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烟

王守业

说起来，王守业算是奶奶家邻居。奶奶家住在半岛南头第一排。再往南，就是方塘。方塘不是方的，而是一个长条，越过方塘边上稀溜溜的芦苇，往南，就是海。夏天南风一吹，海沿上鱼虾蟹子，臭的，没臭的，各种味儿卷在一起，就直接扑上饭桌儿了。干嚼馒头，就着那味儿，等于蘸着鱼肝油了。

王守业家比奶奶家还往南。他家房子破得很，门上却挂着锁，两边的土墙，跟小孩差不多高，不费劲就跳进去了。我问奶奶，人跳进来给他家偷了怎么办？奶奶说，他家有个什么可偷的呢！那干吗还上锁呢？怪了！还有一个怪事儿，没有人家跟王守业家齐排，他家突兀着独一栋。我问奶奶为啥，奶奶说，他家特殊。他家怎么特殊呢？

王守业眼不好，他妈也眼不好。逢年过节，奶奶去他家帮着做饭，包包子，包饺子，眼看着他娘俩吃上了，才回自己家做饭。我黏奶奶，奶奶一去王守业家，我就跟着难受，因为他家有一股难闻的味道，刺鼻，呛得我脑袋疼。他家黑咕隆咚的，炕上的被像是霉了，小板凳上厚厚一层黑油，水瓮裂了一道大缝，大概没一样东西是好的。我隔一会儿就去扯奶奶的袄襟儿，怎么还没包完？回咱家吧？他俩这么大了，还不会做饭啊？奶奶说，他俩眼不好，看不见，下饺子摸不着锅在哪，烧火找不见炉子在哪。

王守业他妈叫娥。半岛人谈论她都叫瞎娥。那天她来找奶奶，走到院子里，我递话，瞎娥来了。奶奶说，不许那么叫，背后才叫的，当面不能叫。

瞎娥并不是完全看不见的，不然怎么每天大清早都去菜市场买菜呢。瞎娥不是去买菜的，是去打听话儿的。半岛上哪家婆媳闹翻了脸，哪个当官儿的搞贪污，哪个寡妇家半夜溜出了汉子，瞎娥都知道。

天黑了，我都睡下了，瞎娥却来奶奶家串门儿，坐炕沿上一边摸着瓜子儿，一边讲着她听来的那些是非话儿。讲着讲着就开始骂街，骂大队书记，不管他娘儿俩，说是要帮王守业联络个大夫治眼睛，却没了下文。骂妇女主任，不操心给王守业说一房媳妇儿，拿着镇上免费发的避孕套去倒卖。这些王八羔子拿着老百姓的钱都他妈不办事儿。

等她走了，爷爷拿笤帚扫满地的瓜子皮，嘴里唠叨着，瞎娥可真精啊，走哪都不吃亏。别看她瞎，嗑瓜子儿专门拿拇指肚捏大个儿的，袋子里剩下的都是土行孙了。

瞎娥经常来，絮絮叨叨说一长串，总逃不出两件事儿，给王守业治眼睛，帮王守业娶媳妇儿。

王守业放羊。王守业养了100多只羊。每天赶着羊，从北海雷达兵的山上，一直到南海沿儿的方塘，都是他的地盘。半岛人都吃海，没人跟他争山上的那撮草。我们在小树林里摇秋千的时候，上山挖土鳖的时候，经常看见王守业后面跟着他的羊群。王守业从身边走过去，一股羊屎球的味儿。

王守业家的羊圈，盖得比他家住的房子还好。他怕人家偷羊，用红砖头垒得严严实实的。尽管严实，却还是叫人给偷了。他的羊，是叫出海回来的胡建平和几个小哥儿们给偷了，绑到山上，架火烤着吃了。

胡建平经常干这些偷鸡摸狗的事儿。谁家大门敞着，照壁底下竖着几把铁锨，他拿走一把;门口晒的虾爬子，他拣几个大的揣走了。要不半岛家家户户养狗呢，就是为了防他。有一回他婶子院子里腌的一编织袋的海蜇皮，100多斤，他给拖走了。没想到那海蜇皮还没控干水，腥味儿又大，他婶子顺着地上的印子，直接找到胡建平家，骂了个狗血喷头。

偷羊这事儿经了大队。大队书记出面解决，胡建平认赔，出200块，说是把羊买了。瞎娥不干！王八蛋偷羊跟买羊一个价？2000！胡建平嫌贵。大队书记不发话。这下可把瞎娥惹毛了，书记家就住大队后窗外，她不知哪找来酒瓶子，朝书记家院子里抡过去，把玻璃砸了个稀巴烂。

早就听说瞎娥不好惹，那天算是见识了。大队书记不光不发火，还迎着笑脸儿，二婶子，您消消气。我问我爸，书记怎么对瞎娥那么客气呢？我爸说，她是残疾人，对残疾人不好，大队书记的官儿就当不成了。

谁也惹不起，往后就更没人帮着王守业张罗娶媳妇了。听说中间有人给介绍过一个，外地的，那女的四十多，比王守业大十岁，离过婚。眼看着要登记了，王守业打她，就黄了。好不容易要娶着媳妇了，干吗打人家呢？王守业又不傻。他真的一点也不傻，每天把羊数得明明白白的，出圈多少只，进圈多少只。干吗打媳妇呢？这个问题在我谈恋爱以后想明白了，喜欢一个人，有时想捏他。就像看见小孩胳膊忍不住想咬一口一样。王守业肯定是喜欢那女的，太喜欢了，就打她。

王守业终究还是没娶上媳妇。

搬迁之前的夏天我回半岛，往北海山上走，半山腰就看见王守业和他妈。在路中央的大槐树底下，他妈就地坐着，王守业就地躺着，头倚在他妈腿上。羊群散落在他娘俩周围。他们搬到山上住了么？怎么躺在地上呢，不怕虫子咬么？难道他俩变成野人了么？

我心里好一阵翻腾，突然想起了王守业他爸。

对了，王守业是有爸爸的，他爸叫王西乙。我刚记事的时候，还是他那个黑黢黢的家，他爸在他家炕头上卧着，下不来炕，脸上皱皱巴巴，嘴里时不时哼哼着，像是身上哪个地方疼。不知哪年，死了。爷爷说，王西乙是个国民党兵。国民党不是电视里才有的么？怎么半岛也有国民党呢？

对了，我家邻居，叫胡维聪，一个我没见过面的老头，听我爸说，当初也是个国民党，还是个不小的军官。他好像也不出门，隔墙经常听见他老婆骂他闺女，从来没听见过胡维聪的动静。也是悄没声的，就死了。

话题扯回来。

我最后一次跟王守业打照面，是半岛搬迁以后。村里灵堂旁边盖了狐仙老爷庙。我去看看吧，大门锁着，一会儿跑来一个人，开门。我一看，不就是王守业么？不放羊啦？不放了。山都没了，往哪放？看庙，大队给开工资。

虽然答着话，他也早不认得我了。

二奶奶

二爷爷出殡的时候，二奶奶差点儿哭断了气。要不是众人拉着，二奶奶拽着灵车非要跟了二爷爷去不可。也难怪，二爷爷和二奶奶感情好，半岛的夫妻吵闹打骂是经常的，可二爷爷和二奶奶，基本没怎么红过脸。

二爷爷爱喝地瓜粥，二奶奶每天熬一锅。把地瓜削了皮，切成丁，烧开了，再掺上玉米面儿烧。熬地瓜粥是个磨耐性的活儿，地瓜硬了嚼不烂，软了就化没影儿了，得掌握火候。二奶奶每天在灶前看着火，给二爷爷熬着不稀不稠的地瓜粥，不嫌麻烦。二爷爷节俭。家里买了什么稀罕水果，二奶奶经常哄着二爷爷说，是邻居送的，为了不让二爷爷心疼钱。

尽管感情好，可二爷爷还是抛下二奶奶独自走了。二爷爷是突然走的，晚上赶海回来，觉得身子乏，喝了两碗地瓜粥，看着电视，就睡过去了。这一睡，就没再醒。二爷爷走得突然，没什么预兆，二奶奶自然受不了。

受不了也得活着。二爷爷死了没几天，二奶奶像是缓过来了，能出门买菜了。路上碰着熟人，就想起二爷爷，又放下菜篮子抹眼泪儿。别人劝她，想开了吧，都半截子入土的人了，早晚都有那么一天。二奶奶说，她想开了，反正也不打算改嫁了，守着家好好过吧，好歹还有孩子们孝顺呢。

二奶奶是跟她二闺女同一天嫁的人。先来的轿车把她闺女接走了，后面来的轿车是接二奶奶的。那一天，刨去出海的汉子，半岛人像是聚齐了，把二奶奶家的巷子堵得水泄不通。鞭炮声震天响，二奶奶听不见看热闹的人都交头接耳地议论些啥。管他议论啥呢，日子是给自己过的。那一天，离二爷爷去世，刚满半年。

不是说好了不改嫁的么？二奶奶怎么编瞎话骗人呢？

二奶奶喜欢编瞎话，不是一天两天了。小时候我妈常在二奶奶家门口的树阴凉里补网，傍晚放学，我就在二奶奶家的后山上看花。二奶奶常跟我聊天。那天，她告诉我一个天大的秘密。她说，我不是我妈亲生的。我的亲妈在南山，是种鸭梨的。亲妈家穷，养不活我，便把我送给我现在的妈，拿我换了满满两筐子的咸鱼干儿。又问我，没觉着你妈偏心眼儿么？你妈向着你弟弟吧？亲生的和不是亲生的，就是不一样的对待。

我一想，被二奶奶说中了，我妈还真是向着我弟弟。回到家，就哭起来了。我妈问起，我一五一十地说了。我妈笑着说没有的事儿。我能相信么？哭了一晚上。

第二天，当着二奶奶的面儿，我妈又说了这事儿。二奶奶咯咯笑不停，她说，邻居家的小红也跟我一样，说啥信啥，回家就收拾包袱，要上南山找自己亲妈。

我这才知道自己上当了，心想，二奶奶怎么爱好编瞎话哄骗小孩儿呢？

二奶奶嫁的老头子是镇上的，岁数跟她差不多，60出头，老婆是个哑巴，死了一年多。老头对二奶奶挺好的，他原先的老婆一辈子没开过口，好坏冷热的都没个交流，这突然换了个能说话聊天儿的，能不对她好么？

才俩月，回到半岛，居然认不出二奶奶了。二奶奶烫了一头大波浪，穿着紫红格子上衣，脚踩着白色高跟鞋，胳膊上挎着皮包。街上人都说，二奶奶脱胎换骨了。

半岛上织网的、补网的、等船的，大姑娘小媳妇，议论的全是二奶奶的事儿。她们谈论二奶奶的新生活，猜测着二爷爷到底给二奶奶留了多少家产。

二奶奶的新老头，原先是啤酒厂看大门的，本来没多少退休金，但有个了不得的弟弟，是煤矿的矿长。矿长对他亲哥，百般地好，逢年过节，也不送东西，就是一个装钞票的大信封，少则几千，多则上万。

二奶奶可算掉进福窝子啦，比跟着二爷爷的时候强多了。早知道有今天，二爷爷出殡的时候，二奶奶还至于哭得那么凶么？

也不知道二奶奶自己是怎么想的。

我中专学的是师范专业。当老师，毕业分配是个问题。这第一步很关键，要分到犄角旮旯的学校，一辈子也甭想走出来。谁都知道，这分配工作得找门路，可我们一大家子人，数来数去，八杆子远的人都想到了，真还是没门路。最后，我妈想到了二奶奶。

我妈说，二奶奶这两年见了不少世面，找找她，兴许管用。

那会儿，二奶奶和新老头已经住回了半岛。去二奶奶家的路上，我妈叮嘱我，见了新老头，一定要有礼貌，得叫爷爷，叫得热乎点。这新老头要能帮上忙，可比你亲二爷爷亲多了。

到了二奶奶家，新老头对我们很热情，倒是二奶奶，不怎么说话，像是生分了许多。想想，也合理。本来二爷爷死了，二奶奶改嫁，跟我们也就没啥关系了。

我妈说明来意后，新老头爽快地接过话茬儿——没问题，这事儿让你二婶子去办，你可不知道，你二婶子可了不得了。你二婶子是能上大局的人，在饭桌上，那话说得周全，又有酒量，把一桌子的人都能镇住。那副市长、南山集团的老总，都给你二婶子敬过酒呢，可别小看了你二婶子。

二奶奶在一旁听着，从嘴角挤出笑。我注意，二奶奶学会矜持了，不像以前母鸡一样“咯咯”笑出声了。那个在灶前熬地瓜粥的二奶奶，再也找不见了。

两天后，二奶奶来了电话，说是让我们上镇上教育局找个什么人，能说上话。我妈当时乐开了花，只顾点头。放下电话，就对我爸说，二婶子还真是有两下子，早些日子跟着你二叔，亏了。

人活着，像老天一样，晴天雨天花插着来。顺呢，不可能总顺。二奶奶过了几年好光景，跟新老头子闹起别扭来了。

新老头儿逢人就说二奶奶的不是，说她把钱都拿去买新衣裳了，专上镇上的大商场买名牌，家里啥都不管，成天往镇上跑，也不知干啥去，日子没法过了。

半岛人猜测，这新老头说得八九不离十。这二奶奶穿的衣服不重样儿，大家都瞧在眼里了，还常常看着二奶奶家门口停着出租车。

后来，新老头走了，说是离婚了。但据说本来也没登记，当然谈不上离婚。顶多算是谈了几年恋爱，又分了手。

新老头走了，二奶奶经济没了来源。二爷爷早先留的那点钱，早就花得不剩了。儿媳妇指着二奶奶骂，说她败家。孩子们早跟二奶奶不是一条心了，不肯资助她。

那天，二奶奶没打电话，直接敲了我家门，找我爸，借钱。大侄子，借点钱花吧，你二婶子揭不开锅了。孩子们都不孝，怪你二叔死得早……

上次回家，在人群里看见了二奶奶，正从渔网上摘虾耙子，戴着手套，很麻利，是把好手。二奶奶当起了摘虾妇，一钟头8块钱。

现在的二奶奶就是这么过日子，不知以后的二奶奶会怎样，因为二奶奶的故事还没完。有人说，二奶奶很惨，临到老了，落个孤家寡人。也有人说，二奶奶这辈子值了，好滋味儿坏滋味儿都尝过了。

前两天听二奶奶家邻居说，二奶奶做梦梦见了二爷爷，说二爷爷叫着她一块儿去赶集，早晨睡醒了，发现自己躺在床底下了。

大鹏

三年前回故乡，也是这样的秋天，妈妈告诉我，大鹏死了。

大鹏是我的小学同学，三年前，他应该刚满28岁，这么好的年龄，却死了。小学我们班共28人，都是半岛的孩子，5年不曾分开，感情好，现在每年春节都聚，缺席的人常常被谈起。可怜的是，大家谁也不曾谈起大鹏。

大鹏大名叫胡鹏，学习不好，一年级的时候，才刚学会写自己名字。“鹏”字被他写分了家，老师笑话，叫他“胡朋鸟”，我们也跟着叫。

大鹏脑子笨，算术题全不会做，老师也不急。因为半岛有个特点，就是每个人都互相的知根知底儿，仿佛南街北街的都是邻居。大鹏他爸脑子笨是出了名的，传说他连粮票都不认识，卖鱼的时候假装盯着秤杆子，口气汹汹地吼着鱼贩子：“给老子好好称！”其实秤杆子上有几个星儿，他压根就看不明白。

大鹏是他爸的亲儿子，算术自然也费劲。课上，只见他瞪着眼睛直勾勾盯着黑板，好像谁也没他认真，可问他，他什么也没听懂。整个人像是空的。老师知道他爸的故事，所以对大鹏不恼也不火。每次考试得个大零蛋，也不批评他。有同学攀比，老师会拿指头杵上脑门子：“他爸不识粮票，你爸也不识么……”

很多学习不好的同学会受歧视，但大鹏没有。这一点，老师和同学达成了少有的默契。好像大家都对大鹏没有要求，教育局也把他放弃了，允许他的卷子不算平均分。100分的卷子，他考个零分、三分五分的都正常。偶尔考个二三十分，老师还会表扬他。

大家都不讨厌大鹏，因为他心眼儿好。

二年级的时候，我个子矮，总坐第一排，大鹏魁梧，坐最后。我当学习委员，班里搞一帮一，我跟大鹏冷不丁成了同桌。也就是那会儿，我知道了大鹏的好。他隔三差五给我带好吃的，地瓜干儿、核桃仁儿，还有晒干的螃蟹腿儿。偶尔拿一个大苹果，只一个，我问他，能分我一半么？他会把整个苹果都塞给我，笑嘻嘻的。

还有一次，全班人都知道了大鹏的好。期末考试，我们班的胡国强坏肚子了，来不及往厕所跑，拉裤裆了。弄得凳子上、地上哪都是。刚一下课，所有人全捏着鼻子跑了，跑得比运动会还快。大鹏却没跑。他拿来桶，打满水，一遍一遍地，还是笑嘻嘻的，把整个教室的水泥地都刷干净了。

但这种事儿不总有，所以大鹏在我们印象里，也就发了那一次光。很快大家又把他忘了。一帮一也没管用，他又坐回了最后一排，上课时，我们学我们的，他自己闲着还是忙着，没人过问。

就这么熬着，大鹏熬到小学毕了业。半岛的孩子家长，是不攀比学习成绩的，能挣钱就行。大鹏13岁长到了一米七，刚一毕业就上了船。每当我星期天不做家务，妈妈会指着我的鼻子说：“你看人家大鹏，都给家里挣了多少钱了，再看你，干这么点活儿还这个那个的。”一直唠叨到我大学毕业。

大鹏在海上很能干。他只干活儿，不说话。有几次在海滩上等我爸的船，我见着大鹏家的船靠岸，别的渔民都累得狼狈，一脑门子官司，可大鹏还是笑嘻嘻的，很白净，跟我打个招呼，不多说话。

半岛的年轻人都有点儿小毛病，有的爱赌钱，有的爱玩游戏机、或打台球。大鹏就没这些毛病爱好。有风时，船不出海，大鹏就在家里的照壁底下补网。我去奶奶家路过，他笑嘻嘻地抬眼看看我，算是打招呼，也不多说话。那眼神儿，让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他对我这样上学的人，还是有几分羡慕的。有几次我想跟他说话，聊聊小时候的事儿，可又感觉无从说起。兴许他早就忘了。

20出头时，大鹏娶了媳妇。之后他从他爸的船上下来，有了自己的船，当了船老大。大鹏还有个弟弟，小他几岁。正是岛上流行买钢壳船的时候，大鹏他爸、大鹏，还有他弟弟，仨人三条钢壳船，把钱挣美了。岛上人没有不眼馋的：“念那么多书有什么用，瞧人家那俩儿子，一人一条船，多能耐！”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句话用在这儿再合适不过了。三年前的秋天，一次大风浪，大鹏的船和他弟弟的船结伴往回跑的时候，鬼使神差，他弟弟的船撞上了大鹏的船，钢壳船重力大，一下子失去重心，颠簸几下便沉了。大鹏船上4个伙计再加上大鹏，一个也没能活。风浪大，水浑，打捞都困难，第二天尸体才漂上岸。

妈妈告诉我这一消息的时候，我正准备吃晚饭，拿着筷子，愣了半天。都说爱笑的人命好，可大鹏那么爱笑，却这么短命。偏偏又是被自己的亲弟弟给害了，找谁说理去呢？我为大鹏感到难过。

故事讲到这儿，本该结束了。可世间的事儿有时并不那么干脆，人死了，故事却没完。就好比雨停了，房檐却还在滴水。

大鹏的沉船一直就在海里沉着，没人管。后来我爸想买钢壳船，家里人反对，认为他年纪大了不该再投资。我爸突然想出个主意，把大鹏的钢壳船买了，捞上来，修修，不还能用？价钱应该便宜很多。这主意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

最反对的是奶奶。她拉着我爸的手，苦口婆心地劝：“咱打渔的都忌讳这个，那是个遭过祸的船，不吉利呀。”我们也都捏着把汗。可千阻拦万阻拦，我爸硬是把那条船给买回来了，几十万的船，只花了10万出头。我爸说，他打渔这么些年，没干过亏心事儿，挣的都是辛苦钱，老天爷都看见了，所以他不怕。

虽然我并不赞同，可那会儿我觉得我爸是条汉子。

我爸爱船，那条在别人眼里成了废物的沉船，经过一个冬天，在我爸手里，被修刷得干干净净。他是花了大力气的。我妈说，别看你爸在家油瓶子倒了都不扶，但把那船舱收拾得比咱家还整齐。

用着大鹏的船，我爸干了两年，还算顺当。去年实在干不动了，我爸把船给卖了。

赌棍

结婚前，奶奶坐在炕头拉着我的手，殷切地嘱咐着：嫁男人，抽点烟喝点酒都不是毛病，长相不济也不碍事儿，可千万别沾赌。我连忙点头。奶奶却还是放不下心。

一个“赌”字，让奶奶提心吊胆了大半辈子。她的两个女婿，也就是我的两个姑父，都爱赌钱。爱到什么程度呢？爱到为了赌，能倾家荡产。

小时候走在街上，常有大人说，你的俩姑父都是赌棍。这“赌”字我明白，可为什么后面加个“棍”呢？人，怎么就成了棍？后来有了点文化，觉得这“棍”字实在用得好，恶棍、搅屎棍、赌棍，各种棍，都是横竖不招人待见。

大姑父是鱼贩子，1980年代，还不兴做买卖，半岛的大多数人都老老实实下海打渔。可大姑父有头脑，胆子也大，硬是闯出了门道。刚开始倒卖点小鱼小虾，在城里鱼市上摆个摊儿，后来越做越大，开始给城里的海鲜饭店供货。

“财大气粗”这话说得一点也不假。人有了钱，说话的声儿就粗了，口气也大。大姑父一去奶奶家，吆五喝六的，打老远就能听见。大姑父有钱了，他不吃3块钱一斤的虾耙子，只吃30块钱一斤的对虾。大姑父有钱了，人也开始发福，腰包鼓了肚子也跟着鼓，脸上放着光，一手戴好几只大金扳指，一看就跟苦哈哈的渔民两样。

大姑父爱赌，不是一天两天了。一般男人能挣钱，有点小毛病，老婆都能包容。大姑父发了财，大姑还能不让他赌钱么？一年输个几万块钱不算什么，再说了，还有赢的时候呢！可谁也没想到，大姑父赌钱败了家。

大姑家住城里。突然有一天，大姑哭着打来电话，说出大事儿了，日子过不下去了。我爷爷叫上我爸就进城了，大姑父闻声儿早就溜了，只剩下大姑在炕上哭，估计都快嚎干了。

原来前一天傍晚，大姑父喝了点儿酒，跟人赌上了。那天赌局很大，可也奇怪，一帮人都赢钱，只大姑父一人输。输了就算了，可那天大姑父像是中了邪，越输越想捞本儿，不知不觉赌到天亮。要散的时候，算算打下的欠条，竟有70多万。大姑父一下傻眼了，像是从梦中醒过来，明白自己被人给设了局。可闯下的祸收不回来，怎么办？别说大姑会不依不饶，他自己也知道日子没法过了。

大姑父的赌钱故事，像是余华的《活着》里的福贵。

70多万，大姑父的积蓄差不多见底儿了。原来，大姑父也算不上富得流油，就是架势拉得大，爱吹牛。赌那一晚，真是要了他的命了。不然后来他怎么到外地去躲债了呢。大姑也不在家当太太享清福了，去宾馆找了个管仓库的活儿，一个月挣几百块。

前两年，大姑父回来了。近50的人，又当起了鱼贩子，在鱼市上租了摊位，从头再来。据说已经不欠债了，老老实实挣钱攒钱张罗着给儿子结婚。儿子20出头了，也没人给说亲，十里八乡都知道他爹是赌棍。

在鱼市上碰见，大姑父神秘地把我爸拉到拐角：“哥，你妹夫我现在不赌钱了，我一年能挣这个数！”说着伸出一巴掌。5万块钱，说起来还不够他以前赌一天的，现在要吭哧吭哧忙活一年。

人啊人，上哪找后悔药吃呢。

我留心，大姑父瘦了，肚子小了，金扳指也都没了，只是还没改那吹牛的毛病：“哥，给你弄俩鲍鱼吃吃，两头鲍，饭店卖三百八的，我常吃。”我爸一摆手走了。老远地看着大姑父，穿着黑胶皮靴子，吃力地挪着鱼箱子，忙着给海鲜换水，像是工地上当小工的。

再说这二姑父。大姑父是一夜败家，二姑父不一样，他是细水长流，一点儿一点儿地折腾。二姑父爱赌钱也是出了名，赌到把自家当了赌场。家里设好几个赌局，一年四季，白天黑夜，生生不息地赌着。

二姑父也是鱼贩子，虽然没干什么大买卖，却也不少挣钱，一年剩个十万八万也是有的。他挣的钱，都用来赌。春天挣钱，夏天赌钱，输光了，秋天再挣钱，冬天用来赌。

说来都不相信，辛辛苦苦挣的钱，干输，就不心疼么？二姑父还真是不心疼，他认为，钱用来赌，是最过瘾的。除赌钱外，其他啥事儿都没意思。

就因为这个，二姑两口子总吵架，吵得凶的时候嚷嚷着要离婚。可最终没离成。半岛不兴离婚，再糟的日子，也能凑合过。我爷爷生气，不许这二女婿进家门。半岛人谁不笑话，这家天天赌，过得叫什么日子呢。

有一次，我爸过生日，全家聚着吃席，冷不丁二姑父喝多了，竟然哭起来了。趴在桌子上，边哭边喊，有些酒后吐真言的意思。他对我爸说，知道为什么赌钱么？都怪你妹妹肚子不争气。真要有个儿子，将来继承家业，也能有个奔头。可偏偏生了俩丫头，这下好了，攒钱顶个屁用……

二姑父认为自己总结的是人生真谛，所以就这么坚持着，赌着。多年不变。他不变，我二姑倒是变了。她学精了，不再跟二姑父对着干，而是支持他开赌场，自己在家里做起买卖。中午蒸一大锅包子，十块钱一个。赌钱的上瘾，懒得回家吃饭。赢了钱的人不吝惜，抽出几张百元大钞，请全场的人吃包子。二姑的一锅包子能卖好几百块。再加上卖啤酒，卖瓜子，都是一口价，真不少挣钱。二姑整天乐呵呵的。

前两年，二姑的俩闺女都成了家，春秋两季跟着他爹贩鱼。半岛搬迁后，渔船越来越少，鱼贩子也缩水了，挣不出三家的钱。二姑父便让大闺女退出来，谁知这大闺女心里过不去这道坎儿，说他爹偏心眼儿，喝农药自杀了。幸亏抢救及时，人没死。

这次回家乡，在楼下碰见二姑父，不知为什么，他没赌。家里的麻将依旧噼里啪啦响着，他一个人蹲在墙根儿底下，轻轻摇着小车里半岁的外孙女，眼里流露着慈爱的目光。我凑过去，外孙女像是认生，撇着嘴要哭，二姑父连忙抱起来，用手在孩子后背轻轻拍打着。

我发现，二姑父老了，像是赌不动了。

是不是每个人老的时候，都会有后悔的事儿？二姑父不赌了，是不是说明他后悔了？人如果都能像老的时候那么明白该多好！干错事儿的时候，多少人拦着都没用，非等到把祸闯够了，把精力消耗得差不多了，才能消停。看看周围，糟蹋得不剩什么了。让以前骂他的人看起来，怪可怜的。

奶奶就生了俩闺女，都没嫁好。俩女婿结婚时看不出将来能赌。可人都是会变的，这会儿的好人，说不定以后变赌棍;这会儿的赌棍，也保不齐以后变好。俩姑姑摊上俩赌棍，是没办法的事儿，好在俩人现在都不赌了。

再过两年，这些事儿都变成陈芝麻烂谷子了。提起来也就是为解闷儿。都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