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伟

（哈尔滨工程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社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方式，是现代社会和教育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在促进个人社会化的同时，对促进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整体化和革命化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影响。社会教育是除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以外所有有目的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旨在培养有益于人的身心发展的各种社会活动及其所产生的实际教育结果和影响。中国共产党早在成立伊始，便以马克思社会教育思想为指导开展社会教育，以开启民智、唤醒觉悟、改造社会为主要任务，以工农阶级为主体，以阶级教育为主要内容，并摸索出一系列开展社会教育的方法与原则，为中国共产党日后社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积累了相当宝贵的经验。

一、马克思社会教育思想的核心观点

马克思社会教育思想内容丰富而宏大，归纳起来，马克思社会教育思想的核心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消灭分工：社会教育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认为，社会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的无法解决及其不断加深，尤其是资产阶级占据着国家和社会的统治地位，“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为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要实现工人阶级的自由全面发展好似幻梦的泡沫一触即破，美好而不切实际，换句话而言，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分工问题的条件下工人阶级不可能享有资产阶级所大肆渲染与宣扬的“人人平等”的社会教育权。要打破这个工人阶级可望而不可及的幻梦，马克思通过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经济，最终得到的答案是——消灭分工。马克思的社会教育理论的前提和基础是要求消灭旧的劳动分工，要求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要求人的精神能力和体力和谐地发展，即造就“全面”的人。与此相反，资本主义造就的却是“片面”的人。资本主义分工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这种分工产生一些孤立的职业，造成一种及其狭隘的专业化，因而使脑力劳动最终从体力劳动分离出来，使体力劳动变为局部工人的一种单调的、片面的职能。个人的片面性，“局部工人的愚钝”，“职业的痴呆”,都是资本主义分工的直接后果。即使资本家愿意付出一定的资金教育和训练工人，使他们“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这种教育费——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产劳动力耗费的价值总和中。”至于资本家愿意写进工厂法以体现他们“大度而友好”的教育条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说：“工厂法关于所谓教育的条款措辞草率；由于缺少行政机构，这种义务教育大部分仍然徒有其名，工厂主反对这个教育法令，使用种种阴谋诡计回避这个法令”，“这一切明显地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性”。因此，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消灭分工，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经济基础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二）社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社会教育的主要原则与方法

马克思主张综合技术教育，将理论教育与实际生产劳动相结合。马克思认为，人在劳动中，才会“改变他自身的自然”。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教育作用做出了解释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从对正在形成的人的影响方面来看，直接生产过程同时是一所纪律的学校，可是对于已经形成的、脑子里装有社会所积累的知识的人来说，它同时又是实际运用力量的场所，是实验的科学，是创造物质的和体现对象的科学。不论对于这个或对于那个，它总是肉体的练习，因为完成工作就必须实际上动起手来，同时因为像在农业中一样，进行劳动是跟运动相联系的。”那么，是不是马克思只是单一强调生产劳动的经验性以此获得教育呢？显然不是，马克思“把教育理解为以下三件事：第一，智育。第二，体育，及体育学校和军事训练所教授的那种科目。第三，技术教育，这种教育要使儿童和少年了解生产各个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各种生产的最简单的工具的技能。”至此马克思提出了综合技术教育的原则与方法，即理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马克思不仅重视工人阶级智识的提高，而且考虑到智识的实用性，那就是把理论教育同培养实际劳动技能结合起来，这是由大工业的需要、科学技术进步的特点所产生的。马克思的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方法“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同时，它也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三）人与环境的双轨互动：社会教育的中心点

马克思社会教育的中心点是，人怎样创造环境，环境也就怎样创造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由于“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综合。”因此，人是社会的人，是社会存在物，他必然生存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并受环境的影响。无可厚非，人不能脱离社会实际，人的教育亦如此。“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每个人的发展程度，他的精神、道德、感情生活丰富与否都取决于他对社会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掌握程度，也同样取决于他的生活是否参与这种文化的发展。“……一个人，他包括了一个广阔范围的多样性活动和对世界的实际关系，因此是过着一个多方面的生活，这样一个人的思维也像他的生活的任何其他表现一样具有全面的性质。”对人的教育是在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为了普遍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意识和开展斗争实践实现社会主义目的本身，“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实现的可能；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其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马克思肯定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和阶级斗争的社会改造作用，即肯定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与创造性作用，那么，教育问题的重心也就转到了作为历史和自身的积极创造者的人身上，尤其是马克思强调的对青年工人的教育，因为“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马克思的社会教育是一个创造性过程，是唤起个人觉醒、让他们成为历史的主体积极发挥作用并不断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过程。马克思看到了社会教育的阶级性，指出了社会教育的性质根本上取决于统治阶级属性及其目的。对于资产阶级学者和统治阶级的反驳，马克思质问他们：“难道你们的教育不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是由你们借以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地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臆造什么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教育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社会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懂得了“只有改变了环境他们才会不再是‘旧人’，因此他们一有机会就坚决地去改变这种环境。在革命活动中，在改造环境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

二、1921-1927年中国共产党社会教育工作

中国共产党社会教育思想与实践主要线索有：中国共产党人有关社会教育的著述与实践；中国共产党有关社会教育的机关文件、会议和报刊；工农代表大会有关社会教育的决议案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社会教育理论为指导开展社会教育，继承了诸多马克思社会教育理论原则与方法，诸如针对工农阶级开启智识与灌输阶级意识教育，与社会的根本改造相联系，讲究与社会实际相结合、与政治斗争相结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重在为人民服务、为政治服务、为革命斗争服务。

（一）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教育的机关及其任务

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历史任务决定中国共产党开展的社会教育主要是工农教育，针对工农阶级的社会教育的领导机关为工会与农协，其任务与责任分别如下：

1、工会的社会教育任务与责任。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指出，“工会自身一定要是一个很好的学校，他应当花许多时候努力去教育工会会员，用工会运动的实际经验做课程，为的是要发展工人们的阶级自觉。”工会由工会执行委员会领导，下设教育部，办理工会工人教育日常事务。工会“是为所有工人的利益而奋斗的组织”，工会教育性质为阶级教育，为工人“开办学校，设短期讲演所”。工会的工人教育应联系实际，“能从日常生活及一切行动中训练工人斗争的知识和能力”，“切实训练工人成为真正的战士。”工会教育肩负“干部人才和纠察队的短缺教育训练”的责任，同时注意教育宣传工作，“统一各工会的工人教育，增加工会对于社会上之宣传。”工会教育宣传工作应有定期出版物，“应搜集各种材料，编印各种适合工人需要的小册子及工人学校的教材”，“开办工人运动讲习所，训练工会工作人才”，酌情办理“游艺事项如俱乐部、体育会、新剧及化装表演等”。工会教育宣传工作的组织是宣传队，其任务是“酌量情形办理工人学校，工人书报室，及体育游艺的机关，印发宣传品及编辑壁报等，并制定专人负发行之责”。

2、农协的社会教育任务与责任。协会是代表农民利益和领导农民运动的组织，农协的教育任务与责任，“是以农民利益为奋斗的目的”，“注意农民实际生活之调查，及观察农民对于经济政治教育之急切需要和农民奋斗之趋势”。农协的教育宣传，“应该有方法的、有步骤的去提高乡村文化程度”“，当以农民实际生活痛苦为出发点”，宣传“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宣传的方法，当注意利用画报、标语、歌谣、幻灯、小说式的文字等项”。农民的教育宣传应争取“利用乡村小学教师…假期回乡的学生等”，做农民教育的教师，“尤其是乡村小学教师是农村中天然的指导者，当努力取得这部分人”，并通过办农村补习学校、农民子弟学校、农村俱乐部，或组织游行讲演团、消费合作社等，“减少干枯无味之生活，引起农友对协会之乐趣，提高知识、增进地位”。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就通过农村娱乐决议案，指出“为使农民工作日后得到娱乐以调剂其精神起见，决议各级农民协会均应设法附设俱乐部，张贴美丽图画，画报，农品，各种标准图，及一切娱乐器具，如足球棋子琴笛等，以供农民之览赏。”“协会应注意青年农民的教育，及切实从事农村青年生活改善。”努力于对青年思想的改造，文化的宣传“，以祠堂庙宇的财产及他项财产开办青年农民的免费学校，规定青年农民受补习教育的时间，在此时间内，雇主或家长不得课以工作，农民子弟均应受免费的义务教育。”青年农民教育“能使新文化在乡村里萌芽起来”，开展文化的斗争，打断旧思想的锁链，“训练青年农民革命能力，养成斗争中之主要战士。”农协除宣传各种合作社之效用外，“应注意合作社技术人才之养成，并编印关于如何经营合作社之小册子”教育农民。

（二）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教育的方式与内容

早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教育的方式主要有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平民学校、贫民义学、通俗图书馆、阅报社、农民子弟学校、俱乐部、游艺、讲演所等，形式多样，成绩显著。“比较著名的工人学校有：北京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上海沪西小汐渡劳动补习学校，湖南路矿工补习学校等。农民学校较早的有海丰农民学校、长沙的农村补习教育社等。培养革命干部的早期著名学校有湖南自修大学和湘江学校、上海平民女学、上海大学、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劳动学院等。”其成绩诸如1923年成立了第一个工人补习学校——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后“工人子弟学校，十二年度已办三校，学生六百人”，并伴有“游艺、讲演、互济互股”等。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为童工设立免费的平民学校”的决议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决议“开办简易学校”。湖北省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要求“一切学校、娱乐、体育及经济之设备，女工、童工均应平等享其权利。”

早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教育的内容主要有知识教育、生产劳动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根据学校教育任务、性质和人们的教育程度不同教育内容的侧重点亦不同，但有一共同特点就是教育内容与社会实际相联系，注重实用性、思想性、政治性、阶级性。工人学校教授一些工人实用的文化基础知识和技能，开展识字运动，根据识字程度不同分班学习，各配以不同的识字教材与课本，同时，“注意教学的思想性，选用思想性强的《工人读本》、《补习教科书》等作为教材。每次上课都讲—点马列主义，用浅显的事例来解释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原因和结果，教课之余则向工人宣传联合起来的必要。”农民学校教育内容首先是教会农民会计数、会写信、会珠算、会写食科及农具的名字，会出来办农会等，其次施以阶级教育，了解自身阶级苦痛，开展阶级斗争和农民运动。农民补习教育编有《成人读本》，“专学农民用得着的知识，紧密结合当时的斗争实际，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觉悟”，以此增进农民智识，改进农村生活。对于培养工农革命干部的学校，教育内容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如湖南自修大学课程有科学、哲学、文学三类，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有《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劳动学院教授《中国政治状况》、《世界革命史》、《帝国主义侵略史》、《省港罢工》、《世界职工运动》、《工会组织法》等课程。

（三）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教育的原则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社会教育与社会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教育非常注重与社会实际相联系，教学内容讲究实用性，同时发起工农运动实践并注意总结经验教训。作为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陈独秀便主张教育要与社会相联系，“将教育与社会打成一片”，“造成社会化的学校”。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则以改造社会为目的，在教学中“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把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经常参加社会政治斗争”。

2、社会教育与政治斗争相联系。陈独秀认为，教育不能脱离政治，教育要过问政治，他质问“教育独立，是不是离开社会把教育界搬到空中去独立或是大洋中去独立？”李大钊提倡社会教育与政治和革命斗争相联系，他指出：“没有‘平民主义’化的社会，断没有‘平民主义’的政治”。毛泽东不相信教育改良主义下的社会改造或者说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他主张教育要与政治相结合，通过革命改造社会和教育制度。恽代英认为只有民治政治的实现才能救治中国，而“要民治政治的实现，须盼望很快的唤起全国各界，一致的为民治政治发生个有效力的运动”，“唤起人民用人民的力量，建设、拥护、监督一种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

3、社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毛泽东在1921年8月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创办目的就在于改造社会，“注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接近工农，重视劳动教育，学校设有园艺、铁工、印刷等设备供学生实习”。农协对合作社技术人才的培养，工会对工人的专门技能的学习与训练，都有益于“使他们学习支配管理生产机关”，成为管理支配生产机关的人才。

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教育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的教育方法——“应该到实际中学习，应该接近实际。”李大钊非常重视开展社会教育的方式方法，在农民教育方面，他指出：“到乡间去的同志们，应利用农闲的时间，尤其是旧历新年一个月的时间，作种种普通常识及国民革命之教育的宣传。为使此项工作多生效果，图画及其他浅近歌辞读物，均须预备，并须要联合乡村中的蒙学教师，利用乡间学校，开办农民补习班。”毛泽东的社会教育运用“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次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恽代英认为，工农教育的方法“须靠教育与娱乐事业，使他们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在平常的时候，我们要做教育与娱乐的功夫，要研究农人、工人各种有利害关系的问题；在有事的时候，要引导农人、工人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对青年教育的宣传方法，恽代英指出“要利用演说、辩论、口号、标语、图画、刊物、纪念集会、平民学校的教材之类，扩大他们宣传煽动的功效”，“利用各种具体的材料宣传到各方面青年群众中去”。

三、结 语

综上所述，马克思社会教育思想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教育的理论源泉，中国共产党结合本国实际在马克思社会教育思想指导下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社会教育思想中国化的早期探索，不仅增进了劳动者的智识，唤醒了国民的自觉，而且“打破因袭、奴性、偷惰和倚赖的习惯而代之以反抗的创造的精神，使将来各种事业，都受着这种精神的支配和改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社会教育思想与实践的重大作用与影响，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社会教育思想的中国化开端，为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教育提供了正确的方向、理论思维和实践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