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妮

（河北大学 艺术学院，河北 保定071002）

2012年10月11日，中国著名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荣获此奖项的的中国籍人士。莫言的作品在中国早以被大众熟知，其中，他于1986年创作的小说《红高粱家族》，由著名导演张艺谋改编并拍摄为电影《红高粱》，赢得大众喜爱。1988年荣获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第一部荣获此奖项的中国电影。距电影成功上映27年后，郑晓龙导演又将此小说改编为电视剧，再次搬上荧屏，更是大获成功。这部电视剧不仅使大众重温了抗战时期的中国历史，更是将具有反叛性格，表现出刚毅、爱国、坚韧、生动的九儿形象融入大众内心。

电影与电视剧都是以技术作为手段，以画面和声音作为媒介，在屏幕上运动的时间和空间里创造形象，再现和反映生活的一种媒介艺术。但电视剧与电影又存在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就导致了在对同一部文学作品进行改编时，所产生的一系列不同。对于这部文学作品，两位导演和编剧对此剧情中的主人公“九儿”的塑造上可以说是迥然不同的，本文就以此主要人物形象“九儿”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其在电影、电视剧的反叛性格塑造的不同。

一、媒介特征导致的差异

在媒体与电子技术发达的当今时代，电影与电视都成为了大众生活的一部分，但两者毕竟有技术、现实、意识形态等层面上的差异，因此，对内容的编排、人物的塑造、对大众的影响也就有些差异。

第一，篇幅的长短所造成的差异。电影因放映空间、场次等原因，更因为片长时间的约束，造成剧情细节上不能更细致地展开；一部电影通常只有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长，能够表达出的故事情节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导演与编剧在对小说进行改编时，定会对故事内容进行适量甚至是大部分的删减。张艺谋导演在将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改编成电影的过程中，只保留了《红高粱》和《高粱酒》两部分，并且因篇幅限制，还省略掉部分人物与情节，在电影版《红高粱》中，九儿是影片中唯一一个主要的女性角色。所以，对于女性反抗精神的表现，都是通过她来展现的。然而，因为电影时长的限制，导演不可能拿出太多的时间对九儿的生活或者生活中的反抗精神加以详尽的展示。在片中，导演一方面以九儿的经历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另一方面则表现她的反叛精神。大众不可能在短暂的时间中融入九儿的内心，深层次理解九儿的反叛精神。

电视剧在这方面恰好与电影是相反的，因为电视剧可以分集表述，每集时间最少也有30～40分钟，可以将情感、细节渲染并完全抒发。这种表现方式，提升了与大众现实生活的亲和力。这种现实的亲和力，更使主创人员对剧中人物塑造贴近现实、贴近生活，也可使人物形象塑造更加丰满，大众也更容易融入剧中，体验人物内心感受。就电视剧艺术手段而言，因其媒介特征的缘由，不仅可以将小说中的内容进行改编，还能够进行适当的创造，在电视剧版中就增添了许多小说中没有的人物，如：张俊杰，电视剧中新增加的一个男性角色，既与九儿青梅竹马，又是一个很有学识与上进思想的青年。他的思想影响了剧中很多人和九儿，对于剧中九儿反叛精神的塑造，张俊杰的存在也起到了衬托和推动的作用。他不仅是向九儿介绍外面世界的第一人，也是后期与九儿共同保家卫国的合作伙伴。淑贤，九儿的大嫂，也是剧中新增的一个女性人物，她长期受到道德、伦理上的压抑，一心做好贤良淑德的媳妇；她善解人意、懂得隐忍、顾全大局，大家都视她为女子中的“楷模”。表面上，她是符合当时时代背景的好女子，其实内心却隐藏着为了结束这种压抑生活而抗争的一面。但她的反叛与九儿不同，她的反叛精神是压抑的、是隐性的。她心中乏味，终日在大烟中寻求那一丝仅有的乐趣，为了保住她霸占的家长地位，她甚至与土匪勾结。她的出现，进一步促成了九儿的性格反叛特征。这些人物，对推动剧情、塑造和升华九儿反叛的性格，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更加丰富整部剧的内容。这也是电影与电视剧版的《红高粱》产生不同艺术效果的原因所在，也就使其各自具有了不同的研究价值。

比较而言，电视剧版《红高粱》对于原创人物的塑造是成功的，其不只将反叛精神放于一位女性角色上，而是扩充到很多角色中，这既将反叛精神赋予了新的形式与高度，又增添了电视剧戏剧化。由于电视剧这种传播媒介的特征，使大众更易接受，也使反叛精神的传播更加生动形象。

第二，视听语言角度对主题的展现。电影与电视剧两种类别最本质的区别即是传播媒介不同所导致的视听语言特征不同。传统的电影通常在影院或剧院播放，环境较黑暗，观众更容易将注意力集中在影片中。并且电影放映的宽银幕视觉效果好，观众所能体会到的视觉冲击更强，更有利于电影主题的渲染和表达。比如，在对高粱地的表达上，电影和电视剧就迥然不同。在电影《红高粱》中，高粱地是一片鲜艳的红色，这对于造成视觉冲击、呼应片名的“红”、渲染气氛等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红色在影片中象征着热烈、象征着生命意志，也象征着鲜血和反叛，所以导演利用视听语言中的“红”，透出了一种强悍的、狂野的、生机勃勃的气质，观众也从中感受到了强烈的生命意识。

电视剧的传播媒介是电视，电视作为一种比较大众且小型的媒介，与电影相比，很难在画面和音响效果上有所超越，故而一般的电视剧都以叙事、剧情取胜，所以在电视剧《红高粱》中，对于反叛精神的体现绝大部分在于人物和故事中，视觉效果对主题的渲染相对较少。但这也并非说明电视剧可以忽视视觉对观众的影响，一部好的电视剧，各方面都应对主题的表达起衬托和辅助的作用。

二、拍摄时代的跨越展现出反叛精神的不同

作家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创作于1986年，张艺谋导演电影版《红高粱》拍摄于1987年，而电视剧版《红高粱》拍摄于2013年。大幅的时间跨度，对于电影、电视剧所侧重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意义不同，更是不同时代反叛精神的不同体现。作品中角色表现出的反叛精神，是对当时时代的反叛，也是对命运的反叛，即是对民族精神的展现。

电影《红高粱》通过描述对性、对生死和对酒的崇拜，表现出了人最本质的特征：对生命的欲望和意志。在当时，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与探索。在1987年时，我国电影、电视艺术的普及程度并不似如今这样几乎人尽皆知的程度，因此，从传播角度来看，二者有很大的差异。两任导演在主创方向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角色的设定上，两部剧的主创人员在对人物进行设定的时候，在遵循原著的前提下，明显有着不同的方向。最显著的特征就体现在两部剧共同的主人公“九儿”身上。

电影《红高粱》是以第三人称为视角撰述的，表现的是“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爱情、抗日的故事。在这种“讲故事”的讲述下，是不会将主人公的生活原原本本也讲述出来的，所以九儿不多的篇幅描述与性格的塑造，是符合电影视角要求的。在电影《红高粱》中，九儿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农村女孩，她本身的性格是偏于内向沉默的。她身上的反叛精神，是因为所遭受的一系列变故而被激发。电影中的九儿，更突出的性格是其骨子里的叛逆与其表面温柔的反差。而电视剧《红高粱》中的九儿，却与电影大不相同。电视剧中的九儿一开始就表现出性格上的刚毅与顽强，个性鲜明，不妥协其坚苦的命运，敢于与一切不公抗争，是为自己的内心而活的女孩子。她可以为自己青梅竹马的恋人毅然决然地私奔，也会为被自己父亲卖掉的母亲赎身，更在被告知母亲上吊自尽后便拿斧子要砍人。因此，九儿从性格里迸发出的勇敢、无畏的反叛精神是显性表现的，是从她一点一滴的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在接下来的剧情发展中，九儿的刚毅性格直接或间接地与九儿的矛盾冲突有关系，九儿的性格成为了推动剧情发展的主要且明显的因素之一。

这种人物性格上的差异设定是与主创团队所处的时代不同，主创方向不同以及受众群体的心理需求不同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电影的视角下，讲述者并不能将人物性格完整还原，所以对九儿的人物性格也没有太多赘述，或者说，在电影《红高粱》的整个剧本中，并不需要一个具有敢做敢为、刚毅果敢性格的九儿。对于电影来讲，影片中九儿的性格已经足够。

直至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人们又开始重读莫言的文学作品，随着“莫言热”的不断发酵，这部曾以电影表现形式被大家熟知的《红高粱家族》也广泛受到大众的关注。然而，在受众面极广的电视荧幕上却从没出现它的影子，而当年电影版的创作又受到时代背景局限，其主创理念、人物设定和情感展现都难以满足现代人的情感需求。当今时代与电影《红高粱》的拍摄时代无论是在年代背景，还是社会价值观、受众审美趋向以及文化消费能力等各个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差异。当今中国影视媒体发展已经有长足的进步，中国影视产业在世界影视产业中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影视的传播能力也有了显著地增强。传播意识、传播精神，也成为了媒体工作者的潜在任务，受众对于电视的需求也更多偏向放松和娱乐，关于民族、情怀、精神的元素也不再是十分显性的展现，而是渗透在影片深处，让人意会。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2014年电视剧《红高粱》创作完成并在全国各大卫视播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电视剧《红高粱》在遵从原著的情况下，以最大限度的方式创作，丰富当时的故事情节，延伸故事的精神体现，表达出九儿更强的反叛精神与爱国主义情怀。从这个角度来看，电视剧《红高粱》不仅刻画了原著中那个年代女性朴实、反叛的精神，也包含有当今社会女性所拥有的刚毅、上进的品质，使作品中所歌颂的女性反叛精神融入时代的元素。这样的创作更符合当代人的情感认知和审美需求，因此，电视剧版《红高粱》同样获得了应有的效果与成功。

不同的创作背景，不同的表现形式，不同的时代元素，却共同表现了社会各层级的反叛精神。因此，不论以何种表现手法来展现反叛精神，绝不仅局限于内容、形式本身，更需要的是时代意义上的理解，作品与受众的共鸣，使其意义深厚、内涵更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