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宇南　吴满意

摘 要：中国梦以马恩科学理想观与中国传统理想观分别作为根本立论基础和思想文化渊源，二者在价值主体和价值目标等方面同根同源，逻辑内融并深度沿承，都体现了人民对未来发展的美好追求与向往。中国梦既是马恩科学理想观在中国的创新发展与现实表达，又与中国传统理想观一脉相承着共同的问题谱系和话语系统。中国梦是马恩科学理想观与中国传统理想观契合对接的历史自觉和真实映照，是全人类梦想的中国式演绎与延伸，正照进当今中国人民以求真务实之优良作风、基于现阶段基本国情和现代化建设规律的生动圆梦实践。

关键词：中国梦； 沿承与实践； 马恩科学理想观； 中国传统理想观

DOI：10.15938/j.cnki.iper.2015.02.007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5）02-0027-04

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抚今追昔，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以下简称“马恩”）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着诸多对未来社会理想的憧憬与向往，并且进行了丰富充实的论证和描述。这些论证和描述所展示出来的科学理想观，与中国传统理想观有着同根同源的内在联系，都蕴含着人类对未来社会的美好追求，表达了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景。中国梦正是马恩科学理想观与中国传统理想观在当今中国的创新发展与现实表达，它们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深层次创生、沿承与对接，体现了时代性与中国化的统一，是基于历史的自觉和对中国国情的真实观照，既为着中华民族“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同时代表”人类的“未来”[1]，是人类梦想的中国式演绎和延伸。

一、梦从何来：中国梦以马恩科学理想观作为根本立论基础

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在批判总结历史上各种进步理想成果的前提下，马恩提出和描绘了他们的社会理想观。在像《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著作和书信中，马恩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阐述了他们的社会理想观，从文字表达力求简洁的角度称为“马恩科学理想观”。比如，有从生产方式层次说的五种社会形态中的最后一种“共产主义社会”；有从所有制角度说的“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有从管理和调控角度说的“计划经济”；有从社会组织结构角度说的“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等等。概言之，马恩的社会理想就是要消灭剥削、消灭压迫，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存在的条件”，“……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透过这些文本，我们可以清晰把握到，马恩的社会理想以西方历史文化为背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批判，揭示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和必然规律，并希冀以革命实践的方式得以实现。这样的理想社会最适合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人类最值得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其实质是基于“是”的“应该”。“是”即马恩理想观的科学基础——历史规律；“应该”是马恩社会理想的价值目标——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马恩不同时期不同文本表达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但贯穿其中的，是基于对未来社会做出美好预测和设想的反映劳动人民利益、愿望和要求的科学理想观。马恩的科学理想观充满了人性的光辉和浓厚的人文关切，人的因素、对人的关注与关心是他们理想观的核心价值取向。至于如何让这样的理想通过现实社会运动付诸实践，马恩则反复强调，“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列宁进一步认为“各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4]，“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并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大国里”“带有更多的特色”[5]。

二、梦有所依：中国梦以中国传统理想观作为思想文化渊源

中华民族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都是自己美好梦想的忠实坚守者和探索者。在东方思想渊源的浸润之下，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是民族文化中最鲜明、最持久的价值传承之一。理想社会的因素在不同历史形态中持续增长着，具有明显的人文性、社会性、伦理性和民族内聚力，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从古代到近代，分别有过农家的“并耕而食”理想，道家的“小国寡民”理想，儒家、康有为和孙中山的“大同”理想等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理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所描绘的“大同”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大同社会图景虽然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它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代哲人和统治者，作为一种民族记忆绵延不息，指引着无数华夏子孙对美好未来孜孜以求，永不止步。中国梦是华夏文明结出的灿烂之花，展示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追求未来理想社会的整体风貌与特质，体现了中国人民追求未来理想社会的核心与主题，中国传统理想观对于中国梦之影响和作用，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是那种“熟悉的、在脑子里早就有的东西”。

三、梦的团契：中国梦与马恩科学理想观和中国传统理想观同质相承融合

中国梦与马恩科学理想观和中国传统理想观之所以能“一拍即合”，是因为这个梦想凝聚着二者在价值主体、价值目标等方面的本质性统一与契合、沿承与对接；中国梦不仅产生于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反映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深刻内涵和功能诉求，它同时还彰显了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时代价值，深刻体现了人类共同体“共在和共生”的思想精髓。

1.价值主体方面

梦的价值反映的是追求、体现的是抱负，梦的主体“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6]，这些“现实的个人”“不是单个人所因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马恩的科学理想是以“人”、“类”、“全人类”作为价值依托和承载，具有人类性价值，是对人类共同体命运的深切观照；也突出和体现了人民至上、人民主体，并最终是为着每个个体造福。中华民族每一时代都有从事社会实践活动、前后相继创造历史的人民。他们把准时代脉搏，推动时代进步，构成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时代精神载体。从尧舜、孔夫子到孙中山，虽几经危殆，终能承续，就是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像孔孟、文天祥、林则徐、孙中山这样的仁人志士及许多追随者永不倦怠地为实现个人、社会和国家的理想而奋斗。他们在逐梦的过程中，既注重“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家国合一的“顶层设计”，注重和强调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取向，又始终秉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个人目标和社会目标、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从而使民族梦想有着极强的内驱力、表现力和生命存续力，这才使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而当下及未来的中国梦，是具有多个维度的。实现中国梦，不是增强国家实力的单项推进，而是国家、社会、个人的多维发展。“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目标需要国家层面去实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体现了基于人们社会生活所形成的关系联合体的共同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需要社会层面去实现；而“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体现了中国梦所欲求的社会成员应该具有的一种良好道德素养，这是对个体层面提出的要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之通俗化表达，中国梦把“国”与“家”、“民”与“族”融为了国家民族，把“你”“我”“他”整合为了“大家”，将个人的奋斗发展与全体人民、全民族的奋斗发展有机统一了起来，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因此，中国梦对全体中国人都具有强烈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总之，中国梦从个体看，它是中华儿女的富民梦；从集体看，它是强国梦；从民族看，它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复兴梦。

由此看来，中国梦、中国传统理想观与马恩科学理想观的价值主体跨越时空实现了当下的共在。梦想之所以能历久而新，历新不弥，根本的在于不同价值主体都是“追梦人”，有着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憧憬和基本生发动机。只是在不同时代条件下，不同价值主体基于对不同时代方位的把握，触及的时代课题有所不同，各自的表达形式与实现路径各有殊异，或无法找到现实出路而陷于迷茫和困惑，或历经艰难不断求索而接近梦想。而中国梦的提出和实践者，显然比历史上任何价值主体都更加清醒、自省和自觉，也更加自信自励和高效有为。

2.价值目标方面

马恩的科学理想观坚持以人为中心的核心价值，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终极目标：“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8]；“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9]。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中，每个人可以全面而自由地发展，可以自由自觉地劳动。而要实现“自由”和“平等”，生产者就要从不同类型国家和社会所存在的各种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要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种种不平等、不自由中解放出来，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获得人格独立和尊严、经济利益、政治权利、文化享受、社会保障，使每一个人都能获得自由、平等的全面发展，使其脑力、体力等各方面的素质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样，社会生产力便会获得无穷无尽的发展，国家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便会充分地涌流。如前所述，中国传统理想观源远流长。从先秦诸子百家老子、墨子，以及后来的佛教、道教，乃至从《诗经》《硕鼠》篇中“乐土”、“乐国”、“乐邦”到如前面提到的《礼记》篇关于大同世界的论述，不管它们分属于崇德论、贵仁论、重义论，还是尚志论、诚信论等等，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平等、自由、仁爱，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和谐安康等理想生存环境、生活状态的执着追求。特别是儒家的理想观，在突出个人的内在修养、意欲通过个人修行达到完善境界之外，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提倡人要积极入世，在个人与家庭、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提倡群体意识和集体主义。如此看来，中国传统理想观之所以具有当代价值，正是由于它富于理想主义、人文主义和实践理性，作为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一种驱动所有奔向未来的人们的强大精神动力，有着与人类理想的大道相一致的方向。如果说，从西方空想乌托邦到东方世外桃花源给我们勾勒和展示出人类追逐美好未来理想社会的漫漫长路与顽强不懈，但都不同程度地囿于历史的、时代的困厄的话，那么，中国梦则明确传达出这样的信息：传统，“活”在我们身上！因有作为坚强支撑的基本物质基础、核心价值观念、道德伦理思想、精神文化生活、文化整体实力，所以，它彻底摆脱了“百年迷梦”的呓语低狂，可以现实地为那些曾经有过如烟绚烂生命的理想找到新生之路。中国梦所蕴含的精神境界、理想追求和价值范式与人类千百年来向往真善美、渴求幸福和谐、追求公平正义的前行方向是完全一致的。中国梦所要实现的理想和目标，也是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共同逐梦的精神内核、价值诉求及思想保障。

四、梦引现实：中国梦是马恩科学理想观与中国传统理想观的创新发展

曲折前进的历史长河里，不断有人坠入“理想国”的虚空，同时也有更多的人在现实中清醒寻找着社会发展的真正出路。美国批评家布鲁姆在《西方正典》序言中说：“影响的焦虑使庸才沮丧却使经典天才振奋。”摆脱已有大师和先哲们的预设模式，避免自己陷入前人文本窠臼而不得出，从而建立起自己的特色并形成新的经典，这需要高超的智慧和巨大的勇气。梦向何求？“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10]在国家、民族和社会转折与上升的关键期，适时提出的中国梦，既有马恩科学理想观作为理论基础和思想先导，又有中国传统理想观作为文化渊源和历史积淀，彰显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双重作用，也蕴含着深刻浓厚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具体来说，中国梦的实践和实现，需要注意把握以下维度：

1.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

梦想之所以不是幻想和空想，在于它有现实作为支撑和基础。而现实除了作为实现梦想的条件，它同时也构成实现梦想无可选择和避免的制约或者前提，“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11]。如何实现未来理想社会？对此，马恩并没有用一种僵化的、凝固不变的模式捆住自己的手脚，禁锢自己的头脑，更没有这样去束缚后人的聪明才智。他们总是提醒人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表了共产党人对未来社会的崇高理想，但其实现的具体道路和具体形式，要靠人类根据具体历史条件去创造。马恩基于对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对未来社会做了尽量避免陷于空想的科学设想，但因为时代条件，社会主义对他们来说还没变为现实，他们没能经历社会主义的亲身实践，但他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一直强调要从“当代问题的中心”出发却是确凿无疑的。

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明确强调了我国的基本国情，即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我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梦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论体系，而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结合的“当下性”建构，是理论回归现实生活、现实生活上升到理论的交互性过程。这就要求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以基本国情这个最大实际作为根本出发点，正视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面临的时代条件和实践需要，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克服和避免超前或落后于现实的想法和做法。

2.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

马恩认为，“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每个人都有自觉预期的目的”，但是，“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12]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13]。所以，马恩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写道：“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这说明马恩极为重视规律对“历史”和“历史进程”的作用，也表明他们当时就在告诫人们要“深入理解”实现“共产主义”的“性质、条件”、“一般目的”等体现规律和本质性的要素。

因此，中国梦的实现，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特殊，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般。实际上，它既是以某些特殊的中国式过程推动具有世界普遍性的人类梦想的，又必然会使这些人类梦想的具体实现形式具有某些中国特色。普遍与特殊相结合，一般与个别相结合，这是辩证法的精髓，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历史必由之路。这告诉我们，要注重尊重、把握和探寻中国改革建设发展的规律，同时坚持中国特点论，注重现阶段矛盾的特殊性，注重改革创新，善于破解各种难题。党的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做出了深刻阐述，对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做出了准确概括，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了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认识。按照这些规律治国理政，就能避免误入歧途而走进“邪路”、“老路”，梦想实现的效率就能最优化，梦想实现的成果就能最大化。

3.发扬真抓实干优良作风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4]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同时，实践也是实现中国梦所需的客观前提和现实保障，正所谓“实干者天不负，有志者事竟成”。李大钊曾指出，“世上的事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古往今来，凡事成于真、兴于实，败于虚、毁于假。“我们对历史最初的一瞥，便使我们深信人类的行动都发生于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兴趣、他们的个性和才能；当然，这类的需要、热情和兴趣，便是一切行动的唯一源泉——在这种活动的场面上主要有力的因素”[15]，梦想生发于需要、热情和兴趣，其实现则要脚踏实地去做，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唯以求真的态度、做踏实的功夫。这也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梦要落实好一系列具体行动要求，要务实，务实就是“讲实情，谋实效，靠实干，严求实，看落实，重务实”。“人生出彩”要用辛勤的汗水去浇灌，要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冲劲和“为伊消得人憔悴”的韧劲。唯有如此，才可能“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16]，也才可能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2] [3][6][10][11][14][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一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306.

[4] 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4：163.

[5] 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5：692：.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一 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56.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1：414.

[9] 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928-929.

[12][13] 李爱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24-325.

[15]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上海：三联书店，1956：58-59.

[责任编辑：庞 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