会失利后，我尝试找过工作，申请去学校学习，结果都被拒绝了。我还悄悄咨询过退役后安置的问题，得到的答复同样不容乐观。从那时开始，我就为退役后的生活在努力。训练时努力训练，训练结束就看书学习。当时队友没人愿意跟我住一个屋，因为晚上我看书学习到很晚，有时几乎不睡觉。每到假期，我还出国“充电”。以前到国外参加比赛，订机票、住宿之类的事情都有专人负责，我们只管比赛就行了。可我独自出国，面临着很多问题，连办理转机这样最简单的事情都不会做，想咨询机场工作人员，又不会英语，只能找华人面孔的同胞去请教。转机这件事刺激了我，让我认识到了语言的重要性。回国后，我发奋学英语，很快就能熟练地用英语和别人交流了。

记：你24岁就当选为国际滑联运动委员会委员，为什么偏偏选中了你？在国际滑联任职收获大吗？

杨：当时，国际滑联对新增选委员的要求是，必须是亚洲运动员，短道速滑成绩也要突出。当时韩国、日本也有和我具备同等条件的运动员，我之所以能胜出，凭借的优势仅仅是因为我爱笑。国际滑联负责人说爱笑的人善于和别人沟通，比较有亲和力。第一次参加国际滑联的会议，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运动员时，我和队友习惯了领导在台上讲，我们在台下坐着听。但国际滑联组织开的是圆桌会议，主席和理事坐在一起，向我们汇报整个国际滑联组织新的一年的计划，听取我们的意见。其他国家的运动员习惯了这种方式，他们从比赛组织、场地设置，甚至每年预算怎么使用等等，都提出了意见。那次的会议让我知道，原来运动员是可以发表意见的。当时有人问我有没有意见要提，我就问了一句：“能不能把运动员戴脖套作为一项硬性规定？”国际滑联负责人称赞说：“这是一个好问题。”其实我当时紧张极了。回到国内，我决定行使运动员的权利，在训练场贴上了“禁止吸烟”标语。教练打趣我：“哟，杨扬出趟国长本事了。”玩笑归玩笑，从那以后，教练和工作人员真的不在训练场吸烟了。

记：退役后你每一个步点都踩得非常准，有迷茫的时候吗？

杨扬和姚明在申冬奥陈述现场

杨：退役后，我到清华大学读了几年书，毕业后进了北京奥组委志愿者部工作。2008年底，工作组解散了，我失业了。没有了工作，学业也结束了，我一下子失去了生活的方向。有时我一个人坐在街头长椅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发呆。静下来以后，我在想自己的努力方向，我想知道到底什么东西能让我兴奋得几天睡不着觉，什么东西能让我工作起来连续多个小时不感到累。此后，我开始在多个领域尝试。尝试过程中，我给自己定了标准：一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二是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当时国家体育总局给我安排了一份联系对外事务的工作，这个工作在外人看来还算体面，但我拒绝了，因为我想做一个除了别人无法胜任的工作。

记：退役后，你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杨：拓展冰上体育事业一直是我的一个情结。我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学习时，在老师的指导下选择主修经济管理专业，毕业论文是《初探我国冰场的市场化运营》。毕业4年后，我着手实现自己的梦想。我的冰场起初选址在北京，后来转到上海。那时的上海浦东新区正致力于吸引顶级人才落户，打造体育品牌。我第一次到浦东三林路体育中心考察的时候，就得到了热烈响应。如今，我的冰场已经开业，既向普通百姓开放，也接待专业团体。我期待有更多的体育人才从我的冰场里走出来。

记：现在你的工作重心是什么？

杨：当运动员时，我就比较关注运动员退役后的生活与出路，也从媒体上看到过一些运动员退役后生活悲惨的事例，总想为退役运动员做些什么。三年前，我了解到国际奥委会有一个“运动员职业发展”的慈善项目，就想方设法促成该项目来到中国，希望从根本上改变困扰中国已久的普通运动员出路难题。这个项目我们称作“冠军基金”，专门给现役和退役的运动员免费提供培训。我对接受培训的退役运动员说，培训只是一种手段，只有靠自己才能活得有尊严。我们在役时付出艰苦的努力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在生活上要想获得冠军，绝不可能比赛场上付出的努力少。

记：你曾实现中国冬奥会零的突破，运动生涯获得过59个世界冠军，你觉得自己是天赋型运动员吗？

杨：我从不认为自己是冰上天才，我从身体素质到头脑反应，都没达到出类拔萃的程度，甚至还有些笨。我老家在黑龙江省汤源县，小时候与同龄的孩子比，我在冰场上是一个佼佼者。被选拔到七台河市体校后，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专项能力都显得一般，在队里的成绩经常垫底。到了省体校，在全班10名学员中，我的身体条件和技术基础都是最差的一个。由于招生名额有限，教练怕我一旦练不出来反而耽误了别的孩子，让我先做一年的自费试训生。我想，既然来了，说什么也不能让人家退回去。于是，我抓紧时间拼命训练，一年试训期满的时候，我不但赶上了其他学员，运动成绩在班里已名列前茅。1993年，我到北京参加国家集训队，起初也不被教练看好，正是凭着一股拼命的精神，我才做到了技压群雄。

记：你遭遇过的最大挫折是什么？

杨：1993年6月，我正在国家队集训，却接到父亲遭遇车祸离世的噩耗，我感觉犹如五雷轰顶。父亲去世时年仅44岁，他是一名警察，不仅年富力强，更是全家人的精神支柱。我一直无法从失去父亲的悲恸中解脱出来，很快就陷入了窘境。此后一年，我大病了几场，体质下降，一上冰面就感到浑身乏力，拼了命也无法滑出理想的成绩。晚上，我整夜失眠，头疼得像要裂开似的。1993年底，国内举办奥运会选拔赛，我的成绩位列第13名，惨遭淘汰。过完年，别的队友兴高采烈地去参加奥运会，我却打点行装回到黑龙江老家。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日子。回到省队，教练一边帮我调整身体，一边试着让我恢复状态。经过一年的努力，我的竞赛成绩回升到了全国第8的名次。那年国家短道速滑队正式成立，我作为黑龙江省唯一的入选运动员再次来到了北京。经历了这次挫折，以后的路我走起来更有信心了。

记：你和你先生结婚8年了，对他有何评价？

杨：他是一个宽厚、大度、知冷知热的男人。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工作中，他都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帮助我。很多事情我都做不好，他没有责备我，而是鼓励我，让我生活得特别开心。第一次退役后，我响应国家队的召唤，准备再度回到冰场。当时妈妈和妹妹怕我太辛苦，也怕我受伤，都反对我重返冰场。这时，唯一支持我的就是他。在他的支持下，我又站到了冰场上，创造了一系列奇迹。很多姐妹羡慕我嫁了个好老公，让我介绍夫妻相处之道，我觉得夫妻相处一定要相互尊重，在精神上要平等交流。我和他也曾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但我们会耐心分析并解决问题，而不是一味地争吵。

记：你大儿子3岁多了，第二个宝宝即将出世，照顾孩子会不会影响到你的事业？

杨：肯定会影响到。事业重要，孩子更重要。当初上海的冰场筹建阶段，我儿子才11个月大，我用背带背着他，每天上午准时出现在冰场上。儿子饿了，我找个地方坐下来，用专用的披肩一罩，给他喂奶。出席韩国冬奥会，我也是带着儿子前往。有一次去美国开会，我和儿子遇到暴风雪，飞机三起三落，折腾了整整两天。漫长的等待中，我和儿子就坐在机场里玩。机长感慨地对我说：“你们是我看到的最有耐心的乘客。”准确地说，是儿子培养了我的耐心，因为有他在，我必须控制我的情绪。现在，我的第二个孩子即将出世，孩子是我人生的最大财富。为了孩子，暂缓一下事业的脚步也是值得的。

记：在公众面前，你总是那么时尚靓丽，出场前有没有刻意修饰过自己？

杨：其实我从没有刻意打扮过，我想可能是我自信的缘故吧。我一直认为，美丽不光是容颜，只要有自信，每个女人都可以变得美丽。我从一个运动员打拼到现在，经历了许多挫折，如果没有足够的自信，我是走不到今天的。衷心希望像我一样退役的运动员兄弟姐妹们，也能凭着自信打拼成人生的冠军！

〔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