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大伟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100091）

从2013年6月18日到2014年10月8日，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经过一年多的扎实推进，活动取得重大成果，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加强作风建设，须见贤思齐。2015年是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作为党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陈云同志就是践行群众路线的杰出代表。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回顾陈云同志的优秀品质和高尚情操，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为民

（一）人民利益至上，心中有民

陈云的为民情结与他所处的历史条件和个人经历有重要关系。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黑暗统治给整个社会带来无穷灾难。陈云出身悲苦，4岁时就已父母双亡。他从懂事起，就耳闻目睹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的强盗行径。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陈云以极大热情投身革命洪流之中。他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人生观的转变，这也标志着他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陈云在回忆自己的入党动机时提到：“罢工斗争和看了两本书就加入了党，但是我自觉入党时经过考虑，而且入党以后，自己觉得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是要干革命。”“那时确了解了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这个思想对于我影响很大。”[1]25

参加革命之后，经过系统的理论学习和革命实践的历练，人民利益至上更成为陈云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在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陈云严抓党建，对党员和各级党组织提出诸多以人民利益为本的要求。他详列了“共产党员的标准”，强调“每个共产党员不仅要坚信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而且必须对于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有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和奋斗到底的决心”[2]138。“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2]141陈云要求地方党组织把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列入经常议事日程，“要经常了解群众的情绪，群众的呼声，帮助群众解决困难。”[2]158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陈云意识到，人民最关心的利益就是改善生活，他反复强调：“我们不应该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关于这一点，不论党、政、军、民各团体都应该注意，把改善群众生活的工作做好。”[2]173

无论在党局部执政时期还是全国执政时期，陈云都是重要领导人，他始终将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时刻以“对得起老百姓”作为自己“做官”的价值追求。在七大上，陈云坦诚地说道：“我自己感觉做小官不要紧，官一做大就不好搞。”“共产党的中央就是决定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命运”，责任这样重大。“搞得好那就对得起老百姓，搞得不好，那就要死人……可以把革命推迟几十年。”“现在想起来，这样的担子在身上真要汗流浃背。”[3]397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提出的“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与陈云这些话异曲同工，陈云对党和人民做出了彪炳史册的伟大贡献，尚有此如履薄冰、夙夜在公之情怀，实在值得今天的党员干部体味与深思。

（二）为人民谋实利，民生为先

在抗日战争后期，陈云主持边区财经工作。为了避免增添群众负担，他在工作中贯彻落实“节约储蓄，增加生产，备战备荒”的方针，既解决了开辟解放区的费用问题，也未影响群众生活，而且为边区人民留下一些家底。后来周恩来在回忆边区经济工作的成就时还说：“在陕甘宁边区搞生产的最高峰只有三年，即一九四三、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等到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向延安进攻，我们撤出延安，在陕北打游击，到了任何一个地方，即使是最艰苦的横山山区，老百姓家存的粮食都是满缸满仓的。我们就靠这个打了三年的解放战争。”[4]422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主抓全国财经工作。他从实处着眼，既照顾全局，更照顾人民的切身利益。兼任商业部部长期间，陈云强调：“商业工作天天同人民群众打交道，管吃、穿、用，管油、盐、柴、米。不要看不起这些，这是人民的大事。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商业关乎六万万人的日常生活，不能说是小事情，不重要。”[5]33-34陈云小中见大，从日常生活中看大局，其战略眼光可见一斑。

陈云尤其关注人民的吃饭问题，不止一次提到“粮食工作是一项关系全国人民切身利益的重要工作”[5]72。他把粮食工作定位为广泛的艰巨的群众工作，强调这样的群众工作要长时间地做下去。陈云在实际工作中也是这样做的。

三年困难时期，吃饭问题更成为全国人民面临的最迫切问题。在听取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2年计划安排情况汇报时，陈云说：“城市人民营养不良已经三年……我们吃着也不安稳，必须全面解决大中城市八千万人民的生活。”[3]1235-1236他曾多次召集有关营养专家座谈，研究解决大量群众得浮肿病的问题。1961年，为探寻调整农村政策、解决农业困难的具体办法，陈云带着病体两下江南，开展调查研究。得知农民仍然吃不饱，他一夜没有睡好。在农村干部座谈会上，陈云动情地说：“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使大家有饭吃，有衣穿。现在老百姓的肚子还吃不饱，生活还那么困难，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还存在不少问题。应该说主要责任在中央，是我们中央的几个同志工作没有做好，我就是其中之一。”[3]1260为了能让老百姓吃饱肚子，陈云在当时的条件下提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的方法并付诸实施，如：节约使用并保持相当数量的粮食库存，节制生育，通过发展化肥和水利促进农业增产以解决吃穿问题等。这些措施对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后，在人民生活方面，陈云最关注的仍然是吃饭问题。1985年，他接见几位食品工作者，应其请求题词：“民以食为天，向人民提供营养、卫生、方便、实惠的食品，有利四化建设。”他还在1988年为《吃的选择》一书题词：“民以食为天，人民吃的如何是关系国运昌盛的大事。”[3]1797

此外，陈云关心儿童的成长，尤其关注少年儿童的教育问题，强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让儿童失学”。他还颇有先见之明地提出在经济建设中要注意保护环境，晚年多次就环保问题向中央提出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告诉我们：“搞好教育实践活动，说一千道一万，还得看解决问题。”陈云一生抓民生，常在危难时期挺身而出，为老百姓带来切切实实的物质利益，为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立下汗马功劳。在给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方面，陈云早已为各级领导干部作出了表率。

（三）为人民谋长利，行稳致远

建国之初，在对粮、油、棉实行统购统销决策过程中，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陈云经过慎重思考，力主统购统销。他指出：“只有采用这种办法，才能保证我国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6]256此外，陈云深知统购统销给人民带来的不便，强调：“只要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增加了，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到可以充分供应市场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办法就应该取消。”[6]261这既是陈云实事求是、从大局出发的工作作风的体现，也是他一心为民情怀的表达。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伊始，针对当时多个省区要求少购多销的情况，陈云反复陈说利害：“在粮食分配方面，要照顾国家和农民两个方面的利益。如果只顾国家需要，而不顾农民的需要，就会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利于农业生产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如果不顾国家的需要，只是片面地强调农民的需要，就会影响城镇居民的口粮供应，就会妨碍国家的建设。”[5]73

1980年后逐渐出现的只强调市场调节、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忽视国家统一计划和集中领导的倾向，有愈演愈烈之势，导致有些地方只顾眼前和局部利益、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市场秩序混乱。陈云担心再次出现国家经济比例失调。他认为农业经济是国家经济重要的一部分。农业实行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后，“也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不能让农民自由选择只对他自己一时有利的办法”，“八亿农民的所谓自由，就会冲垮国家计划。说到底，农民只能在国家计划范围内活动。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农民的长远利益，国家才能进行建设”，“这是农民与国家两利的大政方针”[3]1639。

陈云晚年一直重申“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认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掌握一定的幅度，不能过高、过快”，“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领导干部要有大局思维、辩证思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陈云早已将这两大思维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即坚持群众路线，敬民爱民，又不做尾巴主义，从大局出发，从长远着眼，而这种能力源于他心中有党、心中有民的赤子情怀。

二、务实

（一）原则——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认识的基础和来源只能是实践。为了坚持实事求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陈云坚持原则，真正做到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一思想是对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具体化和丰富化，体现了陈云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

在理论上，陈云对“三唯”的解释是：“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5]371具体地说，不唯上，需要听上面的话，但不要唯上命是从，这和同中央保持一致并不矛盾，按照陈云在党的七大上的讲话来说，就是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我们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怎样。”[7]296不唯书，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执行中央文件精神，但是要结合本部门本地区的具体情况，不能教条学习、机械执行。“只唯实”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群众的实践，开展调查研究，达到实事求是，从而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在实际工作中，陈云真正践行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原则。

抗战胜利后，中央一度指示要在东北集中作战，守住关口，并且计划夺取沈阳、长春、哈尔滨，以达到全占东北的战略部署。当时担任东北局委员兼北满分局书记的陈云经过实地考察，搜集并分析各方面信息，得出与中央不同的认识，并向中央提出让开三大城市，主动分散到广大农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新建议。由于陈云的判断符合实际，该建议得到中央肯定。

建国后，陈云因反冒进曾被批评为“离右派只差50米远”，又在“大跃进”期间被视为右倾保守。但他不顾个人得失，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最终他的正确意见赢得了毛泽东的赞赏。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是唯一没有在大会上讲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他道出了其中缘由：“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3]1292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要求党员干部“革命理想高于天”，陈云的浩然正气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写照。

“文革”开始后陈云多次受到冲击，但当他接触到老干部历史问题和企业生产问题时，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力保护老干部的身家安全和名誉，直言工厂应该发展生产和正确对待规章制度。九一三事件后，陈云协助周恩来抓外贸，对于如何处理自力更生同利用外资的关系，他提出：“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至于是不是合法，那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在“文革”那种特殊环境下，陈云刚刚出来工作不久，就能如此大胆而鲜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充分显示了他的性格和高度责任感。

“文革”结束后，面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陈云毅然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工作。他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冲破压力，要求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的讲话使此次会议成为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时期，陈云也对改革过程中的不良现象提出批评，并尽己全力为中央出谋划策，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定党性和崇高风范。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有担当，在这里，我们看到无论顺境逆境，为了党和国家、为了人民，陈云置自身荣辱安危于度外，这就是大情怀、真担当。

（二）方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陈云“唯实”原则的进一步具体化，也是他能够做到务实的根本方法。

早在陕北主持边区财经工作之时，陈云为了掌握商情、抓住时机，就经常到延安市场上了解情况，而且派人到西安等地侦查、搜集经济情报，还注意从报纸、杂志和过去的文献资料中寻找有关动向的蛛丝马迹。解放战争后期，陈云在短短几个月内多次举行专业会议，对财经工作做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建国后，陈云主管经济工作，无论是解决统购统销造成的国家和农民关系紧张问题，还是调查研究发展农业、增产粮食的办法，他总是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

令人感动的是，面对1960年极端严峻的经济形势，陈云在刚刚结束疗养的情况下，就到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地进行紧张的调查研究。他在3个月考察中形成的认识和提出的解决农业困难的一系列办法，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庐山会议后继续“大跃进”带来的严重损失。1961年，陈云先后分两次用了5个月的时间，到10来个省市进行调查。这些调查对摸清当时全国的经济状况，制定调整经济的正确政策具有重要作用。此外，陈云还到青浦农村与煤炭冶金工业进行调查。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夸奖陈云对经济懂得比较多，指出“他的方法是调查研究，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8]106。“文革”期间，陈云虽遭受不公待遇，被疏散到江西南昌蹲点，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籍。同时，陈云不顾体弱多病，在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进行基层调研，他把这看成是深入基层的难得机会，不避严寒酷暑，深入到工人中，走遍了工厂的每一个角落。陈云在江西的调查研究活动，说明他不论在怎样的处境下，始终不忘忧国忧民，总在思考发展经济、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具体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机关干部要多接地气，在这里，我们看到身居高位的陈云毕生深入群众、甘当群众小学生，这就是接地气的生动体现。

（三）求真——交换、比较、反复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因为人的认识受到客观环境和主观能力水平的限制，所以认识需要经历无限反复的过程。陈云向来模范执行毛泽东所倡导的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为了务实，必须求真。他常说：“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5]250为了搞清楚“实事”，陈云概括出了“交换、比较、反复”的六字方法。

关于交换，陈云指出：“看问题往往容易产生片面性……用什么办法来弄清情况呢？办法之一，就是多和别人交换意见。这样做，本来是片面的看法，就可以逐渐明白起来；本来意见有分歧的问题，就可以逐渐一致起来。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怎么办？我看可以做点假设，从反面和各个侧面来考虑问题，并且研究各种条件和可能性，这就可以使我们的认识更全面些。”[5]188-189从陈云的论述可以看到，他提出“交换”方法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全面认识。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发动广大群众和干部对我们的工作提意见……领导干部听话要特别注意听反面的话……要想得到比较全面的正确的了解，那就必须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总之，我们共产党员要加强修养，养成耐心听取不同意见的良好习惯”[5]188。

关于比较，陈云提出：“研究问题，制定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在具体实施时，“不但要和现行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外国的作比较。”从而“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5]189。

关于反复，陈云指出：“作了比较以后，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个时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出决定。”[5]189

陈云把“交换、比较、反复”的认识方法运用到实际中去，保障了决策和工作的科学性。陈云所作出的重大决策，都是在集思广益、全面了解并且经过反复思考后才作出的。他经常同别人交换意见，倾听各种意见，欢迎不同观点。

“一五”计划时期，大量人口参加到工业战线中来，造成粮食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陈云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考虑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当时他并未立刻提出，而是会同有关部门的同志商量，并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征求意见，就是为了集思广益，看看除此之外还有何种方法，若实行此法会有什么负面效应。经过反复比较，陈云最后判断只能选择统购统销。在当时复杂的情况下，他还愿意主动承担责任，为中央下决心作出科学决策提供了心理上的支持。

“文革”后期，陈云在极度艰难的逆境之中协助周恩来抓外贸工作。在此期间，他思考如何把农业搞上去。由于北方缺水，中央计划实施南水北调。当时陈云向水利部和南水北调相关地区的领导提出，南水北调关系子孙后代，这个工程要搞，但什么时候搞，走哪条线，要慎重，一定要让不赞成搞的同志充分发表意见。他建议在沿途各城市设南水北调问题的专用信箱，以便收集意见。

改革开放时期，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任务，陈云认为必须要提高党在新时期的执政能力。为此，陈云希望把学哲学作为领导工作的一部分。他考虑让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领导带头学起并形成定制。虽然在党内德高望重，但陈云没有贸然向中央集体提出建议，而是和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交流了自己的想法，感觉条件可行后，再同中央领导同志分别交换意见，如此之后他才提出建议。

为了更好地交换和比较不同意见，解除下属干部的顾虑，陈云经常告诉大家要百无禁忌，“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他重点针对党内干部对上级不敢提不同意见的情况，着重指出：“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如果共产党员不能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大家见面都是‘今天天气哈哈哈’，我看人们就不会参加革命，也不会愿意当这样的共产党员了。”[5]187话语是生动的，但他提出的现象是直到今天每一名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都要深以自省的。

三、清廉

（一）清正廉洁，以身作则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的要求，其中“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就是对即将在全国范围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保持清正廉洁的要求。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陈云就是清正廉洁的典范，党性修养的模范。建国伊始，针对一些党员腐化堕落的现象，陈云生动地描绘了这些人的变化过程，他说：有些共产党人，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有的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陈云本人生活非常俭朴，有的衣服已经穿过30余年，打了很多补丁。他还给家人制定严格的家规：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9]60。在实际生活中，陈云一家都严格遵守“三不准”家规。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和他同在中财委工作，但她从未搭乘过陈云的用车，上下班都骑自行车。于若木陪同陈云在外地修养，陈云要求她在此期间不能拿工资。

“文革”期间，陈云到江西“蹲点”，搬到南昌青云谱干休所之前，要购置一些日常生活用具，这些东西按制度规定是可以报销的，由于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陈云坚持自己出钱，为国家节省开支。江西省革委会给他配了破损严重的旧轿车，司机认为车太旧，建议换一辆。陈云坚持“配给我们什么车，我们就用什么车”。唐山大地震时，陈云住的房子出现裂缝，他坚决反对翻修，“我的房子比四周老百姓的房子要好得多，为什么要翻修？！把这样好的房子拆掉重建，老百姓会骂死你的。如果是为了防震，搞一点钢架支撑一下就可以了。”[3]1439

对自己的后事，陈云生前曾交代过：“我是赞成火葬的”，“同时我还赞成尸体解剖的，因为这无损于死者而有益于医学”。“如果我死后医生觉得哪些器官需要解剖来证实一下当时诊断医疗是否正确，请让医生解剖。”关于丧事从简的意愿，陈云生前也多次向中央做了表述。按照陈云的遗愿，他去世的第二天，北京医院的专家们含着悲痛对遗体进行了解剖。他的内脏器官献给了祖国的医学事业[3]1838。

（二）从严治党，端正党风

陈云“从严治党”思想集中体现在改革开放后他主持中纪委工作期间。当时党的建设面临严峻挑战。一是十年内乱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受到严重破坏，党的威信下降。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对党的作风建设带来冲击和考验。三是大多新进的年轻干部没有受过党内政治生活的严格训练，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知之不多。作为中纪委第一书记，年老的陈云在当时复杂困难的环境下，为党的纯洁性建设和长远发展而扎实工作。

1980年11月，陈云在中纪委座谈会上提出三条意见，其中一条便是“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这个著名论断一经提出，很快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赞同，并在全党形成共识，产生了影响深远的警示作用。

当时经济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行为，突出表现为走私贩私活动，特别是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省实行特殊政策后，走私活动十分猖獗。党内有些人特别是一部分领导干部对反走私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有的人自己的手脚也不干净，这些情况引起陈云的高度重视。1982年1月，陈云将中纪委报送的题为《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一份简报批给胡耀邦、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并指出：“我主张要严办几个，杀几个，判刑几个，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5]273陈云还反复提醒全党：“对于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如果不给以严厉的打击，对这股歪风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5]331

陈云把党风问题放到关乎改革大业成败的高度，他明确指出：“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5]275为了搞好党风，他认为应加强对党员的党性教育和纪律教育。在实际工作中，陈云抓住干部亲属这一特殊群体，他勉励烈士子女像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他还告诫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5]352

历史是生动丰富的，述说陈云如何践行群众路线，可以千言万语，以上只是做了一个简要的梳理和分析。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党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指导下开展伟大的执政实践，作为党员，我们应该学习陈云同志的高贵品质和赤子情怀，身体力行群众路线，厚植党的群众基础，为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贡献自己的力量。

[1]陈云年谱：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2]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经济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5]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陈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陈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陈云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9]周海滨.家国光影：开国元勋后人讲述往事与现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