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军

去年2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指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此后，京津冀协同发展迅速成为各界关注焦点，顶层设计和论证进一步推进，三地协同发展进入实施阶段。

京津冀地区的独特性绝无仅有，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也实属罕见。自1986年提出“环渤海经济区”以来，近30年来京津冀一体化的各种规划和设想已不下十几个，但全都停留在概念和纸面上，无一落到实处，其根本制约因素就在于现实的政治经济体制。

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很多难以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都需通过制度创新找到出路，只有打破不合理的体制机制束缚，从制度层面探索建立一种新的发展机制，才能顺利实现转型，解决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同样如此。

实际上，欧盟的“跨界治理”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如果把各合作成员分别视为一个利益主体，在不考虑国家因素的情况下，欧盟在克服合作组织内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因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利益冲突，以及跨越行政区划障碍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特别值得京津冀借鉴。

构建新跨界体制

参考欧盟和西方跨界治理的经验，结合京津冀区域现状，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需要从模式选择、组织机构、法制基础三方面构建一个新的跨界治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