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坤　仲帅

【摘要】布哈林《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的报告，论述了文艺的阶级性，提出取得文化领导权的任务，制定了针对知识分子的方针，开展文艺竞赛，这对苏联文艺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习近平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指导下，阐发布哈林《报告》的当代启示：一要坚持文艺发展的“两为”方向，二要提高文艺作品的质量，三要营造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

【关键词】布哈林 《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 启示

【中图分类号】G1 【文献标识码】A

布哈林《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的报告（简称《报告》）在苏联文艺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对推动20世纪20年代苏联文艺繁荣起过重要作用。以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精神为指导，阐述《报告》的主要内容和当代启示，以期在历史借鉴中深入学习《讲话》精神，对推动我国文艺事业发展有所裨益。

《报告》产生的背景

1921年，文学评论家沃隆斯基创办了《红色处女地》杂志并任主编，很快在其周围聚集了一批知识分子，形成了在文学界颇具影响的文学团体。布尔什维克党将该刊物视为宣传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面旗帜。1923年，瓦尔丁等人创办了文学评论杂志《在岗位上》，故瓦尔丁领导的文学团体又称“岗位派”。“岗位派”以无产阶级代表自居，以创作无产阶级文学为己任，但他们文学功底浅薄，盲目估计无产阶级文学成就；在文艺界进行阶级斗争，用粗暴手段对待非无产阶级作家；他们号称得到党的支持，要求党对文学专政，企图以他们控制的文学团体充当专政的工具。“岗位派”的出现造成了党的文艺政策的混乱，引发了文艺界的不满。沃隆斯基对“岗位派”提出尖锐的批评，“岗位派”反应强烈，污蔑沃隆斯基路线“就是使文学屈从于资产阶级的路线”，聚集在《红色处女地》周围的“同路人”都是“反动分子”，因此，“必须坚决和永远消灭沃隆斯基主义”。①这样，一场大辩论便在沃隆斯基和“岗位派”之间展开了。辩论的中心逐渐聚焦在党的文艺政策上，这引起党的高层领导的关注。为了解决争论，1924年5月，俄共（布）中央出版部召开讨论会，会议收到了由无党派作家叶赛宁、托尔斯泰等人联名的抗议信，控诉“岗位派”对他们的无端攻击。会议最终通过了批评“岗位派”、支持沃隆斯基的决议。但是，俄共（布）十三大上反托洛茨基的斗争使形势发生了逆转。沃隆斯基受到托洛茨基的牵连被免去《红色处女地》主编一职。“岗位派”抓住时机，猛烈攻击沃隆斯基，继续推行极“左”的文艺路线。在这样的情况下，1925年2月，中央文学委员会召开会议，布哈林在会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的报告。1925年6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以布哈林《报告》为主要依据的《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简称《决议》），从而制定了党在文艺工作上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报告》的主要内容

布哈林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岗位派”的，但是《报告》的主要内容皆是当时苏联文艺界普遍关注、事关文艺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当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肯定文艺的阶级性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布哈林认为，文艺具有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应当大力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在《报告》中，布哈林主动谈起他同托洛茨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问题的争论。托洛茨基认为，世界性的共产主义将迅速到来，还没有等无产阶级文化创造出来，无产阶级本身就将不复存在，“于是无产阶级的若干特点便起了变化，变成人类共性和未来共产主义的特点”，②到那时，我们要创造的不是无产阶级文化，而是全人类的文化。布哈林指出托洛茨基的错误：一是忽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性，二是忽略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平衡性。他说：“在文化方面是否有无产阶级独有的特点？我认为有”，“以统治阶级的形象和面貌为标准形成起来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将具有自己的特征。”③关于他和列宁的分歧，用布哈林的话说：“也许（我不说想必，而说也许）弗·伊认为，无产阶级文化的时代会出现。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就对这个问题高谈阔论，大喊大叫并引起公众的注意，那么，我们反而会把这一事业葬送掉。时间尚未成熟。现在还必须从字母学起，学会洗手等等。”④在他看来，列宁把群众性的文化普及看作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布哈林同意文化普及，但是强调不应忘记文化提高即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布哈林肯定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武器。“在阶级社会中，文艺不仅不可能是中立的，而且它还积极地为一定阶级服务。”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统治则不能允许非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包括非无产阶级文学继续占统治地位。如果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期内不逐步掌握一切意识形态阵地，它将失去统治阶级的地位。”⑤布哈林的观点被吸纳到《决议》的第四条：“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中立的艺术，虽然一般艺术的阶级性，尤其是文学的阶级性，其表现形式较之—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是更加无限地多种多样。”⑥

提出取得文艺领导权的任务。布哈林认为，文艺的领导权问题无疑是存在的，它甚至日益重要了。对比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发现：在封建社会，资产阶级虽然在政治上受到压迫，但在经济上，它不是一个受剥削的阶级。资产阶级完全可以凭借资本的优势发展本阶级的文化，甚至超过地主阶级的文化。所以，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意味着夺取了全部意义上的领导权。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受到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剥削、文化教育上的垄断，没有能力和条件发展自己的文化。无产阶级“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成熟起来，但决不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成熟起来的。”⑦因此，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便夺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领导权。”但是，“我们正处于虽已取得政权，却尚未成熟到可以掌握文化领导权这样一个时期”。那么，“我们应该提出取得这一领导权的任务”。⑧对于“岗位派”要求党对文学专政，布哈林认为，“必须原则上说，这件事是由我们领导的”，“从总的方面可以决定一系列问题，党将在这方面作出必要的结论，但是，在一系列艺术的形式问题上，在形式风格的创造等问题上不能做这样的结论。”⑨这是因为：一方面，党在文艺领域还有一系列东西不懂，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可能学会这些东西，另一方面，文艺有其规律和特点，党对文艺的领导要注意领导的界限。布哈林的观点被吸纳到《决议》的第十三条：“党既然领导整个文学，就不可能支持某一文学派别……正如党不能以决议来解决家庭形式一样”。⑩

制定党的文艺工作总路线和知识分子的方针。布哈林批评“岗位派”的那条极“左”路线是加剧阶级斗争、分裂社会的路线，重新制定了党的文艺工作的总路线。他说：“我们的政策一般来说不是推行加剧阶级斗争的路线，而是相反，实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斗争的政策。这是基本的。”“我们对待各阶级的一般政策也应该适用于我们的文学界，但应该作很大的‘修正’，因为文学界有其他领域中所没有的很重要的特点。”根据这条总路线，布哈林制定了知识分子的方针：一是对待农民作家，“采取改造这个农民的方针”，“在改造人的问题上，应该有一定的分寸感，”当然，“对明显的黑帮分子，则应彻底消灭之。”二是对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采取利用，加上从一定时期起和平排挤的方针。当然，我们不号召采取暴力行动。”三是对待“同路人”，“同路人”这一概念是托洛茨基提出来的，它代指无产阶级作家与资产阶级作家之间的一个作家阶层。“对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应该改造，而对另一部分人则应予以‘驱逐’。”四是对待无产阶级作家，要加强教育和克服缺点。无产阶级作家存在自大狂和丧失立场的问题，现在很大的一个偏向是共产党人自大狂。“这种共产党人自大狂现在对文学界比任何其他部门都更有危险。”“原因很简单，我们在这一领域中尚无自立能力。”“尚无自立能力的部门中，却出现了共产党人自大狂—这意味着，我们从开步走的时候起便可能把事业毁掉。”布哈林的观点被吸纳到《决议》中，如第十条：“在对‘同路人’的关系上……一般的方针应当是周到地和细心地对待他们，即采取那种足以使他们尽可能迅速地转到共产主义思想方面的态度。”又如第十一条：“对于无产阶级作家……党应动员一切手段警惕他们中间出现共产党员的自大狂这种极为有害的现象。”

开展广泛的文艺竞赛。布哈林认为，在文艺界“党的一般路线是应该有的”，“至于谈到具体问题和课题，那么，这方面需要最广泛地展开竞赛。”诸如创造新风格问题、不同风格共存的问题、多样化的可能性问题以及建立综合性的艺术形式问题等等，应放任各个流派之间的公开竞争。布哈林主张成立各种各样的文艺团体，他号召：“组织起一千个、两千个团体吧……能成立多少文学小组和团体就成立多少吧。”“岗位派”声称：在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上到处充满了中央委员会的精神，说什么中央委员会的精神在他们头上缭绕。事实上，“岗位派”打着中央委员会精神这个旗号，滥用列宁和布哈林的名义，对非无产阶级作家和其他文艺团体发号施令。对此，布哈林指出，任何团体都无权代表中央说话。布哈林的上述观点体现在《决议》的第十四条：“党应当主张这方面的各种集团和流派的自由竞赛……以指令或党的决议使某一集团或文学组织对文学出版事业实行合法的独占，同样也是不能容许的……不能听任即使在思想内容上最为无产阶级的任何集团实行独占，因为这首先会毁灭无产阶级文学。”

《报告》的当代启示

布哈林的《报告》虽然写作于20世纪20年代，但时至今日依然带给我们诸多启示，特别是学习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感受到两者在某些观点上的契合，对现实的共同关照，在此一并谈谈笔者学习认识。

坚持文艺发展的“二为”方向。在《报告》中，布哈林肯定了文艺的阶级性，支持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强调文艺应为无产阶级和苏维埃国家服务。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方向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指出这个根本方向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可见，《报告》和《讲话》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都站在人民和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指出文艺发展的正确方向。当前一些文艺工作者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文艺工作者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先进文化的正确前进方向。一要有导向自信。“导向自信”是指对为人民服务价值取向的充分肯定，对社会主义文艺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文艺工作者应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不断增强导向自信的理论基础；应深刻认识我国文艺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不断增强导向自信的现实基础；应对人民爱的真挚、爱的彻底、爱的持久，不断增强导向自信的情感基础。二要有使命担当。“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文艺工作者要站稳政治立场，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腐朽文化的侵蚀；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鼓舞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奋发进取。三要有社会责任。文艺工作者必须担负起引领社会进步的责任，要在市场经济中坚守文艺的永恒价值，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统一起来。

提高文艺作品的创作质量。布哈林批评一些无产阶级作家把主要精力放在起草各种各样的宣言和提纲上，不注重文艺作品的质量，他指出要通过作品的竞争取得文艺的领导权。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创作是文艺工作者的中心任务，作品是文艺工作者的立身之本，期许文艺工作者能创作生产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可见，《报告》和《讲话》都十分重视文艺作品的质量，都将创作生产优秀作品视为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最根本的途径。当前文艺创作方面，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广大文艺工作者应把创作优秀作品作为工作的中心环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一要有精品意识。文艺工作者要戒骄戒躁，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搞创作，以不甘平庸、奋勇争先的创新精神追求事业成功。二要加强自身建设。文艺工作者要通过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三要紧跟时代发展和满足人民需求。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主题，弘扬时代精神，展现时代风貌，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文艺工作者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积累素材，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要运用人民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把人民作为鉴赏家和评判者。

营造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布哈林反对“岗位派”以政权力量垄断文艺，让无产阶级文艺享受各种特权，这只会扼杀无产阶级文艺。他主张保障知识分子自由创作的权利，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广泛的竞赛。习近平在《讲话》中重申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要求各级党委把文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对文艺工作者政治上充分信任，创作上热情支持。可见，《报告》和《讲话》都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权利，都提倡不同观点和流派切磋互鉴，都要求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营造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一要贯彻好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要广泛开展党的文艺政策宣传活动，把人民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决定上来；要加强对文艺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政策在执行中不偏离、不走样、不打折扣。二是加强文艺干部队伍建设。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文艺干部的培养，增强政治定力，炼就高强本领，使文艺干部成为让党放心、让群众信服的行家里手；要创新干部选拨任用工作机制，把那些德才兼备、能同文艺工作者打成一片的干部放到领导岗位上来。三是依法治理文艺。各级党委、政府要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加强文化立法工作，确保文艺治理有法可依；要在法治化轨道上开展工作，既不能有法不依、选择性执法，也不能有超越法律的权限；要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依法维护文艺工作者的合法权益。

（作者分别为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导，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本文系黑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和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自助项目成果，项目编号：HEUSZB1406、HEUSZB2206）

【注释】

①《“拉普”资料汇编》（上），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81年，第111～112页。

②③④⑤⑥⑧⑨⑩《布哈林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339页，第339～340页，第341页，第342～343页，第346页，第346页，第349～350页，第343页，第345页，第345～347页，第345页，第347页，第348～349页，第351页，第351页。

⑦李春隆：“布哈林与俄共（布）《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6期。

“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6日，第1版。

责编/张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