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任远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广州乃至珠三角地区的大小河道上总能听到“嘿—呵—嘿”的男子吆喝声音。一条细长的龙舟划过水面，爆竹声和锣鼓声划破了水泥森林的上空。汗水与泥土的生活，似乎与现代大城市的生活渐行渐远；龙船上的罗伞、神像、鼓点以及划船者粗壮的手臂，都与背后渐渐崛起的大楼盘格格不入。在珠三角地区，舞狮和龙舟这些村落传统习俗还是有坚守的人群；然而随着城市化日渐推进，作为原始乡民和城市人的身份在传统文化坚守者的身上折现出某种矛盾的张力，而这种身份叠加产生的张力，将会深远影响到这些村落的文化承传。

美国男性文化研究者迈克尔·基梅尔（Michael S. Kimmel）曾经指出，男性气质会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而发生改变。追溯美国历史，基梅尔考察了美国立国初期的3种男性：儒雅的家长、英勇的匠人和商业化市场男人。儒雅家长体现自由的地主贵族美德，而英勇的匠人则体现民主精神。但是自19世纪上半叶，市场男人改造了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氛围。他们把儒雅的家长打上“迂腐”的标签，替匠人划上“不务正业”的等号，从而把这两种男性推向边缘化，而市场男人则成为美国社会的主导型男性，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男性的气质与行为典范。

基梅尔的男性气质随着社会生产关系改变而发生变化的论断给笔者的观察不少启发。作为广州城中村落文化的观察者和参与者，我在参与文化活动的过程中认识了若干位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