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传吉，文学评论家，现执教于中山大学。学术志趣为文艺思想史及学术史研究，近年主要考察1949年前后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及处境，在CSSCI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近五十篇，著有《中国小说的情与罪》、《自由主义文学理想的终结（1945.08～1949.10）》。兼事当代文学批评及文化研究，自2004年至今，为《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撰写每月文学/文化期刊观察，每期约四千字，在各类报刊发表近百万字的文学批评与文化随笔。

本文探讨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香港南来文人，特指为避祸而南来香港的文人，也即俗称的“难民作家”（或“落难文人”[1]），因其独特性、复杂性及争议性，本文有意将其视为重点的研究对象。20世纪40、50年代的香港“南来文人”，也可称之为“逃难文人”。具体而言，是指1949年前后来港定居或经港移民的文学家，包括刘以鬯[2]、徐訏[3]（东方既白）、徐速[4]、曹聚仁[5]、金庸[6]、倪匡[7]、司马长风（秋贞理）[8]、力匡[9]、赵滋蕃[10]、黄思骋[11]、张爱玲[12]、姚拓[13]、南宫搏[14]、李辉英[15]、马朗[16]、西西[17]、董千里[18]、潘柳黛[19]、林以亮[20]、杨际光[21]、黄崖[22]等人。这一批南来文人，相对游离，不明确归属某个具体的党派，也不是纯粹的左派或右派，有的中间偏左，有的中间偏右，有的无暇顾及派别，有的是自我放逐。虽出于社会理想分歧或切身生计考虑，其中一些作家曾受惠于“美元文化”（“绿背文化”），但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有严密的组织关系，彼此之间更多的是经济联系，出于生计的考虑基本上大于出于政治立场的考虑，文学史家对这一批南来文人的“派别”界定及身份认定持犹疑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