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汉生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1971年11月16日下午。部队批准我探家，路经北京时，我到位于虎坊桥的北京京剧团看望部队首长及样板团的几位老师。

说来话长———1970年初，我所在的部队成立宣传队排演样板戏《沙家浜》。我们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部队首长田广文当时任北京京剧团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他们住在长影小白楼，我们住在长影对面的吉林省军区招待所。在不影响他们拍摄电影《沙家浜》的情况下，我们常到长影看他们练功、走场、拍戏。谭元寿、洪雪飞、万一英、周和桐、马长礼等演员拍摄空隙，到我们住的省军区招待所指导我们排练。尤其是闫元靖、杨淑蕊、李泉、郝庆魁、贺永英、翟韵奎、刘韵斌、程长松等几个主要角色的B角演员，几乎是每天都按时到我们驻地，辅导我们排戏。他们一招一式手把手地教，我们认真用心不折不扣地学，朝夕相处，一个多月的时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学习结束要回部队时，北京京剧团的老师从长影小白楼一直把我们送到长春火车站，握手、拥抱、流泪，并一再说：“路过北京，一定到团里去玩！”直到火车启动。当时，我就想，如果去北京一定去看这些老师们！

一到北京，我就奔北京京剧团而去，看望那些分别后想念的老师。按照闫元靖老师留下的地址，我很容易找到了位于虎坊桥的北京京剧团。它坐西面东，门面不是太显眼。门的左侧挂着白底黑字的长牌子，上面写着“北京京剧团”五个字。我不便直接找闫元靖或其他老师，而是先见军代表贺光远。他是我们师直工兵营的副营长，被抽调来跟田部队长做秘书。

找到贺副营长时，他正和田部队长一起在三楼会议室开会。贺副营长出了会议室，与我握握手，问了我几句，然后说：“这样吧，先给你找个地方休息，等开完会再说。”我回答说：“行，听你的安排。”三楼走廊是东西向的，会议室在走廊北侧靠中间的位置。贺副营长带我往走廊的东面而去。到了南侧的从东往西数第三个房间门口，贺副营长敲敲门，门打开了，一股暖气随即飘出来，迎面吹到我身上，暖烘烘的。大概是见老贺身后跟着一名士兵吧，那人对老贺说：“有事吗？进屋讲。”声音平缓温柔。贺副营长说：“部队来个战士，先在你这里休息一下，开完会我来接他。”那人说：“那就快进来吧，外面冷。”

北京的十一月中旬，真的很冷，在部队驻地长白山区穿的一身棉衣，穿到了北京，走在街上还冻得发抖。我脚上是粗笨的大头鞋，头上是厚厚的驼绒皮帽子，都失去了保暖的作用。

贺副营长向我介绍说：“这是老汪。你先在他这里待一会儿，开完会我来接你。”那个年月，喊谁老师，是很谨慎的，特别是对文艺团体的人。贺副营长介绍他老汪，而不是“这是汪老师”，我一时竟不知所措，羞怯地点点头。我听见那人对贺副营长说：“好嘞，你忙着去吧。”

贺副营长一走，房间就剩我们俩。这房间不大，不到二十个平方米。靠南面窗子并排放着两张桌子，靠门的桌子一头，摆着两把椅子。门右侧有一个可以放肥皂盒的脸盆架。老汪在东面那张桌子旁坐下来。那一定就是他的办公桌了，我想。桌子东面靠墙立着一个上下两层的书柜。上面一层对开门镶玻璃，里面摆着《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著作和一溜毛主席著作，下边平放着几本《沙家浜》剧本和《沙家浜音乐总谱》。桌子上放着一本稿纸，是那种8开的大稿纸，虽然大，但格子并不多，四周留下很大的白边。下边印有一行小字：“15×20=300北京京剧团”。最初我想，那白边不是浪费了吗？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稿纸。后来，我看到上面勾勾圈圈，格子里往这拉出长长一条线，又往那拉出一条线，直拉到两侧的白边，原来的白边上写满了东西。我才明白，那是为了改稿子方便。凭稿纸我推断，老汪一定是个笔杆子！

老汪指了指对面的桌子，对我说：“坐吧，坐下等他们。”他的话不多，我羞怯地回答，字也不多：“谢谢！”我坐在了他的对面桌旁。我刚坐下，他就把一杯水放到了我面前，说：“喝口水，去去寒。”说完回到自己的桌子前，低头在稿子上写什么东西。看也不看我，说：“你先随便坐，我一会儿就好。”我听出，他是想处理完手里的活儿之后，再和我闲聊。便回答说：“你忙吧，不用管我。”趁他不注意我开始端详他：椭圆脸型，脸色稍显白，是那种虚弱的白，缺乏光泽和湿润。眉毛黑而浓，一双大眼睛。眼球略显外突。但并不显得十分精神，倒有点眼大漏神的感觉。发厚的向外翻着的下嘴唇，向后收拢着的两个嘴角展示着主人的少语、仁厚和慈善。此刻，看着他温柔文腼的样子，我想起了梅兰芳。眼前的老汪也许是男扮女装的角呢。

他停下笔，收拾一下面前的剧本和稿子，拍打拍打双手。做这些动作的同时他问我：“从吉林蛟河来吧？”“是呀！”我惊奇，他怎么会知道的这样准确？“休假探亲是吧？”我笑笑，“是的。”回答他的问话，我一直很紧张。“听你口音，是江苏人。”“是的。”“苏北的？”“徐州沛县。”他笑了，而且笑出了声。“啊哦，我们是老乡。你在苏北北，我在苏北南，你们那里出皇帝，我们那里出鸭蛋。”那时，我一点也不知道江苏有个出名的盛产双黄鸭蛋的地方。“出皇帝”“出鸭蛋”怎么能扯一起呀，这人太风趣了！我笑出了声。问：“你家在江苏哪里？”他说：“你知道这样一个谜语吗，谜面是‘航空信件，能猜出谜底吗？”我想了一会儿，没猜出来。他说：“高邮呀！”我拍打着自己的脑袋，说：“真是的呢，飞机在高空飞，信件靠邮寄。”不知不觉中，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我说话也没有了先前的那些顾忌。

我给他说我们部队如何如何重视样板戏，专门成立了宣传队排演《沙家浜》。他问我：“你在剧中演什么角色？”“新四军战士。”我回答。他说：“十八棵青松之一。”我脸上溢着自豪，说：“是的。”这时，他拿过《沙家浜》剧本，指着封底那副新四军在芦苇荡顶风冒雨，巍然屹立，构成的一组集体英雄塑像的照片，问我：“你演哪一个？”我走到他跟前，指着照片上最前面的伤员，说：“这一个。”他转而又问：“演新四军伤病员的都是战士吗？”我回答说：“除扮演郭建光的演员是从专业剧团特招的以外，其余都是从连队选拔上来的。”他说：“兵演兵，好，当兵的总是雄赳赳，气昂昂的，把新四军的气质和精神能演出来。”我当时想说的，在长影学戏时，样板团导演专门让我们宣传队的人给他们演第五场“暴风雨来了”那段，就是促他们学习我们的精神劲。

他听着，我说着。我越说越来劲，像发人来疯。他却一如先前，走动不急不忙，声音不大不小，语速不紧不慢，沉稳有加。他略一停，又向我提了个问题。“你喜欢沙家浜里哪段唱腔？”我顺口而出：“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这段唱腔多是齐唱，唱词又不是太长，我又演一个新四军伤员，当然喜欢它，就是平时连队拉歌，也有连队齐唱这段的。

听说连队拉歌唱这段唱腔，他显得很高兴，便催我：“能唱唱吗？”说着便向门口走去，把门关得更严实了。我唱不好，不是用嗓子唱，而是在哼：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

挺然屹立傲苍穹。

八千里风暴吹不倒，

九千个雷霆也难轰。

烈日喷炎晒不死，

严寒冰雪郁郁葱葱。

那青松逢灾受难，经磨历劫，

伤痕累累，瘢迹重重，更显得枝如铁，

干如铜，蓬勃旺盛，倔强峥嵘。

崇高品德人称颂，

俺十八个伤病员，要成为十八棵青松！

伴随着我的唱腔，他一会儿击掌打出节奏，一会儿用嘴“敲打”出“仓来台，才台，乙台，仓……”的锣鼓经，他和我一样沉浸在兴奋之中。

当天晚上，贺副营长安排我到首都剧场，观看了上海京剧团演出的《海港》，第二天上午和闫元靖、程长松等老师见了面，我又踏上了探家的路。

再没见他一面。当时，我一个孤陋寡闻的穿两个兜的战士，土得掉渣，进了北京，进了样板团，哪敢胡乱打听，只知他姓汪。

20年后的1991年秋天，我看望住院的田广文老首长，说起了我那次去北京京剧团的事。他说：“那个人是大名鼎鼎的汪曾祺，一个好人！”

我惊呆了：“哇，他是汪曾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