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秋萍（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重庆 400044）

基于制度诱因的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分析

■ 陈秋萍（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重庆 400044）

本文以2005-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投入背后的制度性诱因。研究发现，存在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显著高于没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政治关联强度是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的关键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所处的制度环境负向调节政治关联对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程度，政治关联需求和制度环境完善程度对企业社会责任起到双重调节作用。

CSR 上市公司 政治关联制度因素

企业社会责任（简称CSR） 在诸多领域已经价值凸显。学者们围绕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内在驱动机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积累，但现有研究成果偏重于特质面因素而对制度面因素关注不够。事实上，在中国的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行为均不同程度受到政府因素的影响。正如Manuel（2008）所指出的，在转轨经济中政企关系并未受到严格规范，政府掌握着很多影响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资源如市场准入牌照等。目前在中国经济和制度双转型的背景下，企业通过建立政治关联以获取政府控制的稀缺性资源的动机很强。李四海（2010）认为企业社会公益行为受到政治关联动机的调节明显，当地方政府号召社会公益时，政治关联企业的社会公益活动投入水平会显著上升。社会公益虽然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环，但是从现有研究中可以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政治关联的显著相关关系。

本文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现有研究较少探讨企业社会责任背后的政治关联诱因，本文为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微观决定因素分析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本文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投入行为背后的政治关联动机，且两者的传导机制受到企业所处制度环境变迁的调节。本文结论有助于解释近年来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也对研究转型经济中非正式制度的微观运行机制有启发意义。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企业的政治关联是指企业通过正常或者非正常手段形成的隐性政治关系（Fisman，2001），政治关联与政治干预存在很大差异，政治干预是政府为了公共利益或私人目的对企业实施的政治干预（Faccio，2006），而政治关联是企业为谋求获取政治分配的企业核心资源，采用各种方式与政府、司法等政治机构建立关联。围绕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市场准入和公司治理等方面的影响的研究文献得到很大的发展，但鲜有文献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效应。

Spencer（2005）认为中国尚未完全建立起一套有效区分政府和市场的制度体系，因此在这一体系下的商业活动不可避免会和政府发生关联。Fan et al.，（2006）认为中国企业的持续增长受到政府资源配置的影响，因此企业有很强的动机建立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s）。中国并不存在如政治献金等国外公司的政治关联手段，又伴随着制度建设的不断规范，公司通过贿赂等非法性手段来建立和维护政治关联时会面临的极大的法律风险（张建军等，2005）。在这个制度变迁的背景下，企业通过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来建立政治关联，不仅符合政府的政策目标，而且在操作层面具有合法性，代表公司具有符合公众价值观的道德准则，此种树立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形象的方式被公司所普遍采用。因此，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就存在紧密的联系。

在实践中，文献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中存在大量的高管政治关联现象，且政治关联多为企业主动争取行为，是政府和企业相互影响的重要渠道。从政府和企业相互依赖的维度分析，政府和企业通过政治关联建立了资源交换的联系，企业在“得到资源”的同时必然也要“支付资源”。政治关联企业需要与政府的政策目标保持一致，企业社会责任投入一方面合乎法律规则规避法律风险，另一方面又契合政府的政策目标，因此企业社会责任投入是维系政治关联的重要途径。承担社会责任是地方政府的执政目标之一，企业通过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来“回报”政府；同时政治关联的企业更加重视“企业社会责任”这一资源，会比非政治关联企业有更强的动机增加企业社会责任投入水平。因此提出假设一。

假设一：政治关联正向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即相对于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而言，有政治关联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越高；且政治关联强度越大的公司，其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越高。

表1 CSR指标体系

表2 控制变量定义

表3 样本公司行业属性

在中国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下，在制度环境不完善的区域，政府对资源配置发挥的作用越大。相对于非政治关联企业，政治关联企业更容易通过政治关联从而获得竞争性稀缺资源，同时相应也需要付出成本来契合政府目标。在制度环境更完善的区域，由于政治干预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力下降，导致政治关系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下降，因此企业通过培育政治关联谋求竞争优势的动机会明显下降，进而企业社会责任的投入水平就会降低。李四海（2010）研究指出，相对于市场化程度低、法治水平落后的区域而言，市场化程度高、法治水平发达区域中政治关联企业进行社会捐赠的动机得到削弱。La Porta（1997）也指出在制度建设完善的区域，寻租的成本上升空间下降，导致企业与政府间的政治关系资产的价值下降。因此，制度环境的完善程度能显著调节企业的政治关联动机，进而调节企业是否将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作为政治关联途径，本文提出假设二。

假设二：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效应受到制度环境的负向调节。即相对于运行在不完善制度环境中的公司而言，当公司运行在更完善制度环境中时，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投入水平的影响程度得到减弱。

变量与数据

（一）企业社会责任

官方文件中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体系进行过界定，参考沈燕（2009）、张旭（2010）等关于CSR指标体系的研究基础，本文考察企业对政府、投资者、员工、供应商和社区五个维度的责任，采用综合责任水平来度量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总额，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Outcome analysis and reporting:according to formalized procedural protocols,a detailed statistical analysis plan will be created prior to study initiation.

（二）政治关联

政治关联的指标研究较为成熟，参考Fan等（2007）的研究设定，采用是否有政治关联（POL）和政治关联强度（POLITIC）两个指标来度量企业的政治关联。对POL设定为虚拟变量，如果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则认为该企业存在政治关联并取值为1，否则为0：现任或前任的政府官员；现任或前任的人大代表；现任或前任的政协委员。同时根据企业政治关联的政府机构的行政级别，按照中央、省级、市级和县（区）级及以下的层次分别赋值为4、3、2、1，通过对样本企业的董事长和CEO的职务（含兼职）数据进行汇总并按其最高政治职务进行分数赋值，最后对董事长和CEO的分数进行加总得到该企业的政治关联指数（POLITIC），用以刻画其政治关联强度。

（三）制度环境

樊纲等（2011）认为，由于地理差异、资源禀赋等多方面差异，我国不同区域的市场化程度和政府干预程度存在差异。制度环境越完善的地区，其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干预程度越低；反之，制度环境越不完善的地区，其市场化程度越低，政府干预程度越高。我们设定制度环境变量REG，借鉴樊纲（2011）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采用各区域的市场化指数来度量各上市公司所在区域的制度环境。参考借鉴贾明等（2010）对制度环境的定义方法，用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制度环境。市场化指数的数值越大表示制度环境越完善，并引入虚拟变量RE，当企业所处区域的市场化指数低于样本中位数时，将其制度环境虚拟变量（RE）赋值为0，否则为1。

（四）控制变量

已有文献研究发现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利润水平、企业年龄和产权类型均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影响（苏冬蔚等，2011；费显政等，2010；马龙龙等，2011），为了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效应，因此本文设置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利润水平、企业年龄和产权类型为控制变量（见表2）。

（五）数据说明

本文样本是2005 - 2012年深沪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已剔除st公司），另外由于金融业的行业特殊性剔除金融业公司，同时对数据缺失严重和数据异常的样本进行剔除。对数据进行如上筛选后，我们得到816个公司，共6528个样本。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 数据库及公司年度报告，表3是样本公司的行业属性。

回归分析

（一）全样本回归

在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对各个变量的相关系数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政治关联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而制度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受篇幅的限制，没有列出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表。

为防止伪回归，首先我们对变量平稳性进行考察，本文采用Breitung检验等共同根统计量方法和PP-Fisher等不同根统计量方法对面板单位根进行检定。通过表4可以发现全部变量的检定都显著拒绝“存在单位根”原假设，因此变量是属于平稳序列，可以进行下一步计量回归。

为了检验假设一，本文首先在全样本中用虚拟变量POL界定是否有政治关联，若上市公司有政治关联则为1，否则为0。根据假设一，建立计量回归模型（1），预计在全样本中，POL显著且回归系数是正数。计量回归模型（1）如下所示：

表4 面板单位根检验

表5 全样本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CSR）

表6 政治关联样本的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CSR）

表7 嵌入制度背景的实证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CSR）

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Husman检验显示使用固定面板回归更能描述数据特征，因此我们主要关注模型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从表5可以看出，POL的回归系数显著且为正，这说明样本存在政治关联时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提高有显著地促进效果。这与本文的假设一相一致，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导致公司有更强的动机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投资。

（二）政治关联样本的政治关联效应

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了政治关联对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产生促进效应，更进一步，我们将存在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从全样本中筛选出来，考察政治关联强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效应。根据企业政治关联的政府机构的行政级别，按照中央、省级、市级和县（区）级及以下的层次分别赋值为4、3、2、1，通过对样本企业的董事长和CEO的职务（含兼职）数据进行汇总并按其最高政治职务进行分数赋值，最后对董事长和CEO的分数进行加总得到该企业的政治关联指数（POLITIC），用以刻画其政治关联强度。根据假设一，公司的政治关联强度越大，越能促进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上升，预期政治关联强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且为正，本文构建计量回归模型（2）如下：

表6显示了回归模型（2）的回归结果，我们同样主要关注模型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在表6的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政治关联强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且为正数，这说明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强度越大，其越有动机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投资。这一结果与回归模型（1）的结论一致，进一步说明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刻画了企业社会责任是否受到政治关联的影响和影响程度，表明了假设一成立。

表6回归结果还显示，公司的资产规模越大，公司的利润水平越高，公司成立时间越长，上市公司有越强的动机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投入。机构投资者比重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投入水平有促进效应，而资产负债率的上升抑制了企业社会责任投入水平增长，这与回归模型（1）的回归结果相一致，也表明了回归结论的稳健性。

（三）嵌入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

假设二认为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效应受到制度环境的负向调节。相对于运行在不完善制度环境中的公司而言，当公司运行在更完善制度环境中时，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投入水平的影响程度得到减弱。本文建立计量回归模型（3）来考察制度变量的调节效应，在回归模型（3）中加入政治关联与制度变量的交叉项POLTIC*REG，我们预期政治关联的回归系数显著且为正，而政治关联与制度变量的交叉项显著且为负。

表7显示了模型（3）的回归结果，Hausman检验表明固定效应模型更能描述样本结构，因此我们关注于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在引入交叉项POLITIC*REG之后，政治关联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但交叉项POLITIC*REG的回归系数则显著为负。这一结果与预期一致，这说明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区域，政治关联对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投入的影响效应得到削弱，反之，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区域，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投入水平的促进效应越显著。这与假设二的结论相一致，在制度环境不完善的区域内，政府对上市公司的干预权和影响力较大，政治关联影响上市公司企业责任的程度受到区域制度环境的影响。

从表7中可以看出在加入POLITIC*REG之后，POLITIC的回归系数显著且为正数，而POLITIC*REG的回归系数显著且为负数，这说明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区域，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程度削弱，反之亦然。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区域，政府对稀缺资源的控制力较强，企业有更强的动机通过维系政治关联，进而获得稀缺资源以谋求竞争优势。这一结论与假设二相一致，制度环境负向调节政治关联与农业企业社会责任间的正相关关系。

其它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中，公司的资产规模、利润水平、成立时间和机构投资者比例依然对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投入起到正向促进，而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对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起到抑制效果，这也与前文的回归结果相一致，也说明了回归结论的稳健性。

（四）分区域回归

表7的回归结果显示制度环境对政治关联和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关系起到负向调整效应，我们将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样本依据其所在区域细分为较好的制度环境和较差的制度环境两个样本组，进一步考察制度环境的影响效应。根据虚拟变量RE的设定，当企业所处地域的市场化指数低于样本中位数时，将制度环境虚拟变量取值为0，否则为1。因此RE为1的上市公司属于制度环境较完善的样本组，RE等于0的上市公司属于制度环境不完善的样本组，分别对两个样本组进行回归。

表8 较完善制度环境下样本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CSR）

表9 不完善制度环境样本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CSR）

根据假设二的观点，相对于运行在不完善制度环境中的公司而言，当公司运行在更完善制度环境中时，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投入水平的影响程度得到减弱。本文采用计量回归模型（3）来考察制度变量的调节效应，我们预期在较好制度环境的样本中，政治关联和制度环境交叉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且为正，且低于在较差制度环境样本中的回归系数。

表8和表9展示了较完善制度环境和不完善制度环境下样本的回归结果，根据Hausman检验系数，我们关注于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在表8和表9中，加入POLITIC*REG之后，POLITIC的回归系数显著且都为正数，POLITIC*REG的回归系数显著且都为负数，分区域检验依然表明制度环境负向调节政治关联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正向关系，这也证实了回归结论的稳健性。对比表8和表9中POLITIC*REG的回归系数大小，可以发现表8中交叉项系数的绝对值大于表9，这意味着在较好的制度环境中，制度环境负向调节政治关联与农业企业社会责任间关系的边际效应更加明显。这与假设二的结论相一致，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区域，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程度越弱。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采取如下稳健性检验方法：用樊纲《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中“市场中介发育和法律”这一指标替换“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制度环境，并遵循同样的计量回归方法构建回归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剔除和替换控制变量，重新进行回归。上述检验的回归结果与本文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因此笔者认为前文的结论是比较稳健的。

结论

本文得到如下结论：政治关联正向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水平。相对于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而言，有政治关联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越高；且政治关联强度越大的公司，其企业社会责任水平越高；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效应受到制度环境的负向调节。相对于运行在不完善制度环境中的公司而言，当公司运行在更完善制度环境中时，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投入水平的影响程度得到减弱。

在中国转轨经济背景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因素除了企业异质性因素外，外部制度环境也发挥了深刻作用，“制度驱动型”企业社会责任更能描述企业决策过程。本文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投入行为背后的政治关联动机，且两者的传导机制受到企业所处制度环境变迁的调节。本文结论有助于解释近年来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也对研究转型经济中非正式制度的微观运行机制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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