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勇

大约七八月间，中午阳光变毒了。人们收了碗筷要歇晌了。麻雀躲在树叶间噤声了。狗伏在树下，伸长舌头喘息。

这时忻口卖香瓜的抬腿到村口下了自行车，喘口气，将后车架上驮在两边的瓜篓盖打开，顺手摘下草帽扇了两扇，于时，丝丝缕缕的瓜香，带着淡淡的甜味，湿漉漉的水汽，欢快得像一条条小河，一阵阵清风，走街串巷，迅速弥漫全村。随后一声接一声的“卖香瓜——又脆又香的香瓜——”，搅得全村不得安生。

汉子们受不了刺激，摸摸枕头下面，掏掏口袋，觉得没什么内容，头就钻在枕头下面，骂一声“嚎死”，继续强迫自己睡。女人们眼瞅着孩子们眼里的心思，想着该给解解馋，从梳头匣底翻出手绢里包着的家当，细细检阅一回，又闭眼思谋早列好的计划，精心计算后觉得没有多余，就又重新包好，再次置于匣底，上面继续压上梳子针线之类，重新隐藏起来。我妈是公办教师，三十六块工资除了供全家米面吃喝，多少有点结余。和她四目相对，她从口袋里抓出全部，取一两张最小最脏的，另配几个钢镚，一一压在我手心。

我总是疑心卖瓜的因生意不好，会去郑家营和北村。紧擒着纸和钢这两种不同的物质，撞开家门，劈开街门，既是大逃亡，怕母亲变卦，又像大追捕，担心卖瓜的已出村，循着香味，直奔渐弱的吆喝。麻雀受了惊吓，不安地互换枝头，大声交换意见。小黑尾随后面，沿路又加入了二虎和四眼，所过街道一时间弄得尘土飞扬，狗烟四起。

卖瓜的还在，他蹲在戏台的正中间，悠闲地含着烟锅抽烟，烟布袋也悬在烟杆的正中间悠然晃动。巨大的戏台口就他一个人，他不需要表演，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观众。买瓜一年也没几次，我还没有训练成买瓜挑瓜的经验，就将手中的物质全体暴露在他的视线。卖瓜的头小眼小手小，就肚子大，那肯定是吃瓜吃的。去年就来过，我不识瓜但认人还是准的。他看我手中的东西时眼里有光，但行动偏不急，慢腾腾将烟具收好，插在裤腰，烟布袋仍在晃。那秤是铜盘的，秤杆光滑明溜，金色的一点一点的刻度我还没有弄懂。

俺娃挑吧！去年他也这样说：你的钱能买两个小的一个大的！这着实让我作难，小黑在我腿间钻来钻去，一跃一跳的，也想看个究竟，但终究帮不上忙。二虎和四眼与我不亲，只在一边缩小舌头拼命嗅香气。买两个吧，姥娘、妈、三舅，还有我，四个人，两人一个好分。大和小于瓜是没有标准的，我挑了两个中的，想以中充小，一上秤，说超了，宁要给换一个最小的。这使我不快且烦恼，一中一小回家又不好分。我改主意挑大的，两个篓子里反复比较挑了一个最大的，上秤，秤杆本低着头，不知怎么突然不谦虚了，高高扬起了头，连秤砣也有了下滑的倾向。高就高点吧！照顾俺娃了！我有点疑惑，就说，我是懂秤的，少了斤两我三舅肯定不依。但又一想，觉得秤是个公道东西，它不公道世间的轻重就没法衡量了。

路上我才分出心思仔细端详这个沉甸甸的大瓜，你不知道它有多么好看，多么顺眼，多么袭人。翠绿的纹道中杂点白，发点灰，迎阳的部分多绿，卧地的部分多白，且有未干湿土的痕迹，那证明是今早才摘的，新鲜着呢。一头尖，瓜把儿干黄得和姥娘的脸有一比，那是成熟的标志。最喜底部像干罗一样突起的小圆丘，据说大有绿瓤的可能。那香气就别说了，一路小黑身上的狗臊味竟嗅不到。

回到家里，麻雀好像明白了似的，也不跳枝也不出声。姥娘、妈、三舅都停了歇晌，这终归今年的第一口香瓜，心中的期待满满当当的。就买下一个？妈问。傻汉拣大瓜！姥娘下结论。我迅速阐述了买瓜的经过和想法，三舅愤怒了：真他妈奸商，童叟也敢欺！提鞋就要找人理论。姥娘说：俺娃记住了，买东西先要看秤盘下面有无磁铁，再者要站在卖家的对面，你若站在他左面，他手挡着，小指一按杆头，那秤杆立马像小蛇蹭地抬头，可不就高高的了，倒如像买家得了便宜似的。回忆当时的经过，那家伙转来转去，最终我还真在他侧面。如此说来，秤公道不公道还在人心。

妈说，快吃瓜吧，全然一两毛钱的事。我把瓜捧给她，她用手巾擦了一下，拇指比画了好几次，当然想尽量分得匀一些。终于选准了位置，拇指指甲在上面横着划了一个印，手托轻轻一扣，瓜“嘭”一下应声而开，果然是绿瓤的，香气四溢，小黑在半空准确地率先尝到了瓜汁。不管怎么说，虽没经验，忻口的瓜真不赖。

我和姥娘一半，妈和三舅一半，我和姥娘的肯定是最好的那一半，正常情况下比那一半也多。这样分东西几乎成为常态，我早知道接下来的事情。分第二次，我又将半个瓜递给姥娘，她只分了一小部分，那一小部分也只吃了一小口，就说，这东西吃不好坏肚。其结果是我几乎吃了整整半个。小黑明显看不顺眼，向我直叫，我只好将瓜底部干罗似的突起部分给他，才止了声。

姥娘说，咱家三畛那块地，沿河沙多，过去种的瓜不比忻口差。三舅说，你敢？前年偷种了屁大点花生，叫支书骂的。咱可不敢再长尾巴了，省得叫人家割！我突发奇想，咱种在茅道上，谁也看不见。他们谁也不应声，我就将掉在地上的瓜子拾起种在了茅道上。后来也发了芽，串了蔓，开了花，结了三个大小不一的瓜，只是赶不上季节，秋凉了，瓜还不脱绒衣，毛哄哄的扎人，试着吃也苦得不行。

没割尽的尾巴

1975年我十三岁，已经有了无产级阶觉悟。上面反复号召割资本主义尾巴，却始终没有将我老舅的割了。我非常气愤，就和他做不懈的斗争。

老舅的历史一直不清白。日本人打进来之前，先和外祖父在口外投机倒把，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他们贩卖茶叶、布匹，甚至还贩卖烟土，毒害各族兄弟。从口外潜返村里后，他人还在，心不死，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外祖母透露：我们家南院的大场里，原来是菜地，地下埋了一罐又一罐白洋和元宝。你老舅年轻时好耍钱，一罐一罐地输了个精光。咱们家小河原来还有三十亩地，也三亩五亩地输光了。我怪外祖母：你就不能不给他？外祖母指指窗台：你老舅就躺在那儿，一手拎一把酒壶，一手攥一块洋烟。姐，你要不给，我就不活了。姥娘就这么一个弟弟，万一他真喝了死了怎么办？资本家的花招何其多也！这一手段屡试不爽。一罐一罐的白洋没了，一亩一亩的地没了。其实咱们应该感谢你老舅，定成分时，没地，没白洋，才定成了中农。

自此以后，每到大场里玩，我的双眼就放光。因为不准私人种菜，场子早废了，杂草丛生，残砖烂瓦，偶尔也有蛇窜来窜去。我用脚胡乱踢来踢去，浅土下自然发现不了什么，就和小伙伴吹牛，说这里有白洋，大家也信，找来锹镢锄头，乱挖一通，却连个破罐也没挖出。原想一旦挖出白洋，绝不能换糖吃，必须告到大队部去，有了铁证，老舅的狐狸尾巴就现形了。

我不亲老舅是因为他身上有许多资产阶级恶习。你瞧瞧那穷干净样子，不知他从哪儿买的黄军用球鞋，即便雨天也不沾一点泥。中山装上扣子从上到下扣得很紧，颜色也白得刺眼。我们村旁有一个造纸厂，有火碱，他就偷来用碱水洗，灰色中山装硬让他洗得发白发旧，布当然不经穿。后来年轻人牛仔裤也洗成那种灰白的颜色，看来老舅这时髦赶早了。没有洋烟可抽了，纸烟也买不起，就只能抽旱烟。老舅卷的旱烟与众不同，别人多卷成一头粗一头细的喇叭筒，他卷的上下一般粗，且比别人的细而长。别人都拎一个烟布袋，边卷边抽。他是十几根一起卷好，整整齐齐插在信封里，装在中山装的左上口袋，露出一截，假装纸烟。别人拿在手里抽，他一含，烟就长在嘴里了，咝咝地吸，像蛇吐信子，直至抽完才将烟头拿下。有时他也教我卷烟。如果有机会，我就迅速从破席片下面抓一个臭虫或蚂蚁，乘他不备卷入烟中。我故意卷得不合标准，因不够入信封的资格，他就点着抽了。我能嗅到臭虫和蚂蚁的焦臭味，而他竟全无察觉，反而很过瘾。为此，夜里我常偷偷地笑醒。

老舅身上根本就没有无产阶级本色，反而表现出严重的剥削阶级侈靡之风。他也算半个泥匠，会垒灶盘炕。形势不紧的时候，走村窜巷，为村民们干点私活，不仅混点吃喝，也能挣几个零花钱。老舅手艺扯淡，但比大匠人还做派。日头一竿子高了，他才到人家里。大茶缸泡得砖茶要酽到发黑，否则他就不高兴。端过去，喝吧，一个时辰又过去了。必须有小工侍候，和泥搬砖这些苦力活他绝不干。开工时，他用绳将裤脚扎紧，还戴副白手套，然后稳坐在小凳上，不紧不慢地做。吃饭时肉不多他不高兴，酒必须用热水温了，否则他也不高兴。想吃好的，还不明说，谁家菜怎么好啦，饺子一咬满嘴油啦，打山雀骂狐狸。久而久之，谁还请得起，活路渐淡，外村人不请了，本村人也不请了，大家都逐渐看清了他的资产阶级本质。

外面吃不开了就来我们家，因此我们家的好吃的全他吃了。炕本来好好的，他宁说煤烟多了，就把炕揭开，这个工程他就霸占了。这时，他就不是外祖母的弟弟，更不是我的老舅，俨然是个匠人。他不忙，外祖母却忙得脚不沾地。吊粉皮，炸糕，烩菜，比侍候资本家还难。条盘里三五样凉菜，凉拌豆芽上还披了五个肉片。我看准了两块大且厚的，就像关公耍大刀一样，提着青龙偃月筷，想一次将两块一起挑下马。“咔”，老舅的筷子挡在半空：姐，怎么能惯孩子上席面呢？外祖母说，就甥舅俩，穷讲究。老舅就教训我：我和你姥爷在口外，那讲究多了。席前要洗手漱口，你洗了没漱了没？我怕他调虎离山，一眼不眨紧紧盯住肉，坚守着不言语。你看这筷子不能总举着或提着，大小头要并齐。越是馋的东西呢，越要忍着，就好像你早吃腻了，这样才有面子。我咽一次口水。夹菜呢，要夹你正面的，不能夹背面的，哎，这样才礼仪。他示范着，一块厚且大的肉已入他口。上下嘴唇像无底的黑洞，丑陋地扭曲着，且发出非常难听的声音。我再咽一次口水，想乘机调一下盘子，好让另一块厚且大的肉正对着我。他却又用筷子拨开我的手：这更没礼仪。这块厚且大的肉又入了他的口。最后，我只能吃了一块小而薄的，且边缘有严重的残缺，其实不够一块，顶多四分之三的样子。

对于这根狡猾的资产阶级尾巴，不仅要斗勇还要斗智。外祖母是不给他配小工的，老舅也不好意思让小脚姐姐侍候他。星期天放假他就抓我的差。毛头小伙了，来，给老舅和泥。和泥不好下手，但机会总是有的。他起身放炕板时，我就用脚把小凳挑开，并在原来的地方撒了半锹稀泥，资产阶级就坐在泥里了。他穿着裤头洗裤子时，仔细端详他的屁股，他的尾巴究竟藏在哪儿了？我真想一把将他的裤头也扯下，那他的尾巴就大现原形了。半个月过去，家里的酒早被他喝光了。他就喊：姐，没酒了。外祖母早已烦，也没好气：自己去买！老舅无奈，从中山装的右上口袋掏出一小叠钱来，展开，里面是毛票，外面是一块两块的。他只数了一次，丢给我七毛钱，一副很无所谓，有钱人的样子，他知道够买一斤酒。我当时弄不明白，他的钱怎么总那么新。曾问过外祖母，外祖母说：穷酸，供销社换的。人家捉他大头，换一块新票，多要他五分钱。我总觉得这么新的钱一定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就决定不能全让他喝了。我和愣愣一起去供销社，把钱递给售货员：买十颗糖，其余打酒。每人分了五颗，狠狠地嚼了吃。酒少打了，老舅肯定会发现，愣愣说添点尿吧，我说不愁个理由，就让他尿了泡尿，和了泥抹于瓶上。老舅把瓶子举在太阳底下看了半晌又盯我，我说，怕你着急，跑的跌倒了撒了，你看瓶子上还有泥呢。他又嗅了嗅泥，好在童尿味不重。漫长的工期终于结束了，老舅又要重垒灶台。外祖母火了：你把这祖屋也拆了重盖！

老舅这一段时间就不能吃香喝辣了。

后来我考了大学，他逢人就说，我老外甥是文曲星下凡，这相当于中举人了。每个假期回来，他总会提一小袋花生米或一小瓶自己腌的酱菜过来。那时形势也渐松，他也敢露尾巴了。中山装的左上口袋装着纸烟，右上口袋弯了一条银色的链子，口袋里吊着怀表。我让老舅掏出来瞧稀罕。他一脸得意：俄罗斯的，瞧这字，罗马。不等人看清，食指高挑，猛地向下弹去，“叮”一声长响，余音未绝，盖子早合得天衣无缝。我逗他：老舅，和我的手表换了吧！他说，你那，十块也不换，我说那二十块，就掏出了二十块钱在他眼前晃。他也急了，不是十块是十块，我又减了十块，他更急。忽然发现我耍他，就不高兴了：不像文曲星，真不像文曲星！

再后来我参加了工作，单位发了一双三接头皮鞋，怕磨了底还钉了掌，走起来震天响。我故意在老舅面前转了几个来回，使劲显摆。他一副不屑的样子：我们在口外，那皮鞋，根本不打掌，那就磨不坏，走起来照样咔咔的，你这声音不好听，刺耳。

算起来，老舅离世也有二十几年了。听家里人讲，他入殓时，从柜里翻出一个包袱，里面有一身丝绸长袍，还真有一双外国皮鞋，只是皮质有点旧。我还想问问老舅屁股上有没有尾巴，虽说一闪念，自己也觉得十分荒唐。

老舅的花生米和酱菜还是很好吃的。

安得房子

大约1968年前后，我父母离异，母亲牵着我从太原回到乡下外祖母家寄住。那些年村里盖房的不多，拆房的不少。外祖母家原本是个很标准的四合院。据说东房盖得最好，1961年为保命买粮食卖了，买家来拆房，下大梁时，外祖母吐了口唾沫，里边生生的有三颗带血的牙。记忆中，东房的后墙很厚，我常奔走其上，或仰面平躺，邻家的杏树熟时，伸手可摘。三间南房祖上分给了大老爷，中苏关系紧张，因他是资本家，被政府从呼和浩特遣返回村，他们一家就住在那里。西房己成危房，房顶多年失修，从下面可看到天上的飞鸟。玩捉迷藏是藏身的好地方，玩伴恐上面的瓦从椽间掉落，一般不敢进去。因此全家人只能住三间正房。三舅那时是小队的会计，又有基干民兵的步枪，且到了娶妻的年龄，似乎很有理由独占一间。外祖母，大舅，妈和我四人只能挤在另两间。

平日里你不嫌我不弃，甘苦与共，同一家人别无两样，但到过年，按乡俗我和妈必须到别处寻房住院。年三十下午母子俩打点衣物日用，背大包拎小袋，像难民一样落荒而去。每年的这个时候，路上总能看到夹着尾巴的狗尾随于后，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借住别人的家，无疑寄人篱下，总觉理短气虚。书包没处挂，我想在墙上钉一个钉，刚下一锤，妈就急得大呼小叫，怪我不懂事。我暗自发誓长大了一定要有自己的房，不为别的，就为可以随意在墙上钉钉子。后来我喜欢在墙上钉钉子的毛病肯定在那时就种下了。炉子的火不旺，快十二点了，水仍不开，妈毛了，炉锥捅在炉丝上咯咯地响，屋里到处都是煤烟，妈满眼是泪，我知道不仅仅是呛的。过年的饺子真的一点味道也没有，我后来不喜欢吃饺子一定也与这些事情有关。

十几年过后，大老爷和大老娘在同一年相继去世。妈和三舅都是党员，和他们界线划得很清。亲不亲阶级分，虽同住一院，抬头不见低头见，但绝没有因为亲情乱了阵线，双方形同陌路。他们的三个女儿都在呼和浩特，丧事一完，就密谋卖房事宜。当时，南面的邻居执意要买，基本已谈妥，连定金也交了。我们全家召开紧急会议，经过认真分析，以为资本家的狼心狗肺何其毒也！如果阴谋得逞，院子也有被瓜分的危险，因此砸锅卖铁必须挫败其阴谋。迫于舆论和乡俗，她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我们买不起，假惺惺地捎话过来，优先让我们买。条件是三天后见话，并特别强调：“立笔写约，卧笔交钱”，这样既顺应舆论不违乡俗，又能达到其目的。我记得当时的房价是700块，面对如此天价，大舅三舅和外祖母面面相觑，摇头叹息。妈沉默了半天，最终下了决心，果断地说，钱我筹大头！房我买！将来我拆走，地皮留下！三天时间到了，资本家的后代和中间人一起到外祖母屋里，嬉皮笑脸来看笑话。中间人再次将她们的意见重复一次，并再次特意强调“立笔写约，卧笔交钱”。妈冷冷地说，写吧！钱多的是！并把七捆十块钱的票子堆在了炕桌上。那真是阶级斗争的一场好戏，无产阶级和资本家的表情瞬间做了互换。为了取得这场斗争的最后胜利，全家人默默筹钱，借来的钱有毛票有钢镚，脏而零乱。前一天下午妈和三舅特意去银行兑换了大钱，这些钱堆在炕桌上时，整整齐齐，蓝光闪闪，像七十个精干的士兵。这件事情让我记住了那八个无情的字，使我懂得了历史上几乎任何一个契约，从头到脚甚至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

多少年来，因我和妈都是非农户，没有资格分宅基地和口粮田，在村里真穷得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但和大老爷资本家子女的斗争胜利后，我和妈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之后，妈一直在村里小学当校长，大队支部为照顾她，以大舅的名义分到了三分宅基地，由此开始了艰难的盖房历程。妈开始研究房子，放学后总围着南房上下左右观察，由此每间房子多少椽，几道檩，多少砖等等她都了然于胸。大一暑假，为配齐另外两间的木料，我和老舅到近二十里的合河村买椽。老舅是泥匠，也旁通木工。老甥舅俩一早就拉着小平车上路。当时三米长十公分左右的红杄椽刮了皮的干椽每根九块五毛，没刮皮的湿椽九块。老舅为省这五毛钱坚持买没刮皮的，我嫌麻烦，拉着又重，执意买干的，两人意见不投，老舅生气要回，我赶紧拉了软勾。一路上他气没消，推车也不甚出力，独自嘀咕：这是给谁盖房，这是给谁省钱，娶了媳妇谁好活？那个暑假为刮这三十三根椽，弄得满手全是血泡。后来几个假期，到砖窑捡半头砖，到沙河捡石头，到曹家垴拉土，盖房光备料就受不尽的苦。大三寒假，回到家里，五间新房已基本完工，红门绿窗，青瓦白墙，到处都能看到母亲满头的白发和满手的老茧。

大学毕业分配回县城后，单位先安排住招待所，一个月后分配了宿舍，两人一间。之后和妻子恋爱结婚，因为是双职工，很快又调整了一间宿舍，算是有了个自己的家。现在想起来，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意栖居”，室不大，可做饭，可看书，可做爱，有丝竹之乱耳，无按揭之劳神。室前养花种菜，虽面无大海，但春暖花开。邻里串门背窗台，东家端饭西家夹菜，门虽设而常开，有家之形制，无家之藩篱，真世界大同矣，实乃人类聚居最美好之方式。

好景不长，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国家出台了机关工作人员民建公助住房政策，我在单位分到了两分地，由此开始了艰难而漫长的建房之路。第一年只做了地基，因囊中羞涩只好停工，连垫地基拉土都拿不出钱。次年春天，县城北立交桥施工，挖出的沙石土都倒到了城外，给司机买了两盒烟，好不容易说好送两车，可能是嫌烟不好，都倒到了离房三四十米的空地上。每个星期天，叫几个朋友，用小平车往里拉，前后用了十几个星期天才拉完。为省钱冬天就贮好了水泥和白灰，春季施工时，每天上班之前用自行车驮两袋水泥一袋白灰，车大梁上搭一袋，后车架上摞两袋。我执把，妻后面推。早晨的太阳刚出山，后背暖暖的，大街上夫妻西行的背影成为这个县城温情的象征。但有一次却大煞风景。自行车前轻后重，很难控制，遇到一点小坡，不留神没有压住车把，水泥白灰轰然坠地，袋子破了，黑色柏油路上灰一摊白一堆，两人身上也满是灰。行人经过，其中也有熟人，看到我们的狼狈样子，那怪笑羞得我们无地自容。如此前后四年房子才建成，这四年除了工作，我们几乎放弃了一切，连晚上都懒得做功课，盖房早已将人生的精华尽数吸去。

房子真的就如此重要？我们乐此不疲，究竟为了什么？女儿到北京工作了，房子又成了问题。偌大北京，多少人漂着难得蜗居！究竟哪儿出了问题，森林般的高楼里是否每间都放了床？为了爱情，温暖的季节和合适的气候，室外亦可相拥到天明，但有了孩子怎么办？房子真的永远是问题，在我们住进去之前就早被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