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慧贞

几年前的一天，我回娘家，母亲跟我说：“元和死了！”不禁唏嘘。“怎么就死了？什么原因？”“寻了死了！”我素来知道他过生活比较潦倒，但从不知他离死亡那样近。我眼里含着泪，却强忍着不让它滴下来，准确地说，是不好意思在母亲面前滴下来，因为之前从没有提起过我对他的感激。

他是两个紧邻的小村中有名的才子，吹拉弹唱样样精通。我上小学的时候，他在我们小学校当民办教师，教我们美术和音乐两个科目。村里人叫他元和，我们在学校叫他郭老师。

他有两件上衣，一件是灰蓝色，一件是军绿色，都是中山装样式，轮换着穿。虽然当时一年级的我还不知道那衣服的样式是中山装，但感觉到了中山装的帅气，也感觉到了穿这衣服的人的帅气。和其他老师严肃着一张脸不同，郭老师常常是笑呵呵的。国字脸，浓眉大眼，整齐的牙齿，长相几乎和电影里每一个正面角色都是一个路子。多年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有了对人相貌的基本评判标准，但不得不承认，郭老师属于男人里的标致型。

学校有一台很旧的脚踏琴，每次上课前，郭老师叫上几个男生，把琴搬到教室。上课铃还没打的时候，我们围着琴，揭开琴盖，轮流上去瞎弹两下，稀罕得很。上了课，郭老师就弹着这台旧琴，给我们教一首首新歌。真是快乐，每当这个时候，我们会亮出嗓子，放出最大的声音。他教我们儿歌《娃哈哈》，把“哈”读成“呵”，我们都当成正确的牢记在心。暑假邻居家的亲戚小女孩和我们玩耍，无意中一唱《哇哈哈》，我们小学的齐声纠正她：“是娃呵呵！”

我们课上吼开了嗓子，下了课意犹未尽，唱些别的歌曲，小村里流传的“十对花”，长辈们教的“一条大河波浪宽”，还有电影《少林寺》的“日出嵩山坳 ”。给他听到了，有一回上完课，男生帮他把脚踏琴搬回办公室，他叫我们唱歌的几个女生去办公室，唱给老师们听。办公室老师有十来个，窗外还趴着些高年级的学生，我们几个扭扭捏捏不敢开口，郭老师脚踏琴“嗡嗡”一动，他的脑袋轻轻一晃，下颌有那么一点鼓励般的示意，我们就放声高歌了。出了办公室，我们都美滋滋的，比得到老师口头的夸奖更感到自豪，比考了一百分还觉得光荣。他始终没有当面夸奖我们唱得好，但我们都从各种细节中感到了鼓励，比如上课前几分钟，他点名让我们几个先唱一首歌;比如他给我们专门排练一个小合唱。

美术课上，他早早发现了我在绘画上的兴趣。每一次留下的当堂练习，我很快就画完了。别的同学还在画，我闲得坐不住，就东张西望。他拿过我的图画本和尺子，俯身在我本子上打起了格子，一行大格子，每一个格子又用十字线和对角线画成米字格。然后教给我依着这些格子画出花朵图案，按照这个方法，我画出的花朵图案既有一定的规律，又显得线条饱满。常常在我描画各种图案时，他停在我的桌旁，也不说什么，但我能感到他的欣慰。全班只有我一个人，在每次的美术课上除了画画，还多画些图案，我内心觉得得到了老师的赏识，很是自得。

班里的男生上课调皮，他从没有打骂过，只说“某某，不要跳，好好画。”一节课他说不了几句话，和别的老师很不一样。

我上四年级时，他不代课了，换了别的老师教我们美术音乐。我很不解，教得好好的，为什么忽然不教了？现在想来，他是临时老师，可能学校来了正式老师，就把他清退了。

我心里叫着他郭老师，实际上真正喊出声没有几次，还没有把这个称呼叫惯时，他已经回村里务农了。我从小是个死板的人，在村里见了他，寻思他已经不当老师，再叫“老师”好像有点不妥，但改叫什么，一时间又没有合适的叫法。如此脑袋里转上半天念头，张不开嘴，回回错过了与他打招呼。

后来却见他常常出入我家，那时我已经念了大学，只有假期才回家。我父母和村里几个晋剧爱好者常年在一块儿打坐腔，不知何时，他也加入进来。人们都称他“元和”，连我两个妹妹也这样叫，所以我提起他，也称作“元和”。听我母亲说，玩晋剧，元和是新手，才学起来，但他懂些音乐，所以学得很快，几样乐器都能来两下。此前，他是和邻村的“二人台”坐腔在一块儿玩，但那几个人之间有些鸡毛蒜皮的矛盾，总耽误坐腔活动，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加入了我父母这一群。

春节前后，是大家打坐腔密集的时候。常见元和兴致起来吼几句“黑头”的唱段。我父亲有个习惯，炉子里加炭要加得满满当当，用火钩子擞利索，炉火红通通的直到把火筒拐子烧得也红通通才行。这样一来，一屋子的人就又热得冒汗。众人说“不用加炭了，行了行了！”可父亲的积习不肯轻易改掉。于是，大开着门窗，炉子里还不断加着炭。元和唱《明公断》中包公的一个段子，三四句后，就见汗珠涔涔了。虽说是屋里的温度使然，也是因为，他一进入状态，就满腔的激情了。

听父母不时地谈论他的事。渐渐我得知，元和生活并不幸福。自从离开学校，他一边种地一边养活四轮车，拉土拉沙拉石头挣钱，受尽了苦，用尽了力，钱却没挣多少。他太老实了，一买一卖不会耍一点心眼，在视耍心眼为平常事的游戏链中败下阵来。为此，他的妻子对他极不满意，成天地吵吵嚷嚷。

好容易有一年春节，元和的妻子开恩，给他做了件西服上衣，他兴冲冲地穿了来打坐腔。玩得高兴，元和开唱。他站在地中央，一边唱一边跟着情绪跨前退后，不想太靠近了烧红的火筒，就将他那化纤面料的新西服烤得皱巴巴的了。待大家发现，已经不可救药，整个衣袖抽搐在一起了。他却红着脸说：“没事，没事！”脸上的红大概一半是刚刚唱戏的酣畅，一半是众人面前未流露的惋惜。因为那天正是正月初七过小年，众人没说出口却觉得不怎么吉利，父亲也十分自责。大家散后，母亲还担心他怎么交代妻子。那年来我家拜年的人，说不了两句话就要起这件事，“听说元和把褂子烧了？”此事反复被提及，我也跟着添了些烦恼。

又后来听说元和有一次喝醉了酒，大家本来定好要打坐腔，见他喝得絮絮叨叨的，就劝他这次别参加了，他执意要参与。恰好那次坐腔中邀请了一位本市晋剧名家，元和特别激动，说起了过去村里排练样板戏，曾邀请这位艺术家来村里教唱。而他当时十几岁的样子，秋天村里收了菜，村里派他赶着二马车把菜送到这位艺术家家里。“我还能找见你们家呢！”元和激动得忘了进退，艺术家先前还耐着性子应和，后来就十分地不耐其烦。

母亲说这些，不由得要评价两句：“元和太实在了！”这个实在也有“傻乎乎”的意思。我却觉得，元和更多的是醉酒之后，释放了本性。他太爱有关艺术的一切了，平时在生活的逼仄中，难得坦然表现这种情感，在特殊的情境下，他的释放和抒发也不会被人所理解和接受。

父亲认识一位山西的晋剧伴奏演员，这人肚子里有些东西，一次和父亲交谈得酣畅，就把自己多年所得一套曲谱当面写给父亲。父亲一方面觉得自己上了岁数，学了也没多大用处;另一方面看元和痴迷晋剧的伴奏音乐，人也年轻，又懂些音乐，就把这套曲谱交代给他。他欣然收下，经常琢磨。

后来断断续续听到元和的消息，但每每都是坏消息。

他的生活过得勉强，媳妇跟人跑了。

他患了病。

他寻死了。

要是不离开学校，是不是会好些呢？虽然这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民办教师转正好像要考试的。元和虽说代了几年课，都是凭着一点爱好，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即使参加考试也不容易过关。想来想去，我除了惋惜他的离去，并不能想出什么好的法子来帮他解决难题。或者还有些什么我所不知道的情况吧。

元和只是自己痛着。生前和死后都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大的动静，村里的人会渐渐把他忘个一干二净，常在一起打坐腔的弟兄们也只是偶尔提起他，即使提起也会很快黯然地转移话题。然而，这个曾经教过我最简单的歌曲、最简单的绘画的人，却在我少时指引着我爱艺术，向着艺术蹒跚学步。我很感谢他。希望他在天国能过得轻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