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的发展来看，“各种各样”的小说已成为常识。但是，目下的中国小说同质化未免严重了些。这不是指小说技巧——自从20世纪80年代马原、余华、格非、孙甘露等将技巧玩得炉火纯青后，现在的小说家仿佛失去了探索兴趣。同质化更多的是指小说的精神层面：琐屑、细小、势利、拜金、灰黯、无聊、凉薄。也许有小说家会说，这不正是时代的写照吗？这不正是生活的折射吗？所谓“现实主义”叙事在描摹时代肖像的同时，也掩蔽或淹没了理想主义和生命个体的光华。

在同质化的“风景”中，索耳的《所有鲸鱼都在海面以下》显现出别样的气质。小说通过孤儿“我”的视角对四个相遇的场景进行叙述：第一个场景是被叔叔收养的“我”八岁那年和叔叔去青岛度假，偶遇叔叔的大学死党佩。相约喝酒聊天，快结束时佩和他的女友消失，叔叔结帐，此后将愤怒和沉默延续多年;第二个场景是失恋后的“我”去济洲岛旅行，在那里遇到佩，知道他正从事海洋环保工作。“我”给佩留下电话，引申出第三次相遇。半年后佩给“我”打电话约在杭州相见，一段关于“鲸鱼”的讲述暗示了小说的主题;第四个场景是叔叔结婚前，“我”给佩打电话。叔叔收到佩的礼物后按地址去寻找他，无果而返。佩来参加婚礼，叔叔没有把他认出来。

小说看似写叔叔和佩之间长达数十年夹杂着危机与遗忘的友情。然而，内涵远比这个丰富得多。“我”从遭遇家庭惨剧、父母双亡的孤儿到长大成人，与叔叔之间的收养/被收养、付出/给予的关系发生了反转，到最后，是“我”在安排叔叔的婚礼，为他联系佩。叔叔和佩这对“死党”在残酷狰狞的生活中渐淡渐远，但从叔叔在结婚前去寻找佩可以看出他内心对旧日情怀的依恋。两个中年男人在命运轨道上偶有相遇，又屡屡失之交臂。种种关系的逆转变化，生命的失意与偶然，友谊与信任的丧失与挽留，都是我们面临的孤绝之境。

不过，无论是“我”的故事，还是叔叔生活的变化，都是为了写一个富有理想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男人佩如何与庸常生活斗争。佩在大学时是一个“怪人”，“不合群，左撇子，整日烟不离手”。他做过保安，炒过房地产，卖过烤穿山甲肉，成为环保工作人员，爱情生活与众不同。他的一生像是有意识地要远离稳定安乐，一次次地将自己抛至生存的边缘与险境。

我想，佩就是索耳提到的人间“鲸鱼”。鲸鱼体形庞大，响亮而孤独地在海底遨游。由于没有普通鱼一样的鳃，他们过一段时间就会冒出海面呼吸，因此很容易被捕杀。在小说中，做海洋环保工作的佩与“我”谈及过与日本捕鲸船之间的较量。较量失败，犹如佩在现实生活中只是一个“卢瑟”。

从生存层面来说，佩最终被剥夺了尊严，因为他不得不靠女友维持生活。然而，在叔叔的婚礼上，他们一起高声朗诵大学时出的诗集，那时，“他们都还是潜藏在海底的幼鲸”。“鲸鱼”叔叔消失了，“鲸鱼”佩还在继续成长。他们的朗诵让客人不耐烦地走开了——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的不和与决裂是必然的。这诗意，这悲情，这温柔而动人的辉光，使得“鲸鱼”们刹那间全都“复活”，浮出水面。

我以为，索耳的小说在展示“鲸鱼”如何消失的同时，也在暗示这个物种即便濒临绝境，也从未断绝过高傲的远游和冒险的呼吸。“鲸鱼”们远离“主流”，即使人到中年，也没有选择和大多数人一样的柴米油盐的平庸生活。他们的存在展示的是生存的有趣、有劲、自我和多样性，告诉我们生活有无数和无限可能。在目迷五色、纷繁浮躁的形而下的时代，“鲸鱼”的存在展现出人类精神的结实和辽阔。我们应当将他们从茫茫人海中辨认出来，并予这个越来越稀少的物种以理解，以尊敬。“鲸鱼”是索耳提供给我们时代的纯真“镜像”。

当然，遗憾也是有的：一，佩作为“鲸鱼”的可信度略显不足，他的反叛与非主流生活更像是生存无着造成的而非心灵的自由选择。二，当诗歌被索耳用作反抗庸常的形式时，它的出现有些突兀，前文并没有与此相关的任何暗示。三，“我”的父母之死逸出常理，也与“鲸鱼”无关。不如删去这种干扰叙事逻辑的情节，以更干净、更有力、更集中的叙述将“鲸鱼”之“存”与“亡”呈现在我们面前。

曹霞，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