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义

2003年“非典”的突袭激发了学界对现当代疾疫卫生史的研究兴趣。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大陆史学界基于对既往侧重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研究的学术省思，提出了“还历史以血肉”，或由“骨骼”进而增益“血肉”这样带有普遍性的诉求，将社会史引入到历史研究中来。此后疾疫卫生史开始进入历史学界的学术视野，从历史研究的边缘逐步走向学术研究的中心，而与之密切相关的疾疫与身体、疾疫与文化等，亦相继成为学界研究的新宠。

后来伴随着社科院所及高校疾疫卫生史研究机构的设立，为数不少的史家学者加入了疾疫卫生史研究的行列，李洪河教授便是其中融入较早且取得丰硕学术成果的一位。从2003年“非典”危机后至今，李洪河致力于疾疫卫生史的学术研究，其新著《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疾疫防控、环境与卫生——一项社会史的探索》（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8月版）便是其近年来的学术总结。该书以疾疫卫生史为新鲜视角，清晰透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疾疫的发生与传播、国家应对机制的构建与完善、疫区环境改造与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等。拜读李洪河教授的大作，发现该书具有独特的研究视角、丰富的档案史料、跨学科研究方法、扎实论证等特点，并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学术研究的突破和创新。如在对疾疫政治隐喻研究的探索方面，该书的导言部分对此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客观分析。该书的第四章、第五章则通过探讨血吸虫病防治过程和反美细菌战中的政治隐喻化，分析了疾疫卫生宣传中的政治隐喻功效，及其在动员民众参与新生政权各项政治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关于危机管理视域下的公共卫生治理，该书通过血吸虫病的生态危害与国家应对、城市公共卫生及其环境治理等，论述了党和政府为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所采取的治理举措和实施的法规政策。该书还通过“中医科学化”、旧产婆改造等研究，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改造旧事物以为新社会服务，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国家权力的基层渗透和国家形象的重塑等，都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另外，该书还重点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疾疫防控的历史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疾疫防控的巨大成功，与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群众的广泛动员与积极参与、地方行政组织的有力配合和广大专业防疫人员的努力与无私奉献等密不可分。而在国家与社会应对疾疫的实践中，亦有诸多历史经验可为现代疾疫防控提供借鉴和参考。如在国家安全与公共卫生机制的建构方面，该书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适时地摸清情况、认清形势，正确评估、科学论证，并采取果断措施所建立的政治动员机制、组织决策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等突发事件应对机制等，这在满足广大民众的基本医疗需求和提升国民健康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坚持群众路线与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方面，该书着重分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新中国卫生防疫事业的基本国情出发，坚持群众路线、发挥群众力量、重视群众参与，以及对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和健康的卫生防疫事业的关注，为学界进一步地了解和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应对疾疫的经验和智慧等，提供了资料；在对我国及世界疫情防控的借鉴意义方面，该书的研究在当今中国自然灾害引发的疫情危机和世界卫生防疫队应对西非地区持续蔓延的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和防控等方面，体现了历史学“述往事，思来者”、为现实服务的宗旨和一定程度的“资政”功能，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纵观全书，作者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疾疫防控的多方位研究，揭示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动和历史多重面相，可谓视角新颖、立意深远；作者运用其长时间积累与收藏的历史资料、档案和地方志等，通过一系列的实证分析，将疾疫社会史、环境卫生史、社会变迁史、政治史等新社会史研究理念熔于一炉，在研究视角和研究路径上极大地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当然，作为一部新中国成立初期疾疫卫生史研究的学术专著，作者的研究也有不足之处，如该书正文九章内容间的内在关联度不够明显，给人以专题研究的人为割裂之感；此外，其在对各疫区间的对比及经验鉴戒的研究以及从环境史角度研究的宽度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但这些不足无损于该书应有的价值，这也为后人从事相关的疾疫卫生史研究提供了思索空间。我相信李洪河教授的这部著作必将推动学界对于现当代疾疫卫生史及相关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并期待作者在不久的将来推出更多有分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以促进新中国成立初期历史研究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