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姗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国际经济贸易系，湖南 岳阳414000)

《围城》以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中国为背景，描绘了一幅时代知识分子的众生相。作者在书中明确表示：“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1］1小说中，一群披蒙着“西化”色彩的留学生知识分子担任着这“一类人物”的主角，其中的女留学生群体形象尤为引人注目。在这群新女性身上体现出留洋求学背后的种种文化怪象。这实为钱氏忧世伤生的另类体现，批判理性是幽默诙谐的背书，其真知灼见至今仍令我们掩卷深思。

一 作为文化符号的女留学生

(一)女留学生的特殊文化符号意义

晚清以降，国运式微，爱国青年走出国门，远赴海外求学，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及至19 世纪末，出洋留学成为一股热潮而蔚为壮观。留学生群体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主体，对中国现代化运动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既是现代化运动的直接产物，也以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清醒的批判意识为这一运动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他们始终围绕着现代化的问题对整个社会文化进行着解构。

女子留学虽晚于男性，却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归国后的女留学生高喊西方女权运动的口号，推动了“欲结二万万女子之团体学问”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不仅使妇女自身树立起人权平等观念、婚姻自主意识和经济独立意识，也促进了趋新求变的文化时风的传播，女留学生作为现代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的特殊群体，更成为新旧、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焦点。

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的发端，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恰恰就是新与旧、西方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被指认为“新”的西方现代文化代表了整个社会文化的方向，新文化运动正是要通过这一全新的现代文化来实现对封建旧文化的围剿。而女性一直是受旧文化渗透和压迫最深的群体。由是，女留学生的出现，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的文化关系：当封建文化营垒中最底层的女性被赋予最新的现代文化代表的身份之时，她们身上的文化冲突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心理、文化性格的焦虑与变态便成为一种必然，这也正是女留学生形象在这样一个文化冲突时代的特殊符号意义。

(二)女留学生形象的塑造

文学的实质乃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推动着文学艺术的繁荣。周作人先生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便说到：“自甲午战后，不但中国的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即使在文学方面，也在时时动摇，处处变化。”［2］留学作为一个重要的教育、文化与政治现象，必然受到富有时代责任感的文士之关注。正如王德威在《小说中国》中所言：

留学所暗含的知识的超越、感情及意识形态的淬炼、行为模式的转换、乃至时空内容的迁嬗等意识，势必会对绝大多数无缘出国的晚清作者及读者，造成强烈震撼。［3］

以晚清的《新中国未来记》、《文明小史》、《狮子吼》等近代小说为发端，留学生作为一个新的创作视角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五四以来，留学生题材的小说更是形成一股小潮流。

如前所述，女留学生作为文化冲突时代的一种特殊文化符号，既标示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然而，自晚清到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间，塑造女留学生形象的作品却屈指可数。晚清留学生小说有叔夏的《女学生》等作品，对女留学生略有零星刻画，然而形象不甚鲜明。五四以来，虽有苏雪林的《棘心》等，描写女留学生置于旧礼教与新学问之间的挣扎，展现留学梦醒的无限凄凉，但多只是带有“问题色彩”的血泪控诉。小说主人公醒秋最初去国离家，极富娜拉出走时的果敢坚决，却最终妥协回归，在旧伦理面前全线溃败。作者为之拭泪，却仅仅停留在哀叹与扼腕的层面，并未借人物的悲惨命运而对整个社会进行深刻反省与猛烈批判。而自抗战爆发，文学作品的题材逐渐政治化，“不少有地位的左派及独立作家，过去都批评中国人的心理病态，现在却一改以前的作风，重新确定中国传统的价值，表彰忠勇精神”［4］472。且不说塑造女留学生形象，就连涉及留学生题材的小说，一时间都近乎断了流。

1947 年《围城》问世，其以一种“疾虚妄”的精神，“把作家本身看作是社会文化堕落的一个重要成分”［4］376，不仅站在中西方文化批判的立场上，对以留学生为主的新儒林进行了文化心理剖析，更以展现崇洋文化背景下女留学生的群体生活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表现领域进行了新拓展。鲍小姐、苏文纨、陆太太等女留学生形象的成功刻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显现出特殊的文化意义。

二 “杂拌”——女留学生形象的文化性格

自被列强的坚船硬炮打开国门以来，中华古老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就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碰撞与交锋。女子留学所带来的新思想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加剧了这两种文化的摩擦，伴随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女留学生自身所具备的文化紧张关系，使得一种新的文化性格的出现成为一种必然。这种文化性格，一方面具有文化冲突时代的普遍特征，另一方面又带有独特的女性性格特征，对此，我们可以用“杂拌”来概括。

“杂拌”一词，原出于书中肉麻诗人曹元朗的那首《拼盘姘伴》的自注，作者用以揶揄中西杂凑乌合的“新古典主义”诗句。但若将此意延伸，用来归纳书中女留学生们的文化性格，也甚为妥帖。《围城》中的女留学生们正是在这种文化剧烈冲撞的背景下，展现出既现代又传统的荒谬性格特征。

(一)鲍小姐:个性解放与放纵堕落

受西方女权主义性解放思想的影响，部分女留学生在面对强大的传统文化时，采取了一种看似反抗实则逃避的态度，自内形成了一种非理性的心理抗拒，向外则呈现出一种畸形的放纵堕落。《围城》中的鲍小姐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鲍小姐虽然只是开篇一个转瞬即逝的人物，却以其“混血”的身份，隐性地为书中的女留学生们定了论：半新半旧，中西混杂。作为时代新女性中自我意识最为超前的一类，鲍小姐先是为出国而甘愿订婚，之后便迅速给人引诱了，而在学成归国的邮船上，又以性感暴露的装束向同行的男性展示着“局部的真理”，并对毫无恋爱经验的方鸿渐进行纯肉欲式的勾引。她初次见面便对其猎艳对象道：“方先生，你教我想起我的fiancé，你的相貌和他像极了!”［1］11略施妩媚后，方鸿渐很快神魂颠倒，与之产生了像热带植物般飞快生长的缠绵。而随后的戒烟接吻、露水云雨等各式挑逗，更显示出鲍小姐极富西方现代感的大胆主动。

作为个性解放的旗手，鲍小姐自始至终都在为自己的行为寻找着一种现代的合理性。然而，这种所谓的“现代感”与真正的现代文化背道而驰，一旦这种虚幻的文化态度被揭穿，传统的封建文化便会将其重新俘虏。鲍小姐看似开放的现代表象背后，有着顽固的传统文化作为支撑。一是具体表现为鲍小姐在邮船即将靠岸时，潜在的传统夫权畏惧意识涌起，想到“先得把身心收拾整洁，作为见未婚夫的准备”［1］15－16。二是综合其所有的风流韵事来看，鲍小姐的解放实际上体现出一种典型的男性文化意识——一面要求女性温柔体贴，一面又对女性的放纵充满渴望。传统文化中虚伪的部分默许了鲍小姐的浪荡淫邪，西方文化中暴力、色情的一面又在此基础之上与之产生了难兄难弟式的结合。在中西两种文化之恶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鲍小姐浑身上下都流淌着殖民地文化溃脓，成为自基因到思想都是混血的文化畸形儿。作者连个名也不肯给她，只是冠之以“熟肉铺子”等符号，坚决否定了这类文化渣滓。

(二)苏文纨:学贯中西与忸怩作态

晚清以来，越来越多的中上层女子迈出了深闺大院，负笈异邦。这些闺阁小姐们原本就因其养尊处优的身份地位而孤高自许，归国后更是仰仗着西洋文明的皮毛而故作矜持，呈现出忸怩作态的虚伪矫情。小说中的苏文纨，代表了这类女留学生形象。

苏文纨形象的塑造，可谓颇具匠心。桌上摊本小说的“好学”、衣着斯文讲究的“时髦”，将其定位在十足的新派女人之列，而留学法国学习中文的“学贯中西”，却暗示着她表面新潮、实则传统的性格特质。

作为新派女人的代表，西风东渐的思想熏陶使苏文纨自发地抵制着家庭包办婚姻的强制专断，将自己的爱情看得十分名贵，不肯轻易施予他人。面对众多追求者，她更是摆出一副女王的高傲姿态，或置身事外，看着这群男人相互倾轧，或一时兴起，亲身参演，将德国民谣译作自己的诗作来撩逗他人——传统佳人抛绣球选夫的言情桥段，就以这种不伦不类的现代手段翻拍上映。由此可见，其抗拒传统婚配形式的果敢，更多的是仰仗留学博士身份和显赫家世地位而显摆出的孤芳自赏。苏文纨爱方鸿渐，却始终羞于启齿，甚至在将方迷成傻子、神智不清之时，还碍于传统的矜持，只敢躲在外国话里命他吻自己。也正是这种传统女性的保守性与新派女性的超前性冲突导致了苏文纨的虚伪与扭曲，使其“新派”都成了皇帝的新装——在得知方鸿渐爱的不是自己而是表妹唐晓芙时，她以一种玉石俱焚的绝望毁掉了两人的爱情——我得不到的，谁也别想得到。而当抗战全面爆发，苏小姐转身商场，协助丈夫进行走私，成为了发国难财的俗物，内心的庸俗虚伪便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苏小姐的命运，与其大家闺秀的出身恰为互讽：苏公馆本是洋楼，地基和基本格局是“洋”的，却被改造成了中式古典园林，西式的客厅上摆放着旧的书画古玩；世家小姐环法几年留学归国，本着新思想在爱情的试衣间挑了又挑，最终还是披上了已有的旧婚纱，按照传统的门道归附夫权，随波逐流。不论苏文纨将自己装裱得多么新派高雅、学富五车，她潜意识里的固步自封，始终都在释放着传统女性的裹脚布气息。

(三)陆太太:自主自立与功利算计

中国封建文化提倡“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的家庭分工，将女性牢牢地束缚在足不出门的伦理枷锁中，女性在操持家务的过程中往往逐渐摸索出一套精打细算的生存法则。早期的女留学生除了受这一成见潜移默化的影响外，还不可避免地受到资本主义唯利是图思想的直接感染。这种急功近利的现代文化特质与传统女性原本即有的小家精明一拍即合，在《围城》中的老派女留学生身上呈现出令人哭笑不得的功利算计。这类人物的典型，首推柔嘉的姑妈陆太太。

陆太太事业上不让须眉，在家族中更以一种强大的气场，用其念念不忘的海外回忆录，对柔嘉等未曾出国的年轻女性进行着西洋传教。然而，这位“新思想”的传播者在触及传统意识时，其“现代感”却因老练的人生经验而更显荒谬。陆太太崇洋，言语里总是夹杂着英文单词，并且只看英文报，而这种媚外行径居然还可笑地按传统的尊卑观念划分了严格的等级秩序——只爱英文，而看不起德文和俄文。这套“洋+利”的模式不仅在留洋元老的身上呈现出一种不伦不类的“中西合璧”，也对柔嘉等年轻女性的文化心理生成“功不可没”。

小说一方面直接嘲讽了陆太太假借现代的自主自理精神，扶植传统俗世文化的言行做派，另一方面又以独蒙其厚爱的女主角孙柔嘉为镜子，来映现这种可笑与荒谬。柔嘉将婚姻征服快感纳入自己的人生信条当中，那套“夫+业”的公式与混血型的“新小市民+新小妇人哲学”，俨然是对陆氏功利算计的沿袭。

三 女留学生心理畸变的文化成因

女留学生具有两大形象特性：新女性与知识分子。以下从这两个方面来探讨她们心理畸变的文化成因。

(一)新女性思想萌芽时代的迷茫

女性在以男性为主体的文化体系中是被塑造的，文化上的困惑造成了其对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的茫然。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要求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女性自身也默许了这点，如汉代班昭在《女诫》中，就对三从四德津津乐道。她们将自己定位成男性的附庸，视婚姻归属意识为共有的心理倾向和唯一的精神家园。

《围城》中的女留学生均接受过新式教育，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格意识，追求男女平等，倡导恋爱自由，较之未曾踏出国门的女性同胞，有着更为明显的现代女性特征。然而，在中国新女性思想的萌芽阶段，纵使她们深受西方先进思想的熏陶，传统文化所赋予的思想惯性，却并未因此而消失，“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偏见更使其才学也不过是男人眼中沉积的渣滓。

邮船即将靠岸，鲍小姐便以有夫之妇的身份与方鸿渐断绝一切关系，前后判若两人，可见其所谓大胆开放只是纯粹的形式；苏文纨摒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由大胆地爱上方鸿渐，但确定这一爱情目标的准则却仍旧是传统的门当户对观念；陆太太更是打着自主自理的新口号来恪守固有的俗世文化，以“男人不能Spoil”的婚内独裁为荣，自身心理失衡的同时，也影响着下一代的年轻女性。要之，现代化运动非但没有令她们获得真正的解放，反倒使之因新旧文化观念的冲撞，在自身角色的重新定位下变得迷茫乃至心理畸变，这不得不令人叹惋。

(二)知识分子地位边缘化的无奈

自晚清以来，士人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知识阶层也因此重组。然而，新兴知识分子非但没有像传统士大夫那般成为国家与社会的中流砥柱，反倒由于官商勾结、联合挤兑而滑向国家权力的边缘，失去了精英地位。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使之无所适从，自身经济基础的薄弱又令其游离在社会各阶层，成为迷惘社会下的迷失人群——这，便是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中西方文明双重夹击下的留学生更是进退两难：一面在内心深处留恋母文化，却抱残守缺，未能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一面又对西方文化寄予过高期望，怎料这一文化在20世纪初自身就在滑坡。

如前所述，中国女性在传统的封建文化中地位卑微，鲜少进入主流之中，现代化运动的展开带来了曙光，女留学生的出现即是证明。然而，形成悖论的是，当女性好不容易有机会成为知识分子，从社会的最底层慢慢往上攀爬的时候，这一群体却整个地被边缘化了。她们似乎永远也赶不上趟儿，追赶的希望与追赶的绝望，正是其心理变态的重要文化成因。

鲍小姐出国学产科，医术如何不得而知，却把纵欲主义发扬光大。苏文纨婚前虽忸怩虚荣，但至少还伪装出知识分子的清高气质，婚后却完全抛掉了女诗人的美誉，走私贩私，清晰映现了“士志于道”向“士志于利”的堕落。陆太太打着现代的招牌为传统的相夫之道正名的同时，更将庸俗的市侩嘴脸贴在了崇洋媚外的丑态之中。她们将宝押在知识分子的身份标签上，恍若戊戌变法依靠光绪改革一般——自身根基不牢，所依傍的又是没有实权的傀儡，其失败可想而知。

四 女留学生的“围城”——对启蒙现代化运动的反思

法兰克福学派“双巨头”霍克海默与阿道尔诺在《启蒙辩证法》的开篇便道：“就进步思想的一般意义而言，启蒙是一项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取代幻想，从而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独立意识的文化运动。”［5］

然而，真正的启蒙，不仅要有唤醒世界的勇气，更要有驻足自省的冷静。当中国绝大多数的启蒙主义者还在致力于如何反叛传统文化的时候，钱钟书却以一种充满进步色彩的怀疑精神开始了对启蒙文化的自我反省。透过出洋留学的时代风潮，他“在中国现代神话(指西方文化所输入的“民主”、“科学”、“自由”等观念和启蒙学者许诺的它们在中国的实现)解构的时候，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理性文化批判的一个轮回，一个圆圈，并且为它划上了句号”［6］。

由动机而言，八股取士的思想残余，仍旧扎根于广大知识分子心中，而西方文化所带来的谋私价值取向更令“上进之阶，唯有出洋留学之途”(胡适《与母书》)之说得到了知识分子群体的高度认同［7］。《围城》借方鸿渐之口抖出了“留学=新科举”的社会现实:

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的科举功名一样……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见了博士硕士们这些微生虫，有能力来自卫。［1］64

这段话充分说明出洋留学的目的早已由救国救民的一腔热血蜕化成为广大士人图谋私利的必然选择。鲍小姐独赴英国，是基于“机会要自己找，快乐要自己寻”［1］10的享乐主义心理驱动，以求寻欢作乐，游戏人生;苏文纨舍近求远，因“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1］7;陆太太那自命不凡又自私自利的市侩嘴脸也暗示其初衷绝非为寻求真理而走出国门。这些女性偏狭的心理，无不透露着出洋留学动机的谋私实质。

从结果来看，出洋留学导致了诸多思想流弊，尤以全盘西化为甚——但凡与“西洋”二字沾边，不论好坏，都一并升迁。这是留学文化的传播“功劳”:留学生压抑着民族自卑心理，对西方先进文化无限憧憬，伴随着民族危亡的不断加深，这种心理异化成为一种洋奴意识，并通过其“先进性”在整个社会迅速传染开来，流毒无穷。

鲍小姐对西方恶文化照单全收，淫欲横流全身;苏文纨仰仗着留法女博士的高位，表现出令人厌恶的不可一世;陆太太每道一句话，都是中英混杂——这些都是洋奴意识的不同表现。钱钟书通过辛辣嘲讽，表达了对五四以来中国文人趋之若鹜的西化追求的理性反思。

留学生小说起于晚清，兴于五四，至抗战时期曾一度不复多见，《围城》却异军突起，描绘了一幅海外学人回国创天下的浮世绘。小说对女留学生群体的集中塑造，显示了创作视角的艺术独特性，而对其幽冷的批判反思，更流露出深浓的启蒙忧患意识。钱钟书以一代文人的宿命感与责任感，书写了整个思想启蒙时代的切肤之痛，也诉说着自己在新旧、中西方文化夹击下的精神困惑。

［1］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2］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台北:里仁书局，1982:101.

［3］王德威.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M］.台北:麦田出版社，1993:231.

［4］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5］马克思·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

［6］张清华.启蒙神话的坍塌和殖民文化的反讽:《围城》主题与文化策略新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4):183-202.

［7］宋剑华.《围城》:现代知识精英的神话破灭［J］.晋阳学刊，2009(5):105-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