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 恒

（中共枣庄市委 讲师团，山东 枣庄 277800）

我国法治框架内的权利救济、纠纷解决是以一种整体性、系统性的方式运行。在一个系统中，每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必须按照法律规定，各司其责，才能相得益彰。信访权利救济功能单方面的扩张，不仅影响了自身功能的发挥，加重其运行成本，也给整个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带来困扰。信访功能扩展的问题，既源于我国纠纷解决体系的运行不畅，同时，又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纠纷解决体系的问题。因此，信访功能定位首先需要从我国纠纷体系整体着眼，寻求科学解决方案。

一、信访制度功能：纠纷解决机制的有益补充

在我国，信访制度的功能扩展有其特定的政治体制缘由。一个社会或国家，如果宪法法律设立的核心宪制无法充分、有效地解决纠纷，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那就必然会发展出某种非正式体制来补充核心政制的正义推进功能。当信访体制取代、部分取代核心政制的地位，或信访的运行削弱甚至损害核心政制的地位和权威时，两者间的互动，将难免形成“零和性质的博弈”。核心政制受信访体制损害的最常见后遗症，是公民日益不信任基层和下级的各个公共机关，轻视法制和法治，迷信权大于法，相信上访而非司法是解决纠纷、维护自己利益的最好途径。［1］当前，我国司法系统在解决社会纠纷中存在诸多缺陷，权力干涉司法，人情影响司法的情况时有发生，司法腐败依然严重，民众向法院寻求权利救济时，在立案、审理、执行等阶段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