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理

【摘 要】本文以建国以来65篇元旦社论文本为素材，采用语言学的隐喻分析框架，通过分析隐喻中源域与标域间的映射关系，构筑以A喻B的联系空间，厘清隐喻使用者的话语标靶，从而窥见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变迁轨迹，对党史党建研究进行新的尝试。

【关键词】隐喻;元旦社论;执政理念;转变

一、隐喻及其框架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间万物都与其他事物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隐喻就是在普遍联系的基础上，用一种事物去解释说明另一种事物，从而在不同事物或经验世界之间创造出对等性或相关性。

Lakoff 和 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首次提出概念隐喻理论。按此理论框架，隐喻分为源域和目标域两个领域，其实质就是实现从一个耳熟能详，容易理解，具象化的源域到一个不熟悉、不知道、难理解、抽象化的目标域的映射过程。即把本体的符号系统看成是第一符号系统，那么依据这个所指同时成为微观的第二符号系统，其话语或文本构成为第二符号系统的所指，其中的意识形态则成为所指。①

作为中共中央第一官方报纸的《人民日报》具有远超于一般媒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元旦社论又承担着为委托者立言，传播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的责任，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声音传递的重要媒介。在元旦社论中，隐喻的使用不仅可以帮助广大受众以特定的经验去理解和领会文本的真实意义，而且也反过来揭示了话语者即中国共产党以何种方式来表达政治含义，传输其政治思想和执政理念。为直观形象地说明元旦社论中源域与目标域的映射关系，现以“航船—国家”隐喻为例，展示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关联。

在“航船—国家”隐喻中，船在海中航行的逻辑投射到“国家”后，按照航行逻辑推演，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依靠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党是领导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舵手。“怒潮”与“暗礁”是大海航行中不可避免的障碍，在开启社会主义的航程中，我们也会经历风浪，会遇到暗礁，寓意国家发展过程中有重重险关，会遭遇困难。而“一帆风顺”则表示航行过程总体平稳，寓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正稳步向前推进。

人们对“航船—国家”隐喻的认知方式，体现了对政治话语的建构和理解。当元旦社论中出现将“国家”比作“航船”时，受众也就自动启动了如上图所示的对应关系，用“航船”的模式框架“国家”，以航船前进的逻辑来解释和论述国家发展。可见，以日常生活的逻辑来类比性地论述抽象、宏观的国家政治生活，可使宏大的问题更加形象、生动，是一种有效的论辩方式。

二、《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的隐喻类型及统计

通过统计梳理65篇《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可将其隐喻划分为如下12种类型（因篇幅所限，各类型隐喻只列举一个例证）：

“战争”隐喻：资产阶级右派乘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对党、对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①

“道路”隐喻：美帝国主义者看到胜利了的中国人民逐步走上经济恢复的大道，于是就不以命令蒋介石轰炸和封锁东南沿海为满足，而在一九五○年六月发起了对于接近中国大陆的跳板朝鲜和中国的领土台湾的冒险侵略。②

“航船”隐喻：正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的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③

“动物”隐喻： 看到了华主席领导我们抓纲治国，举国上下安定团结，生产建设蒸蒸日上;看到了扫除“四害”，中国的大好河山更加绚丽多彩，中国革命的航船正沿着毛主席开辟的航道破浪前进。④

“植物”隐喻：岁月之树又增添了一周新的年轮。⑤

“人物角色”隐喻：英雄的中国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引下，更高地举起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团结一致，扎实工作，奋勇前进，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⑥

“家庭”隐喻：我们国家这么大，情况千差万别，困难和矛盾不少，当好这个家很不容易。⑦

“敌友”隐喻：我国和其他兄弟国家正在逐步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合作，也有助于我国的繁荣。⑧

“气候”隐喻： 他承认，美国“确实生活在一个形势发生变动的真正旋风里”。⑨

“经营”隐喻：兴利除弊，解决突出的问题，使改革发挥出更好的效益。⑩

“音乐”隐喻：国防、外交、政法、文教等战线和党的建设都围绕中心，弹奏出和谐的交响曲。

“颜色”隐喻：中国的大好河山更加绚丽多彩。

为全面掌握《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的隐喻使用情况，现按历史时期对不同隐喻类型进行统计，如下表：

从表2可以看出，65篇《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共使用各类隐喻531次，其中“战争”隐喻使用次数居于榜首，共计使用284次，“道路”隐喻次之，使用67次，“航船”隐喻使用次数与“动物”隐喻相当，均为37次，而“音乐”隐喻和“颜色”隐喻使用数量最少，分别为3次和2次。由于各个历史时期隐喻使用类型有别、数量有变，下文将基于各个历史时期隐喻使用统计的基础上，以“文化大革命”为界，分为“文革”前及“文革”后两大历史时期，详实考察隐喻使用情况，从中窥见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转变镜像。

三、从隐喻使用看中共执政理念的转变

（一）从革命党思维到执政党思维

从表2可以看出，1950—1976年间，“战争”隐喻使用174次，是12种隐喻类型中使用次数最多的隐喻。“战争”隐喻的高频率使用是中国共产党以领导战斗的形式来动员广大人民、推进国家建设的体现，党将战争中“不胜则亡”的定律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以达到同仇敌忾、提振士气、力争取胜之目的。具有浓厚阶级色彩的“敌友”隐喻在这一时期共出现11次，“敌友”隐喻提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分层，把阶级作为“社会甄别机制”，这种“非敌即友”的思维模式与“战争”隐喻具有交相呼应的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敌友”隐喻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使用频率不及“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与“文化大革命”中大量使用“战争”隐喻有关。“动物”隐喻、“人物角色”隐喻与“敌友”隐喻有相似之处，将国内外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者、侵略势力视为走狗或跳梁小丑，通过形象比对，使群众自然而然地将这种带有浓郁中国元素的角色形象，当作“非法”元素逐渐从意识中过滤掉，①从而严格划分阶级界限，确立非此即彼的对立分割。这一时期“道路”隐喻的使用频率并不高，笔者认为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历经28年不懈努力，以革命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后，已经确立了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领路、指路等“道路”隐喻在这一时期指代意义不强、价值不高，因此使用次数较少。这是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元旦社论隐喻使用的总体情况。endprint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隐喻类型和数量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隐喻类型来看，“战争”、“动物”、“植物”、“人物角色”、“经营”、“气候”、“敌友”等表征和指代斗争、革命涵意的隐喻类型使用数量明显减少，下降最多的当属“战争”隐喻，从174条减少到110条，并呈现逐年递减趋势。而“道路”、“家庭”等隐喻类型使用数量上升，“航船”隐喻数量较之前持平。这凸显出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带领人民共同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维护国家团结、促进民族和睦的重要执政使命。从隐喻数量上看，这一时期隐喻的总体使用数量呈递减趋势，这与元旦社论字数逐渐减少有关。但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道路”隐喻和“家庭”隐喻的增长却是成倍的。1977年至今“道路”隐喻共使用45次，是1977年前22次使用频率的两倍多，“家庭”隐喻共使用10次，是1977年前使用4次的2.5倍，体现了改革开放背景下，党领导人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促进民族团结和睦的执政任务。

通过对《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的隐喻使用分析可以看出，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发生了巨大转变。“战争”、“敌友”等隐喻的使用表明，由于自身革命党理念的存在以及受严酷革命斗争、复杂国际环境和潜在军事威胁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保持了革命的惯性思维，并在政权建设中产生了惯性的路径依赖。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以革命党的角色定位来发挥执政党对国家的领导作用。①以大动员、大号召为主要特征的革命斗争理念，在物质资源匮乏、群众热情高涨的建国初期凸显了一定的效用，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革命党理念的存在，始终与社会发展的规律不符，导致政治运动泛滥，斗争频起，使党和国家遭受了巨大的损失。1977年后，“道路隐喻”、“航船”隐喻使用数量增长，表明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社会发展开始出现历史拐点，渐次形成由倡导经济发展到以注重民生为重点的价值追求，坚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领导中国这艘巨轮不断开拓前进。至此，中国共产党基本实现了由革命党理念向执政党理念的真正转变，并朝向执政党理念稳定发展的轨道不断迈进。

（二）从斗争哲学到发展哲学

斗争哲学是革命党思维模式下执政的哲学理念，强调斗争的执政方法，而发展哲学则是执政党思维模式下理性的执政哲学理念，强调发展的执政方式。为厘清中国共产党从斗争哲学到发展哲学的理念转变过程，现对不同类型隐喻中指向斗争与建设的内容进行区分统计：

以上统计可以看出， 1950年-1976年，指向斗争的隐喻数量远多于指向发展建设的隐喻，其中，1950年至1965年，指向斗争的隐喻是指向建设内容隐喻的1.6倍，而“文化大革命”时期，指向斗争内容的隐喻使用达到巅峰，共计使用162次，其使用频率是各个历史时期之最，更是指向建设内容隐喻的9.2倍，这也说明政党思维方式的转变有时落后于政治地位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政治地位的转变，也并不意味着其思维方式的转变。②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指向斗争与指向建设的隐喻使用数量也发生了转变，指向建设的隐喻多于指向斗争的隐喻，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指向斗争的隐喻不再使用。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从斗争到发展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改革开放前，由于受主客观历史条件和社会发展历史使命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定位仍然是领导阶级斗争的党，仍然坚持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以“斗争哲学”的理念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后，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渐放弃了从革命战争年代延续而来的“斗争哲学”的执政思维，逐步转向“发展哲学”的执政思维。为更加清晰、具体地展示从斗争到发展的变化轨迹，现对指向斗争的隐喻和指向发展建设的隐喻进行细致划分。

从纵向上看，1950年—1965年，指向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隐喻多于指向经济斗争的隐喻。“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背景下，指向政治斗争的隐喻突飞猛进，达141条之多，约是指向经济斗争和军事斗争隐喻之和的7倍。而改革开放以后，指向各类斗争的隐喻急剧减少，80年代末期，指向政治斗争的隐喻仍然存在，但数量已远远不及改革开放前。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稳步推进，“发展才是硬道理”等建设口号的提出，代表和象征着革命思维的斗争隐喻逐渐销声匿迹。从横向上看，无论哪个历史时期，指向政治斗争的隐喻都远远多于指向经济斗争和军事斗争的隐喻，表明在执政党斗争哲学的思维模式中，依赖和推崇政治斗争，导致在法律框架外活动的执政事实和以运动、批斗等手段解决问题的执政现实。

进入新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为什么执政、如何执政等问题的深入认识和执政经验的不断丰富，党的执政的方式也越显成熟。为展现党基于发展哲学的执政理念的转变，笔者对指向发展的隐喻进行如下统计划分：

从全过程来看，无论是刚建国的百废待兴时期，亦或是“文化大革命”的大破大立时期，还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指向经济建设的隐喻均多于指向政治建设的隐喻，表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使命。从纵向分段来看，1950年—1965年间，指向经济建设的隐喻是指向政治建设隐喻的3倍多。“文化大革命”期间，指向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隐喻最少，分别使用9次和7次。“文革”结束后，指向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隐喻均迅速增长，但指向经济建设隐喻的增长数量多于指向政治建设的隐喻数量。革命党最不希望国家和谐，而是要寻求契机揭竿而起。革命党要寻找的是不和谐，而执政党要维系的是和谐，只有在发展基础上的和谐，执政党才能长期执政。①从指向政治斗争隐喻数量的减少到指向经济建设隐喻数量的增加可以看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开始转变斗争哲学的革命党思维模式，用更加理性、科学、务实的执政手段来执掌政权，从而寻求发展，追求和谐。

综上分析，改革开放前，“战争”隐喻、“敌友”隐喻、“动物”隐喻等蕴含斗争理念的隐喻大量使用，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年代战争思维惯性延续的体现。这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从“自在”到“自为”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执政身份地位的转变并没有立即带来执政理念的应然转变。而改革开放后，“道路”、“航船”、“家庭”等隐喻使用增多，同时，指向政治斗争的隐喻使用数量减少，这些隐喻一方面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追求经济发展的含义，另一方面也包含着维护国家团结、促进民族和睦的含义。隐喻使用的转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从斗争向和谐、从革命向建设的执政思维的转变，这也与新时期发展建设的主题相契合。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