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乌

这辈子记住的人不多，你是其中之一

这一生爱过的人很多，你是最纯粹的爱人

你是不会被忘记的一种符号和象征

不管你是男是女、高低胖瘦、讲课快慢

我们都难以忘记，难以从记忆里抹去

难忘的是你，还是自己的懵懂岁月

难忘的是师者之风，还是亲情之重

难忘的是你的批语，还是你的批评

难忘的是我在长大，还是你在变老

现在，我们都长得像你的某个阶段的身形

现在，我们都在讲述你曾经的话给孩子们听

现在，当一个人开始对师者难忘的季节

说明收获正在大千世界一排排地展开……

——  杨 挺

每次接到勇波的电话，我整个人会在瞬间沉重起来，一些往事便汹涌而来。那端是他诚恳而亲切的声音，没啥事，他只简单地问问我，聊聊生活与工作，反过来，我再询问他的情况。他一五一十回答。

一转眼十年过去，我已忘记当年勇波来学校报到的情景。外语学院指派我为新生的兼职辅导员，开学那两天我总共接待两个班的近七十名同学，他混在其中，填表，领生活用品，接着住进宿舍。有天，一个在老家当老师的朋友给我打电话，我才发现勇波跟我来自同一个县，并且也算是高中校友。说起我的高中母校，我感到悲怆而无奈，那是一所乡下普通中学，很少有孩子能考上大学，勇波能以不错的分数被英语专业录取，可见他是用功刻苦的。在异乡，人与人会因各种交接点扯上关系，自然，来于相同地域这让我们似乎也多了一点“老乡”的热度。但我并未觉得这是多么可靠的关系，我在学生时代亦是如此，对这种短期内迅速建立起的交集的稳固及纯正性，心存怀疑。师生关系，或许更持久稳妥。

勇波在英语二班，这是个小小的集体，一共35个人，男生仅六个，女生居多。这个小团体曾让我心生诸多感动及骄傲，现在想起来，那些面孔清晰明亮，如一盏盏灯闪烁在心里。军训结束，我给他们拍合影，影像里哥哥脸颊黑瘦，却洋溢着对未来的张望之色。不久，校医院给我打电话，院长说，勇波的肝功能检查有异常，需要他再到市医院复查。我找到勇波，问了他情况，他如实告诉我：他患有乙肝。我警觉起来，问他为何报到时不跟我提起这事，他支支吾吾也没有说出所以然。十年前，如果患乙肝有可能面临退学风险，哪怕是携带者在体检时也要格外小心，弄不好就有麻烦。跟勇波在同一个班的女生Y是携带者，他父亲曾联系我，非要请我吃饭，我拒绝了。这位常年在外奔波面容憔悴的父亲问我，学校体检时可否找个同学代替Y抽血。在有些事情上，我缺乏立场，我说：你自己选择自己的方法，这些事情我算是不知情。Y在后来的四年大学里，成绩良好，表现优秀，现在南方某城市定居。勇波的乡下生活背景赐予他淳朴憨厚的个性，他也低估了自己的病痛可能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开学没多久，他跑来咨询学费贷款的事，说要把随身带的钱省下来给弟弟读书，他连医疗保险都没购买。

他去市医院复查，转氨酶及黄疸指标偏高，校医院建议他去住院治疗。这是他大学时代疼痛的开始，对一个学生来说，未来图景刚在眼前展开，一阵狂风席卷而来，一切都可能不复存在。传染科的病房在一个偏狭的角落里，里面住了不少人。在市医院治疗的二十多天，同学们轮流去看望他，我也去过几次。班长是个女生，去得最多。这女孩华东政法硕士毕业后，留在了上海。这么多年了，我依稀能记得勇波对回到班级的渴望，他把红色封面的牛津字典带到病房，没事就查单词，预习新的课文，他的英文写得挺好看。我看到墙上“传染科”三个字，心里有点发怵，似乎有蠕虫从脚底爬到心窝，腿也有点软。我走进去，坐下来，内心惴惴的。像我这样的无知之人，对疾病的有关常识缺乏了解，回到办公室我百度了乙肝的传播途径，后来还咨询过有关医生。我开始相信勇波不会将病毒传染给别人，当然这样的信任里或许也有侥幸的成分。学校组织新生注射乙肝疫苗，我让所有同学都去了，包括我自己。勇波的医疗费不够，他只好回学校上课。班里同学并没嫌弃他，我感动于他们的处事方式，大家一起吃，一起住。只是勇波小心翼翼的，出门吃饭都带着自己的碗筷，说话尽量跟别人保持距离。

回头再想，许多事情的来龙去脉已模糊。2006年冬天，勇波离开学校去浙江一家大点的医院检查身体。将近期末，同学们一边忙于考试，一边想办法去街上给他募捐。班长写了申请找系里盖章，然后又找团委盖章，她只想证明这次募捐的合理真实性。大家分头行动，手持一张写着“倡议书”的红纸，在大型超市、菜市场、广场上布点。那天，我带所有参与募捐的同学去学校门口的小餐馆吃午饭，后来我跟两名同学蹲在我房间的地上清点募捐所得款。窗外有夕阳，光线从窗棂照进来，洒在班长黑红的脸颊上，另外一名男生在一旁整理纸币，一言不发。那一年我二十四岁，他们十八九岁。写到这里，我心生遗憾。如果我比他们年长得更多，也许就能把这件事情处理得圆滑而完整，只是当青春遇见青春，我被置放在底层管理者的座椅上，要替主席台上的人说话，去执行，去操控，甚至还要板起面孔将自己与我的学生隔开，在心里画上一道暗沟，提防着他们的僭越。

那个冬天我在皖北淮河边的一个小镇过年，正月初二，我踏着风雪回到故乡。我见到勇波时，他站在家乡县城医院的大门口，我几乎认不出他。他裹着一件肥大的冬衣，身后站着的是他父亲，再后面是他的弟弟。我把大家募捐来的钱款交给他，说了几句话，打出租车离开。车窗外，有冷风吹。我感到有股酸酸的液体从鼻腔里往下淌，车内气味难闻，路也有些颠簸，走着走着，我就感到难受。那是一张怎样的面孔啊，臃肿、呆滞，激素类药物改变了他的模样。我那刻的悲伤里，杂陈着万般莫名的情绪，为一个男孩的病痛，也为命运的不公。我认识的不少男生女生，家境优越却成天游手好闲，无心学习，等大学毕业时靠家里的人脉自然能谋取一份工作。而勇波这样的孩子，从山窝里走出来，想凭借双手托起自己的明天，却难于登天。他从浙江的医院转回来，还是因为家里缺钱。加上之前我利用工资抵押的贰仟元，他一共花去两万多。

我们一直在呼吁公平，呼吁关爱，但有时呼声越高也就越说明现实有多残酷。校医院的领导表面上嘘寒问暖，其实他害怕担当责任。怕勇波将病传染给了其他同学，校长会惩罚他。当然，这些是我在事后领悟出来的头绪。不仅在学校，哪里都是。正月，勇波的父亲突然出现在我老家小院里。五十岁的男人，一路走一路打听，摸索到我家，我惊得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去招待一个学生的父亲。从前家里来客人，父母迎上去攀谈聊家常，此时，我是家里跟这个突然来客交集最多的人，但我没能力跟一个外表冷静内心焦虑的父辈攀谈。阳光正好，我们坐在院墙下面晒着，二十多岁，我掌控不了这样的局面，渴望父亲来替我解围。父亲可以跟他聊稻田农事及山里出产，也可以谈出门打工经历。我在一旁听着，偶尔插话，大家都没提勇波的病。母亲烧了丰盛的午餐，客人吃食不多，也不喝酒。送走客人，我坐在椅子上靠墙晒太阳竟然睡着，醒来时斜阳的最后余辉只剩下一点点明亮的色彩，没有温度。我站在门外听到父母的对话，他们在讨论怎样处理一只鸡。母亲认为，鸡喜欢吞食人的吐沫，因此会携带病毒。父亲说，送人不行，卖掉也不行，都会传染给其他人。杀死埋掉，是他们最后的一致决定。父亲最后补充一句：先养几天，等都去上班了再处理。他提醒母亲等我走了再处理。我装作没听见，推门进屋。在乡下，以鸡充礼算是至高的敬意，只是在一种或许会传染给他人的疾病面前，我的父母快速反应，意图减少任何可能存在的风险，他们在瞬间拉起一道防线，而我的沉默，是默许。父亲将鸡拴在院子的树下，第二天早晨，院里水泥地上都是血，后山的野狗夜里来偷鸡。父亲，手冻得发红，闷头在冬日晨光里将地面擦洗干净。

从勇波入学到最后的离开，一共是两年的时间。现在，我发现用文字来回忆这些时光显得多么不堪，它那么漫长，其中的起伏与煎熬应是远远超出文字所能驾驭的。春天来了，他也正式休学。奔波于学校与老家，他仿佛一头小小的困兽无所适从。回老家休养是身体需要，来到学校是他内心的渴求，他想学习，想手捧字典跟其他人一起读书。家庭经济的原因，他并未去其他医院问诊就医，只在老家吃些中草药。他有时在学校一住就是几个星期，上课，读书，自习，男生宿舍也空着他的床铺，有地方睡觉。2007年，这一年他游离在我的视线之外，我们偶尔见面，彼此问候。一个人的身体出了问题，肉体的不痛不痒或许会带来更多的精神危机，这病是潜伏在内的敌人，不动声色，让你感到惊恐甚至万念俱灰，它局限着人的自由，剥夺一个男孩在学校念书的权利。这种霸道行径是谁恩准的，我想勇波可能从来没想过这问题。其实，我多么希望他是个抗争的孩子，会胡闹、拍桌子、跟老师甚至跟我对着干。面对权威，有时需要以暴制暴，这是我很久后才明白的道理。乙肝这种特殊的病，无法根治，勇波的休学是不是个错误？我常这么想。直到现在，一想到这个男生，我的内心顿生绝望而愤慨的情绪。2008年的秋天，一年休学期满，我找到勇波告诉他要着手申请复学，不然就跟不上学业了。体检报告出来，一些指标依旧挺高，我先找到校医院领导，他一句话：这个要你们系里同意。我找到系里，领导说这个要校医院同意。这就是游戏中的“踢皮球”吧。我在系领导办公室里瞪着眼睛质问他：如果指标一直下不来呢？那他是不是就要滚蛋回家？人家考上大学多不容易！领导面带愠色说：这是学校的规定。我气得摔门而去。如果是现在，我不会离开，不达目的不罢休。这几句简短的话算是我的反抗，但缺乏威力。我在跟某个小小的部门领导对质时，勇波站在门外或者哪里，我也不太清楚。乡下生活给了他淳朴正直的品质，但也教会他俯首低头。两年前的一个夏夜，我梦见自己走在校园里，勇波迎面走来。他怒气冲冲约我去找校医院领导算账，他想复学。我们砸了办公室，逼着医院负责人签字后，骂骂咧咧地走了。醒来，我一身汗，天气太热了，心脏也嘭嘭跳，这终究是一个梦。

我曾看过一个小视频，科学家在大猩猩头顶不远处悬挂一只香蕉，大猩猩通过跳动不断努力更正自己的姿势，终获果实。后来，它的头顶很高的地方挂着一只香蕉，刚开始猩猩还会努力跳几次，最后它放弃，对香蕉丧失激情。同样的道理，在课堂教学里，如果你给学生出一道特难的题目，他们很快失去信心，进而放弃。接下来一年，勇波还要休学。他成了那只怎么也够不着头顶香蕉的猩猩，这无休止的等待与期盼让他心生厌倦，所有的激情都燃烧干净。时间的力量如此强大，让人放下仇恨，淡忘爱情，也消磨人的意志。我相信勇波当年是有股意志力的，在那所任人自生自灭的高中里，一个孩子学习成长再到逃离乡土需要勇气和坚韧的品质。他奔跑到皖南，这里的蓝天白云与青山绿水并未给带来好运，他深陷泥淖不下沉但也无法上岸，未来变得遥遥无期，他渐渐消沉，失去了当时的意气。他也不再去教室听课，偶尔见面，跟他一起走的是老乡而不是二班的某个同学。他缺席的这段时间里，大家建立起较为稳固的小圈，有的开始恋爱，有的专心读书，有的外出兼职，他的记忆停留在他们身上，但他们却用新的生活覆盖了跟他的交集。他渐渐失去归属感，那个曾经的班级对他来说也渐渐陌生。大家开始三年级的生活，而他只读过一学期。

2008年底，我被调到学校的其他部门，步入行政工作，同事接替我的辅导员位置。第二年秋天，我在操场打排球，发球转身听见有人喊“老师”，在十一月的夕照里，勇波站在不远处，那是一枚枯瘦的叶子，在风中摇摆晃动。他穿着单薄的针织线衫，我问：不冷吗？他说：不。后面的谈话虽然我此时想不起，但无非就是和吃药、休息有关。不再是他的辅导员，我也基本放弃对他的真心关爱，那时行政工作繁忙而让人压抑，我并未完全适应或者胜任新的工作。那一两年，我处处自保，但依旧处处碰壁。观脸色，察言辞，揣心思，我应接不暇，我曾发誓要花两年时间走入某部门领导的内心，我做到了，但他也调离了，我最后也折回了专业教师队伍。学校领导在楼上办公室，我小心翼翼，也兢兢业业，门卫洪叔有天对我说：你差不多是加班最多的人。至此，我跟勇波的交集少之又少，偶尔浏览他的QQ空间，他的只言片语含混模糊，但我对着一小段文字怔了很久：看到同学个个有滋有味地忙碌着，我却像呆子一样活着，那么苟且。很想咒骂上帝，如果真有，告诉他，我的生活不该这样，要是能死就好了。这是我见过他最为直白的斗争，他将矛盾对准上帝，世界上有这么个人吗？我不信。他的悲叹里同样包含着绝望与自我放逐，他竟想到“死”。我之前从网上得知有女大学生因自己是乙肝携带者自杀而亡，她给朋友的遗言里写：我觉得人生很长，看不到终点，我决定跳出这一世的腐坏。我打开对话框问他：在吗？他一时没回应。第二天他回话，我又正忙着，没跟他多说什么。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我的办公室外。

他低着头说：老师，学校让我退学。

我说：楼上就是校长办公室，我带你去。

他说：不用，我已经不想读书了。

我抬头看楼上校领导的窗户，内心腾发愤怒。勇波沿着一条水泥路越走越远，消失在转角。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无助感对人的摧毁，我试图不让自己悲伤，但没能做到，转身到卫生间抽了两支烟。哀伤不能解决问题，我陷入深深的自责里，想起他，我假设过N种可能，其中最为保险的便是开学体检时，找个同学替他抽血检查。可是，一切都晚了。我为自己没能保护好一个学生感到虚弱无力，是的，我这样的立场多少有点自私，未能充分考虑其他人的利益。但我在世界卫生部组织网站上看到：乙肝病毒并不通过以下渠道传播：共用餐具，拥抱，接吻，握手，咳嗽，喷嚏，或在公共游泳池玩耍或类似行为。半年后，我在浴室洗澡，听到电视里播放一则消息：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发布通知，取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乙肝项目检测。我听得不甚明了，但也从未上网核实，因为这已跟勇波没关系了。

不久前，勇波打来电话，让我回老家时告知他一声，他想去老家一趟，看看我。我明白，他想还我当年工资担保给他的两千块钱。想到我的父母及那只遭殃的鸡我只说，等以后再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