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建锋

在欧洲，政治自由来源于思想自由，而思想自由来源于信仰自由。在宗教一统天下的时候，对教义的认可和理解就是信仰的自由，而这一权利的得来，实属不易。

基督教得到罗马皇帝认可之后快速发展，慢慢形成了教会与政权的抗衡。教会垄断了对教义的解释，成为沟通人与上帝之间的桥梁，决定人是否得救的不是“上帝”，却是这座桥梁。十六世纪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所要做的，就是打破这种“中间的桥梁”，将与上帝沟通的权利直接交给具体的人。代表性的人物一个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一个是约翰·加尔文（JohnCalvin，1509—1564）。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加尔文在促进“资本主义精神”形成方面起的作用更为直接。

从简单的逻辑来说，既然宗教改革将信仰的权利还给了“个人”，人与人不同，那么信仰就会不同。新教反对教会对信仰的垄断，自是应当推进信仰自由，推进宗教宽容，进而实现思想自由、政治自由。然而，历史总是戏弄人于股掌：提倡个人直接信仰上帝的加尔文却最不能容忍“异端”，他烧死了与他观点相异的塞尔维特（Michael Servetus，1511—1553），不择手段迫害死了同时代最为杰出的另一个宗教人物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Sebastian Castellio，1515—1563）。而没有卡斯特利奥在《论异端》中提出的宗教宽容思想，就不会有后来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不会将“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如此深深地印在人类发展史上。

加尔文是一个天才型的人物，“加尔文有的是真知灼见与深刻的逻辑，……因此在某种意义之上不妨说，正是《基督教原理》完成了宗教革命，一如《拿破仑法典》完成了法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