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青海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青海西宁810007）



青海省农牧民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关系
——以黄南州为例

黄伟
（青海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青海西宁810007）

本文在ELES模型的基础上，构建改进的ELES模型实证研究青海省黄南州农牧民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关系。结果表明：农牧民各收入来源对各类商品及服务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工资性收入对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家庭经营性收入对消费需求的推动后劲不足，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据此，本文得到的政策启示是：增强工资性收入对农牧民消费的拉动作用，确保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农牧民消费的基础作用，重视财产性收入对农牧民消费的贡献，加大转移性收入对农牧民消费的推动作用。

消费结构；收入结构；农牧民

一、引言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步入“新常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明显特征是，增长动力实现转换，需求结构中的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对此，学者们在消费需求方面展开了广泛研究。徐秋艳（2015）建立了AIDS模型来研究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韩永军（2015）对我国省级行政区的消费结构进行了比较分析；黄宏武（2015）基于线性扩展支出系统模型（ELES），对广东省农村居民消费现状、基本需求和需求弹性进行了实证研究；陈玥蓉（2015）建立收入—消费结构模型，来探讨上海市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趋势。通过研究，学者们普遍认同收入影响消费结构这一观点。收入不仅影响居民的消费偏好和消费水平，还影响消费结构的升级和优化（李薇，2015）。而且，不同的收入来源对各项消费支出的影响效应不一样（王亚楠，2015）。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青海省应抢抓机遇，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拉动经济的增长。青海省农牧民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人口数量占全省总数的一半以上，消费潜力巨大。要充分利用好这一资源，必须提高农牧民的收入，使农牧民的有效需求得到满足。然而，近几年青海省农牧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放缓，与此同时出现了消费支付能力不足、消费结构升级难的问题。2014年，农牧民人均生活总消费为8235元，但相应的人均纯收入只有7283元；恩格尔系数不降反升，相比2013年上升了1个百分点。从收入来源分析可知，这主要是因为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没有发挥好对总收入的拉动作用。青海省农牧民受政策影响较大，其收入结构具有特殊性：家庭经营性收入对总收入的贡献最大，增速却一直不高；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增速不稳定，时正时负，大致呈“W”形变化。由于青海省农牧区的情况特殊，收入结构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效应不同于其他地区。但是，通过搜阅文献可知，国内关于青海省农牧民消费结构的研究较少，特别是从收入结构角度，还没有学者实证分析青海省农牧民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关系。

青海省农牧民主要分布在藏族自治州。考虑到黄南州的农牧民人口比重大，农牧兼作，农牧区地域广阔，且其产值在全省六个藏族自治州中属中上等水平，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因此，本文以黄南州为例，实证研究黄南州农牧民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关系，以期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来优化农牧民的消费结构。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在居民消费以及消费结构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James Feigenbaum（2008）运用生命周期理论，研究了美国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关系，结果发现预期的消费增速，只取决于预期的未来收入的现值。Neng Wang（2009）基于经验性的观察，研究了美国农民个体的最优消费和收入增长的关系。结果发现，收入增长的异质性对消费冲击较大。Nurkholis（2010）实地调查了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中部玉米农民的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结果发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其消费通常受到收入的冲击。Bradbur（2004）、Kwon（2006）、Langemeier（2009）通过研究发现，不同收入来源的消费倾向差异不大。V.N.Ivanov（2009）研究了俄罗斯人口危机期间，农民收入结构和消费的关系。结果发现收入结构的变化促使消费的变化。U.Fachinger（2012）研究了加拿大卡尔加里农民财富的变化对消费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降低法定养老金水平将导致收入的减少，从而改变消费支出的数量和结构。

孟俊兰（2012）对青海省刚察县农牧民收入与消费现状进行了分析，得出了只有收入的提高，才能带来消费的持续有效增加这一结论；孟扬（2013）借助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对近几年来西藏农牧民消费结构的变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收入水平对各项消费的影响要大于来自价格的影响；王佳妮（2013）实证调查了2006年以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农牧民收入与消费结构的变化。结果显示，该市农牧民收入大幅增长，消费水平普遍提高，消费结构不断改善；宋慧（2015）研究了四川甘孜藏区农牧民消费结构，认为要提高藏区农牧民消费水平，改善消费结构，须拓宽藏区农牧民收入渠道。索朗欧珠（2009）研究了西藏农牧民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变动。结果发现，不同地区的收入结构与消费结构有所不同，收入总量的地区间差距不是很大，但结构上有比较明显差别，支出结构也表现出了相似的特点；赵瑜（2010）对内蒙古牧民消费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经营收入是增加牧民消费的首要之举；包咏梅（2013）对乌力吉木仁苏木132户蒙古族农牧民做了实地调查，专门研究半农半牧区蒙古族农牧民收支结构。结果发现，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半农半牧区蒙古族农牧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对消费水平影响最大。

从上述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学者普遍认同收入影响消费结构这一观点，但是对收入如何影响消费结构持不同看法；即使收入总量相同，收入结构也会存在差异，从而影响消费结构的变化；研究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关系时，要注重因时因地，且没有“一刀切”的建议；运用实证方法对农牧民消费结构的研究已成趋势，且学者们普遍使用ELES模型进行实证分析。鉴于此，本文在ELES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改进的ELES模型，用以研究青海省黄南州农牧民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关系。

三、模型构建

（一）ELES的基本理论

1954年，英国计量经济学家斯通提出线性支出系统模型（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LES）。在此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路迟于1973年将LES模型进行修改，发展为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xten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ELES）。ELES模型是一种消费需求函数模型，它的突出优点在于，把各类商品及服务的消费看作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过程；在没有价格资料的情况下，也能根据收支数据估计出各类商品及服务的基本消费需求，并进行边际消费倾向、需求弹性分析。

路迟认为消费分为基本消费需求和引致消费需求两部分。基本消费需求与收入无关，是维持生活的基础部分；引致消费需求是在满足了基本消费需求之后，按照边际消费倾向将剩余收入用于购买特定的商品及服务。据此，路迟提出的ELES模型的函数形式为：

（1）式中，piqi、pi、piri分别为消费者对第i类商品及服务的总消费需求、基本消费需求；pi、βi分别为第i类商品及服务的价格和边际消费倾向；I代表收入。该模型表明，在一定收入和价格水平之下，消费者首先满足基本消费需求在余下的收入piri中，按照βi的比例在第i种商品及服务和储蓄之间进行分配。消费者的边际储蓄倾向为，且有0＜βi＜1，。

则（1）式可以改写为：

写成计量经济模型为：

其中，αi和βi为待估参数，ui为随机扰动项。对（4）式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可得到参数估计值和。

将（2）式两端求和，得到：

将（5）式带入（2）式，可得：

（二）模型构建

本文主要分析农牧民收入结构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故将ELES模型进行修正，由此得到：

其中，φi和γj为待估参数，μi为随机扰动项。对（12）式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可得到参数估计值φˆi和γˆj，γˆj即为各收入来源的边际消费倾向。同时，由（11）式可计算得到各类商品及服务与各收入来源的需求收入弹性：

式（8）即为本文构建的各类商品及服务与各类收入来源的计量模型。其中，i=1为食品（SP）；i=2为衣着（YZ）；i=3为居住（JZ）；i=4为家庭设备及服务（JF）；i=5为医疗保健（YB）；i=6为交通通讯（JT）；i=7为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WF）；i=8为其他商品及服务（QT）；j=1为工资性收入（GZSR）；j=2为家庭经营性收入 （JJSR）；j=3为财产性收入（CCSR）；i=4为转移性收入（ZYSR）。

四、实证分析黄南州农牧民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关系

（一）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因变量分别为农牧民的食品消费需求（SP）、衣着消费需求（YZ）、居住消费需求（JZ）、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消费需求（JF）、医疗保健消费需求（YB）、交通通讯消费需求（JT）、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WF）、其他商品及服务（QT）；自变量为农牧民的纯收入（CSR）、工资性收入（GZSR）、家庭经营性收入（JJSR）、财产性收入（CCSR）、转移性收入（ZYSR）。其中，工资性收入主要指农牧民受雇于单位或个人，靠出卖劳动而获得的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主要指农牧民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生产筹划和管理而获得的一、二、三产业收入；财产性收入主要指农牧民从存款、投资入股、土地出租和房屋出租等获得的收入；转移性收入是指农牧民无须付出任何对应物而获得的财政补贴和社会救济等收入。本文主要从《黄南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选取2009～2014年农牧民的年均收支数据作为样本，来实证分析农牧民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关系。

（二）模型参数估计及检验

本文采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 6.0对计量经济模型（4）、（12）的样本数据进行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具体结果见表1。

进行计量经济学检验可知：八个消费计量模型的F统计量值均显著地通过显著性检验；从调整的可决系数来看，除去居住和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模型的接近0.8的显著性水平，其他六项消费模型都超过0.8；除去居住和交通通讯的显著性水平接近10%，其他六项消费模型均在10%以内；采用怀特（White）检验，也不存在异方差性。因此，获得的样本整体模型拟合效果良好。

表1　　黄南州农牧民各项消费对各项收入来源的回归估计结果 （2009～2014）

（三）模型结果分析

1.拉动效应分析

由表1的可知，总体上黄南州农牧民新增收入对各消费支出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是：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这说明农牧民的非基本收入来源对消费拉动性更强，间接反映出当前农牧民生活改善的重心仍然衣、食等基本生活需求领域。工资性收入对各项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偏低，主要是因为受地域限制和技能欠缺，黄南州农牧民的打工收入不稳定，无法持续满足各类商品及服务的消费需求；家庭经营收入对各项消费支出的贡献较为显著，尤其表现在食品和居住方面，说明黄南州农牧民将收入的主要来源用于吃和住方面；财产性收入增加对消费增长的贡献率最大，主要体现在居住和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方面，但对食品和衣着等生存型消费方面不显著。这是因为财产性收入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且其来源过于单一，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刺激黄南州农牧民对非基本消费需求持乐观态度；转移性收入的增加有助于促进各类商品及服务的消费，主要是因为黄南州农牧民深受国家政策的照顾，享受的补贴和救助较多，拉动了消费的增加。

食品消费支出方面，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成为其显著的影响因素，三者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4442、0.3448、0.3933，总体影响强度较高，从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黄南州农牧民目前还未完全达到小康型的生活水平标准；衣着消费支出方面，主要受家庭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影响，但影响效应偏低，这是因为黄南州农牧民主要是藏族人，信封藏传佛教，不讲究华丽的外表，一生有几套拜佛和节庆服装即可。另外，很多人继承了上辈的裁制手艺，倾向于沿袭传统而自制服饰以满足对衣着的需求；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和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方面，财产性收入对其影响较大，家庭经营性收入则不显著。由此可以看出，作为收入的主要来源，家庭经营性收入并没有满足黄南州农牧民的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需求，从而导致消费结构难以升级。受限于农副产品价格较低、销路较窄，而生产性资料购置成本较高、流通较难形成的收支剪刀差，农牧民很难提高家庭经营收入从而带动消费需求的增加；居住和交通通讯消费支出方面，除工资性收入对其影响不显著，总体上农牧民更愿意把新增收入用于改善房屋和交流通讯，特别是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一方面，由于农村奖励性住房政策、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和游牧民定居工程，农牧民的住房条件明显改善，用于建筑材料、生活燃料、电等相关支出也相应增加；另一方面，近几年农牧民不断外出打工，但主要从事体力型等粗放类劳动，创造的效益较低，这让他们懂得劳动报酬来之不易，不愿轻易消耗工资性收入，尽量只花费交通费用、与留守家人的电话交流费用。

2.需求收入弹性分析

利用式（6）、式（13）和表1估计结果，计算出各收入来源对各类商品及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结果见表2。

表2　　黄南州农牧民各收入来源对各项消费的需求收入弹性

由表2可知，工资性收入对各项消费需求基本上无拉动效应，这与前面的分析一致；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加普遍刺激农牧民对各类商品及服务的支出。但是，支出的侧重点不同，尤其是对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和文教用品及服务而言，其需求收入弹性分别为1.0336、1.0698和3.4591，且均大于1，说明农牧民对这三类商品及服务的需求增长率高于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增长率；财产性收入主要对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通讯和文教用品及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较高，对食品、衣着基本无影响，说明财产性收入主要拉动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转移性收入主要对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讯和文教用品及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较高，主要是近些年来，受到了游牧民定居工程、家电下乡、农村医疗保险、农村公路村村通工程、义务教育的政策影响。具体地看，食品和衣着的需求收入弹性不高，综上分析可说明农牧民生活水平正不断改善；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和文教用品及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普遍较高，说明这三类商品及服务是未来极具潜力的消费热点，占据收入的份额也将增加，尤其是占家庭经营性收入的份额；而医疗保健和交通通讯的消费相对来说较为稳定，需求收入弹性处适中水平。

五、结论及建议

综上实证分析，可得到以下主要结论：总体而言，农牧民各收入来源对各类商品及服务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工资性收入对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这是因为农牧民受地域限制、技能缺乏、渠道窄小等因素的影响，外出打工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创造的效益较低，不愿轻易消耗来之不易的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对消费需求的推动后劲不足，主要是因为农牧民从事的是粗放型的农业生产，且二、三次产业经营性活动还较少，收入增加遇到瓶颈；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对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将起到关键的作用。这符合心理学的“心理账户”理论，因为人们不舍得消耗辛苦挣来的收入，而愿意消费掉容易获取的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具有暂时性、非传统性的特征，虽然在纯收入中占比不高，但在农牧民消费过程中表现出相对随意的态度，对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的推动效应明显。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针对性地建议：

（1）增强工资性收入对农牧民消费的拉动作用。第一，培育和扶持乡镇企业发展，有效地吸纳本地农牧民剩余劳动力；第二，加大教育培训力度，一方面对返乡农牧民进行技能培训，使其能与市场需求无缝对接，快速就业，另一方面保障适龄儿童入学及时和享受良好的教育，为以后立足社会打下基础；第三，建立健全农牧民务工权益保障制度，增强农牧民对获得工资性收入的信心和预期，使工资性收入成为农牧民稳定的收入来源，从而刺激消费需求有效增长。

（2）确保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农牧民消费的基础作用。第一，大力发展现代农牧业，增加农业科研投入，同时加强产业化经营，实现农牧业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第二，培育和挖掘农牧民特色产品及服务，赋予独特的地域和人文内涵，给予消费者特别的体验；鼓励农牧民出资从事经营性活动，并适当给予贷款优惠或技术指导；减少流通环节对农副产品增值的束缚，防止农副产品的价格过低而伤害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

（3）重视财产性收入对农牧民消费的贡献。第一，提供多样化的理财渠道，改变和创新农牧区金融体系和投资信息体系；第二，加强理财培训和宣传，改变农牧民保守的财富观念，刺激农牧民进行财产性投资的意愿；第三，采取有效的税收政策保障农牧民的金融性财产收入，减轻农牧民的税负；第四，赋予农牧民房屋财产权，有效地制定农牧民宅基地使用权出租和转让的条款；第五，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使农村土地合法流转，并依据市场行情适时提高农牧地租用标准。

（4）加大转移性收入对农牧民消费的推动作用。第一，推进农村新型医疗保险制度、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第二，加大对农牧区的扶持力度，加大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力度；第三，提高农牧业生产补贴标准，保障农副产品的销路通畅和价格合理。一方面，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给予农牧民耕作的补贴也应适当的提高；另一方面，农副产品价格过低，容易伤害农牧民辛苦劳作的成果，可建立农副产品市场价格监测，对价格过低的农牧产品给予适当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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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蕾）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Structure and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the Farmers and Herdsmen in Qinghai Province —A Case Study based on Huangnan Prefecture

Huang Wei
（School of economics，Qinghai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Xining，Qinghai 810007）

Based on the mode of ELES，this paper improves the model so as to better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come structure and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Huangnan prefecture’s farmers and herdsmen in Qinghai province.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income from different sources on the farmers and herdsmen’s consumption structure is obviously different；the role of wage income is not important；family income’s driving power is insufficient；property income and metastatic income plays key roles in promoting upgrade of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Accordingly，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property income，ensure the basis role of family income，attach importance to property income and strengthen the impact of metastatic income.

consumption structure；income structure；farmers and herdsmen

F327.44

A

1008-2107（2015）06-0036-06

2015-09-25

黄伟（1990—），女，汉族，湖南湘潭人，青海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技术经济与管理硕士，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