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承思

在青少年时代，朱永嘉是一个让我仰望的名字。他原先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兼总支书记，研究明史，在学术上很有造诣，为人淡泊宽厚。按照他的气质，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个大学者的。但他毕竟是在政治挂帅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内心深处不甘寂寞。1964年底，朱永嘉刚拜明史专家吴晗为师，并为之兴奋不已。几个月后，就被调到华东局写作组，成为“罗思鼎”的头领，毫不留情地协助姚文元写文章批判吴晗。“文革”时期，他还一度爬上市委常委和市革会常委的高位，掌管文教大权，相当于今天的宣传部长。

当时爱读书的我最喜欢看上海市委写作班办的《学习与批判》和《朝霞》，这两本杂志都是朱永嘉管的，对这位上海第一大笔杆子相当崇拜。“四人帮”倒台时，他曾书生意气地提议发动武装政变，“再造一个巴黎公社”，以致锒铛入狱，被判刑14年。从此，朱永嘉这个名字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

上世纪末，我在写有关上海知识分子的博士论文，朱永嘉是我的研究对象。1999年1月21日晚，朱维铮教授带我去登门访谈。复旦第一宿舍的老楼是上世纪40年代日本人盖的连排屋，坐东朝西的两层楼，一进门便是窄而陡的楼梯，每层楼两个房间，每个房间差不多也就六七平方米。朱永嘉从当青年教师时起就一直住在这里，即使“文革”身居高位也没有搬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身材高大健硕，头发已经花白，操一口带浓厚吴语口音的普通话。他把我们让到底楼的小书房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