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博，彭 玲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中文系，湖南 娄底417000)

张爱玲出生于清朝的名门贵族，但是这个看似富贵显赫的家庭带给她的却不是温暖与安宁，相反，她经历了太多曲折——家道中落、父母离异、亲戚相互压榨。青年时期留学香港，曾以天才少女般的姿态惊艳了文坛，却又遭遇了刻骨铭心的爱情悲剧，晚年独居海外，客死他乡。而胡兰成的人生经历则大为不同，虽然出身于浙江绍兴的小乡村，但是父母慈爱，家庭和睦。早年不甘平庸，四处闯荡，曾一度被称为汪精卫的“文胆”，且身边红颜无数，风光无限。在童年的幸福以及早年爱情、事业的得意中，胡兰成形成了一种沉醉自恋的欢喜态度。所以，同一段爱恨过往在胡兰成笔下，变成了《今生今世》里文辞清灵娟秀、情思简约雅致的大团圆，人生美得是一袭华美的袍;张爱玲则在《小团圆》中写尽人世纷乱，行文中流淌着其从早年记忆里绵延而来的沉湎与苍凉，华袍上爬满了虱子。

一 家世背景

无论是张爱玲的没落贵族情调，还是胡兰成的尘世欢喜，无不与其早年家庭生活有关。

(一)没落贵族:张爱玲

张爱玲出生在一个旧式大家族，在中西杂糅的十里洋场上海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张爱玲的家族记忆是充满历史感的，她的家族中出现了众多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人物。“外曾祖父李鸿章更是大名鼎鼎，张佩纶与李鸿章之女李菊藕的联姻更是成了‘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中的才子佳人式的佳话。”［1］1我们读张爱玲的《小团圆》会惊艳于其文字描写的华丽，仿佛自带着一股贵族气息，但又透着枯败与荒凉。她熟悉旧的生活方式，了解旧式人物的习性，因此她的笔下描写得最多最典型的就是没落文化背景下各式各样的旧式人物。张爱玲在给宋琪的信中提到:“志清看了《张看》自序，来了封长信建议我写我祖父母与母亲的事，好在现在小说与传记不明分。我回信说，‘你定做的小说就是《小团圆》’。”［2］《小团圆》以沪港“洋场社会”为背景，以自己和自己身边的遗老遗少、太太小姐为描写对象，描写一幕幕在金钱和婚姻上的勾心斗角和人生悲剧。《小团圆》里所囊括的家世之败落、亲情之淡漠、爱情之离散源自于张爱玲自身经历中最直接的感受，也是最“张爱玲式”的创作。

(二)乡间小子:胡兰成

和张爱玲大为不同的是，胡兰成出生于浙江嵊县的一个小乡村，青年时外出求学，其后便开始四处打拼。胡兰成的族人都是本本分分的庄稼人，其先祖用胡兰成自己的话来说便是“有些运气”，“胡村人皆姓胡，上代太公是明朝人，贩牛过此，正值大旱，他遗火烧尽田上田稻，把牛都赔了，随即却来了好雨，禾秧新茁，竟是大熟年成，全归于他，他就着此地安家了”［3］8。由于生活在农村，日常接触的都是农民，固守家园的农民们和他们寂静安稳的生活在胡兰成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胡村的农耕文化注重时令节气，所以他在《今生今世》中，直接以“陌上桑”、“子夜秋歌”、“清明”、“端午”、“采茶”等为标题。民间的童谣、民谣、传说和地方戏剧也常常出现在《今生今世》里，比如，“月亮婆婆的的拜，拜到明年有世界”［3］11和“油菜开花黄如金，萝卜籽开花白如银，罗汉豆开花黑良心”［3］19等。同样是以自身经历为基础，胡兰成更多的是描写民间村户亲人之间的日常温情。

二 亲情世界

张爱玲和胡兰成在《小团圆》和《今生今世》中描绘亲情的方式相去甚远:胡兰成用文字拥抱亲人间的温情，张爱玲则是直面人世间的冷暖，揭掉温情的假面。

(一)张爱玲直面冷暖

不同于祖父母佳话式的婚姻，张爱玲父母的婚姻仅仅是旧制度下的牺牲品。“张爱玲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遗少式人物，早先对张爱玲还是喜欢的，对张很小时候就显露出来写作才能也有几分得意。”［1］15但是，挥霍祖产、吸鸦片、养姨太、逛堂子，这些遗少的恶习，张爱玲的父亲都有。至于张爱玲受到什么样的待遇，更多情况下是取决于他的兴致，张爱玲从他那里领略到的封建家长式的专断粗暴多于爱。张爱玲的母亲黄逸凡则是一位新女性，面对无爱的婚姻，她丢下4 岁的张爱玲出国去学习美术。在张爱玲的记忆中，母亲“是个魅力又敏感的女人，而我很少有机会和她接触”［4］。一直遥不可及的母亲也曾有不那么遥远的时候，那是张爱玲记忆中一段最美好的时光。当时张母黄逸凡答应丈夫痛改前非的请求，回国拯救婚姻，家中似乎因为女主人的回归而展现出新的生机。美丽的花园洋房，自己挑选的颜色粉刷的墙壁，张爱玲觉得“第一次生活在自制的世界里，狂喜得心脏都要绷裂了，住惯了还不时的看着就又狂喜起来”［5］72。但是，好景不长，父亲本性难移，母亲最终毅然提出离婚，母亲的再次出国对张爱玲来说是二度伤害。所以，在张爱玲眼中幸福是短暂易逝的，世事的无常才是恒常。父母离婚后，张爱玲出国读书的愿望被父亲一口否决，在一次继母的挑唆后，张父更是对其大打出手并关禁闭。张爱玲后来逃出张家去投奔母亲，张母并没有像传统母亲那样急忙将子女保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而是教张爱玲独立。在柴米油盐的计较与母亲功利性的培养中，张爱玲变得无比现实。“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6］准确地说，不再柔和的不应该只是家，而是张爱玲对亲情渴望的心灵。

面对家庭温暖的缺失，张爱玲过早地积累了对人对事的否定性情绪和对人性的悲观。所以，在《小团圆》中，我们极易发现人性中的冷酷无情。我们先来看张爱玲对“亲子之爱”的审视，在《小团圆》中很难找到歌颂“母爱”或者“父爱”的片段。相反，张爱玲创造了一个颠覆性的母亲形象。蕊秋将九莉的800 元奖学金打牌输掉后，面对往客厅筋疲力尽的挪沙发的九莉大骂:“你这是干什么?猪!”［5］119当九莉患病时，蕊秋责骂:“反正你活着就是害人，像你这样的只能让你自生自灭。”［5］130对颓废无能的父亲的记忆演化成笔下男性的集体退化，例如黑瘦矮小的魏先生，娃娃生孩儿面的李先生，以及去洗澡时单薄的绪哥哥。再看她对婚姻与爱情的审视。《小团圆》里没有浪漫而圆满的婚姻与爱情，只有“调情”和权衡利弊的交易。在张爱玲笔下，“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7］。所以，父亲和姨太太之间只是一同抽大烟、一同腐烂老去的陪同，而母亲也不过是趁着年轻貌美，从一个男友处投奔到下一个男友处，其最终选择婚姻也只是为了获得保障性的长期饭票。

(二)胡兰成拥抱温情

比起张爱玲的家庭，胡兰成的家庭要温暖许多。在胡兰成的记忆里，胡父努力撑起胡家的一片天，为胡兰成的成长营造良好的内外环境。“我祖父去世，父亲十八岁当家，家业当即因茶栈倒账赔光，此后一直只靠春夏收购山头茶叶，转卖与他家客栈，得益可得二百银圆，来维持一家。”［3］41胡父不仅仅给予了胡兰成的童年生活物质上的保障，还给予了胡兰成很多关爱与包容，小时候父亲时常带胡兰成去杭州，看髦儿戏、买时新的卫生衣。胡父精通三弦横笛等，也时常在家教胡兰成早起写字，还时常讲书与他听。当然，小孩都有犯错误的时候，胡兰成好不容易考进蕙兰中学，却被中途劝退。小叔要胡父按照家规惩罚胡兰成，胡父问过事情缘由后，丝毫没有惩罚胡兰成。胡兰成的母亲是个典型的传统式贤妻良母，有着南方女子独特的温婉细腻。有一次家中无米做饭，胡兰成怕母亲为难，就一个人在外玩耍不回家。随后母亲却来叫他，回家只见饭已煮好，用的是留作种子的蚕豆。而胡母只是“坐在高凳上看我与五哥七弟弟盛来吃，带着歉意的微笑，十分安详”［3］51-52。胡兰成稍大一些时候，每次外出读书，胡母为其整理行装，都会细心叮嘱:“出门要理睬世人，常时饥饿冷暖要自己晓得。”［3］52胡兰成的父母也是中国旧式的婚姻，但是，与张爱玲父母的无爱婚姻不同，胡兰成的父母“何时都像是少年夫妻，小时候我每见父亲从外归来，把钱交给母亲，或吃饭时看着母亲，一桩家常的事，一句家常的话。他说时都有对于妻的平静的欢喜与敬重，而做妻的亦即刻晓得，这就是中国民间的夫妻之乐”［3］44。父母的相敬如宾，小小的胡兰成都看在眼里。生活遇到苦难时，夫妻二人也不是各自飞，而是相互扶持。有时家中没有米做饭，傍晚才弄来谷子，天已昏暗，邻家都已吃过晚饭，胡家还在檐头筛米。“母亲用木勺撮米到筛里，父亲筛，我在旁执灯照亮。”［3］51因为父母的相亲相爱，没米做饭似乎都成为了胡兰成记忆中美好的场景。

怀着对爱的记忆和追求，胡兰成自然而然地选择了用一种审美式的人文情怀来审视婚姻和爱情，用他的文字来拥抱人世间所有的美好和温情。农户人家不可谓不清苦，但《今生今世》里民间生活充满了活泼、热闹和开心，“人世的诸般妙好，皆是一个生命的演绎，而在劳动中有着人与物的亲情”［3］123。比起张爱玲习惯于赤裸地揭掉温情的假面，胡兰成则醉心于呈现人情的美好。《今生今世》里描写的都是琐碎事，但是他写来也非常之生动，连吵架骂人都有一种烟火人间的世俗美态。例如，他写父母打架，“两人从楼梯口打下来，父亲夺路跑了。可是母亲到底亦把我父亲无法”［3］44。因为文字之下潜了一脉温情，才能让这一段打架的生活场景充满人情味。

三 文学熏陶

张爱玲和胡兰成都具有很高的文学造诣，但是他们所接受的文学熏陶却大不相同，所以他们的创作也各有特色。

(一)中西结合的张爱玲

张爱玲创作特色的形成与其所接受的中西结合的文学熏陶方式密不可分。在中国文学营养的汲取方面，张爱玲曾经反复提及自己对张恨水等人的都市通俗小说及都市世俗文化的热爱。此外，张爱玲也强调过《红楼梦》和《金瓶梅》是她一切的源泉——特别是《红楼梦》。《小团圆》中她对人物形象神态的描写、人物性格的塑造以及形式等都可以看出《红楼梦》的影响，比如，月下去买蟹壳黄的九莉是“穿着件紧窄的紫花布短旗袍，直柳柳的身子，半卷的长发”［5］141，继母翠华则是“半旧窄条纹薄绸旗袍，更显出一捻腰身，玲珑突出的胯骨”［5］95，去乡下探望之雍时，戏里“这婢女鞍鞒脸，石青缎袄袴，分花拂柳送去，半路上一手插在腰眼里”［5］229。另外，《小团圆》里的意象具有一种“苍凉”的审美品格，张爱玲在形容回忆时写道:“但是光是就这么想了，就像站在个古建筑物门口往里张了张，在月光与黑影中断瓦颓垣千门万户，一瞥间已经知道都在那里。”［5］69月亮、黑影、断壁残垣等意象串联起来烘托出了整个小说凄怆苍凉的氛围。

张爱玲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也是丰富而深远的，她先后就读于上海西式教会中学和香港大学，接受了系统的现代教育。早年她就自述喜欢毛姆、赫胥黎的小说，喜欢近现代西洋的戏剧，此外，张爱玲对西洋电影也有着极高的热爱。因此，张爱玲的作品常常带着古典文学的外壳，但是又拥有现代主义的心理描写和精神内涵。比如，《小团圆》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对人性的现代化解读，对爱情、亲情神话的消解。

(二)古典韵致的胡兰成

与张爱玲不同，胡兰成接受的是传统的私塾教育，传统文化中的民谣、山歌、佛经故事、民间戏，以及他后来系统接受的古典文学和传统哲学共同滋养了他的哲学、文学理念。

首先，传统文化的熏陶让胡兰成拥有了一种审美之人不可缺少的平和心态。胡兰成笔下的故乡完全是审美式的:一个小小的乡村，宛若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这种看上去像是自欺欺人的态度，恰恰是中国文人审美的生活态度。所以，即便是在南京求职时碰壁，胡兰成也是“我本是为职业衣食而来，倒像是探访花消息，此花不比凡花，唯许闻风相悦”［3］110。其次，他的语言文字也透着一股古典美，追求含蓄隽永的意境。从《今生今世》各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出胡兰成对文字的讲究:“韶华胜极”、“民国女子”、“汉皋解佩”、“天涯道路”、“永嘉佳日”等，都是工整的四言形式，既有建筑美，又有音律美。又如，“夏天夜里胡村，……只见好大的月色。渐渐起露水，人声寂下去，只听得桥下溪水响。这时有人吹横笛，……那嘹亮悠扬，把一切都打开了，连不是思心徘徊，而是天上地下，星辰人物皆正经起来本色起来了，……没有生死成毁，亦没有英雄圣贤，此时若有恩爱夫妻，亦只能相敬如宾。”［3］29这是描写胡村的夏夜场景，前一段还是实景，一声笛起，整个情景由实转虚，整个意境都变得辽阔悠长。胡兰成的文字具备了古典文学中语言与内涵双重的美。

四 爱情遭遇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恋情，带给胡兰成的是情感征途上的一枚闪耀的军功章，以及其日后回忆时沾沾自喜的资本。然而对张爱玲来说，这段情感经历更多的是带来伤痛，以及伤痛过后的女性自我意识的生长。

(一)张爱玲:解脱“屏风上的鸟”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结合，深刻地影响到了张爱玲的文学创作之路。张爱玲不在乎胡兰成的身份和家室，与胡兰成结婚，但他们的爱情最终败给了胡兰成的风流，失去爱情后的张爱玲说自己“只是兀自萎谢了”，但事实上她作为女性的自我意识反而是真正地开始绽放了。

在早期的作品中，张爱玲创造了一批经典的女性形象，她们大都是生长于破落衰败的旧家庭，经济上不能独立，人格和心理上都有强烈的依附感。就像张爱玲在《茉莉香片》中对传统女性命运进行的概括一样:“她不是笼子里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年深日久，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8］屏风上的鸟，象征的是父权文化中女性不幸的命运。然而在经历过与胡兰成的爱情后，张爱玲笔下的那只“屏风上的鸟”在《小团圆》中发生了变化——变成了立在门上的“木雕的鸟”，同样的没有自由。当张爱玲与胡兰成在闺中缠绵时，这只木雕的鸟便在远处审视着，似乎在等待着目睹九莉的沉沦，等待宿命的降临。然而，在《小团圆》里九莉没有被宿命擒住，纽约打胎时，九莉望着马桶里的男婴，“一双环眼大得不合比例，双睛突出，抿着翅膀，是从前站在门头上的木雕的鸟”［5］157。在伤痛和惊恐中，九莉扳动按钮冲走了这只“木雕的鸟”，也告别了女性注定被束缚的命运。九莉是同以往的女性完全不同的一个新女性形象，她爱时投入却又清醒，初吻是“舌头是干燥的软木塞”，男性生理反应是“下体是狮子老虎掸苍蝇的尾巴”、“包着绒布的警棍”。同时她在人格上也很独立，自力更生并且认为“结了婚也还是要有自己的本领，宁可备而不用”［5］119。尽管爱之雍爱得深切，但面对对方的不专一时，九莉选择了一刀两断，那只屏风上的鸟终于获得了自由。

(二)胡兰成:制作“大团圆”

胡兰成的情感史非常丰富，从青年时的结发夫妻玉凤、到广西教书时再婚的全慧文、武汉办报时的护士小周、避难乡下时的寡妇范秀美、日本妇人一枝以及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张爱玲只能算作胡兰成爱情里的若干分之一。胡兰成的一生无论是风光还是沦落，他的身边都不缺少女人，爱情世界里的胡兰成总是如鱼得水，所以他热衷于制作众美团圆的佳话。《小团圆》里九莉与之雍的爱情注定是苦的，而《今生今世》里的民国女子的爱情注定是相知相惜、欢喜而无恨的，这是因为胡兰成热爱制作佳话。百花齐放都只为他开，这种才子风流的背后也是大男子主义的自我中心思想在作祟。《今生今世》里的每一个女子他都描写得令人动容，张爱玲是“我常以为懂得了什么叫做惊艳，但遇着真事，却艳亦不是那种艳法，惊亦不是那种惊法”［3］144，小周是“见了她，当即浮花浪蕊都尽”［3］179，范秀美则是戏文里不顾一切的樊梨花。胡兰成一直做着数美并陈的美梦，成全了大团圆的佳话，《小团圆》遇上这“大团圆”，便注定会成为一出男女两性的性别天平失衡的悲剧。

一个作家的个性特征和创作风格是可以追溯到童年与少年时代的生活印痕的，生活经历无论是作为作家创作素材的来源还是创作动机的构成，抑或是作家情感态度的基础，都对作家的创作产生巨大的影响。《小团圆》和《今生今世》就是作家生活体验与自传性的叙述方式的巧妙结合，张爱玲与胡兰成不同的生活经历导致了二人截然不同的性格、态度以及情感价值观念，从而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风格。

［1］余斌.张爱玲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宋以郎.前言［M］//张爱玲.小团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6.

［3］胡兰成.今生今世:我的情感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张爱玲.私语［M］//张爱玲.张爱玲经典作品选.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61，278.

［5］张爱玲.童言无忌［M］//张爱玲.流言.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144.

［6］张爱玲.小团圆［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7］张爱玲.留情［M］//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365.

［8］张爱玲.茉莉香片［M］//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