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必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院，湖北 武汉430073）

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文明历史的新纪元，资产阶级通过不断地发明新技术和改进生产工具进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和能力。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405资产阶级所创造的巨大生产力正是来源于技术实践，并通过殖民统治“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1]404。至此，人类在空前的自信中开始变得狂妄自大，当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技术就成为人类征服自然的工具，进而无视自然规律，肆无忌惮地向自然索取、掠夺。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类才开始觉醒，突然意识到生态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发展。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的发表，拉开了人类关注生态问题的序幕，揭露了人类滥用化学药剂给自然带来的危害，并最终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托夫勒曾这样评论:“当我们的父母在为第二次浪潮（工业文明）从事改进各种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引起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一种未曾预防的后果。其中对生物圈的破坏也许是无可挽救的。由于工业的实现基于征服自然的原则，由于它的人口增长，它的残忍无情的技术和它为了发展而持续不断的需求，彻底地破坏了周围环境，超过了早先任何年代的浩劫，生物圈已经不容许工业化再继续侵袭了。”[2]

一、生态问题的界定

“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语oικos，原意指“住所”或“栖息地”。“生态学”的概念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于1866年最早提出，他把生态学定义为研究有机体以及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伴随着人类环保意识的觉醒，生态学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生态”一词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已不再局限于动植物之间、动植物与周边环境之间的关系；而是指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所有生物和非生物，通过能量流通和物质循环形成彼此关联、相互作用的统一整体。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在《植物生态学导论》一书中提出了“生态系统”的概念。作为生态学领域的一个主要结构和功能单位，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生物与非生物通过能量转化、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与周围的环境因素共同构成的一个自然系统的整体。生态系统的范围有大有小，且彼此之间相互交错，最大的生态系统就是地球生物圈（地球上有生命活动的领域及其生存环境的整体）。地球生物圈是开放的，为了维系自身的稳定，需要不断地与外界环境交换物质和能量，同时内部也在不断地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循环流动，否则就有崩溃的危险。在正常情况下，地球生物圈的物质和能量的输入与输出在一个较长时间段内会自动趋于平衡，以保持系统内部的结构和功能始终处于稳定状态，即使受到一定程度的外来冲击或干扰，地球生物圈也能通过自我调节以恢复生态平衡。所谓生态平衡，是指一个生态系统在特定的时间内通过内部和外部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传递和交换，使系统内部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达到相互适应、协调和统一的状态，这种状态具有一定的自控制、自协调和自发展的能力[3]。

工业文明之前，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实践活动对地球生物圈的影响微乎其微。由于人的认识能力有限，自然界仍然具有神秘性。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才开始深刻地影响到地球生物圈的生态平衡，直到全球生态危机的产生，人类才开始重新审视自然、人类自身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早在生态问题还未产生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下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提出警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提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必然造成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断裂”，从而导致城市环境问题凸显和农村土地贫瘠。恩格斯在总结了人类向自然界不断索取的教训后精辟地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4]生态问题正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人类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之后所带来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它不仅会“消除”人类至工业文明以来所取得的“预期的结果”，而且还会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技术实践在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在不断地改变。从原始文明人类被动地依赖于自然，到农业文明社会生产力的大幅提高，人类开始自觉地开发利用自然。再到工业革命，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变得空前强大，而且通过技术的不断发明和创造，“人类的活动确实是具有行星规模效应的，并且是同我们这个星球的基本的生物、地理、化学过程相抵触的”[5]146。作为人类获取物质和能量的实践形式，技术直接根植于人与自然的能动的社会关系之中。因此，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必将受到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宗教文化以及消费观念等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下，由于资本逻辑的推动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引导，技术成为满足人类欲望的工具，被人类无节制地滥用和过度使用，从而导致“过度地”生产和消费了地球生物圈内的物质和能量。这种“过度”是相对于自然自身的生产能力而言的。无论是动植物的再生（以日、月、年为时间单位）还是煤和石油等矿物能源的形成（以百万年甚至千万年为时间单位），都受地球生物圈内基本的物理、化学和生物规律的制约和影响。从生物学的角度分析，地球生物圈有足够的物质和能量可以允许人口在若干世纪中以生物学上最大的限度繁殖率增加。故此，生态问题实质上是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速度超过了自然自身的生产能力，从而导致人类与自然（地球生物圈）之间长期形成的适应模式受到剧烈破坏或濒临崩溃。

二、技术在地球生物圈物质和能量转化过程中的作用

近百年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人类的生态足迹已经遍布全球，人类的实践活动对地球几千万年内形成的生态系统造成了剧烈的破坏，而且破坏的程度和速度已经远远超过地球生物圈自身修复的速度。而地球生物圈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这个有限是相对于人而言的。即“人类灭亡了，地球仍然不变，而且人类的灭亡极可能为别的生命形式的发生提供可能”[5]140。也就是说，“生态危机是‘我们的生态危机’，不是地球的生态危机；是‘我们的生物圈’的灭亡，不是生物圈的灭亡”[5]142。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同其他物种一样，每个人都是地球生物圈中随处可见的化学和生物过程中的一个具体表现。因此，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也必须同地球生物圈物质和能量转化的规律协调一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人类学领域中，有一种新的尝试来理解人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以能量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人类的适应问题，解释文化的起源和变化。”[6]79从能量学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把人类的生产过程看作是人类从地球生物圈中获取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和能量的转化过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饥饿是自然的需要；因此，为了使自身得到满足，使自身解除饥饿，它需要自身之外的自然界、自身之外的对象。”[7]也就是说人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界。人要生存，首先必须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即要从自然界中获得生存最基本的物质和能量。人通过劳动实践从自然界中获取生存资料，自然界中的物质和能量经过人类技术改造之后，又以其他的物质形式再次返回地球生物圈。在此，我们可以归纳出模型1“人类一般性的生产结构”和模型2“近现代工业的一般生产结构”。技术作为生产过程中直接的物质手段和劳动技能，它直接存在于人类的生产实践。人类最初的技术活动表现在简单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方面。制造出来的工具不仅是人类自然肢体的延长，同时也是人类自我意识的实现。笔者首先借助于模型1，具体地分析在人类历史的不同文明阶段技术在地球生物圈物质和能量转化过程中的作用。

原始文明阶段，真正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产品是不存在的。在物质和能量的自然→原料过程中，人类从自然界直接获取生存需要的物质和能量，或者使用简单的工具（打磨的石块、木棒、动物骨头）从自然界中获取生存需要的物质和能量。而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就是从制造和使用这些简单工具开始的，尤其是火的使用标志着原始文明阶段的人类对自然的改造实现了质的飞跃，人类对自然改造的技术已经开始改变自然物质和能量的化学形式，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物理形式。但是，从对地球生物圈物质和能量转化的影响来看，人类对自然界改造的结果与动物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经过技术改造过的自然物质和能量都在地球生物圈的自控制、自协调和自发展的能力范围内。

模型2 近现代工业的一般生产结构

农业文明阶段，铁器的发明和使用使得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范围和深度不断扩大，人类可以从自然界获取更多的物质和能量。在物质和能量的自然→原料→产品的过程中，人类发明和使用的技术，依然是通过改变自然物质的物理形式来改造自然界，进而从自然界中获得生存发展的原料和产品。在一定的实践范围和生产过程中，技术开始被应用于改变自然物质的化学形式，而且已经对局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破坏，但是，局部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会对地球生物圈和人类的生存发展产生毁灭性后果，而且这些被技术改造过的自然物仍然是较容易归复于自然的。

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足迹遍布全球。“人类的存在是引起地球环境变化的最大因素，它比自然循环给地球带来的影响要大很多。”［6］36人类已经生活在一个人造的新地质时期——“人类世”——因为地球的变化不再是由自然竞争为主导，而是完全由人类活动控制。也就说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使得地球生物圈中物质和能量转化的速度加快以及人为制造的物质形式的增多，从而使得人类活动成为影响地球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主要因素。从模型2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技术参与到人类改造自然的每一个环节。从“物质和能量的自然”转化为“原料”，再到“产品”，每一个阶段技术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技术不仅改变自然物质的物理形式，更多是改变自然物质的化学形式和生物结构，这些“消费后的物”绝大多数不能被人类再利用，人类称之为垃圾或废弃物。它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由于自然界物质变化的破坏作用而解体，从而导致废弃物或是直接危害人的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或是通过干扰自然规律间接地给人类带来灾难。

此外，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国际市场的一员。在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主导的国际贸易秩序影响下，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主要集中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集团中。技术是人类最基本的劳动实践，也就是说对技术的掌握和控制也是对物质财富的掌握和控制，这就使得世界贫富差距加剧，城乡矛盾更加突出。这些矛盾无疑加剧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的非理性活动。地球森林覆盖率逐年骤减便是人类非理性活动的典型。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称，有史以来全球森林已减少了一半，且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此外，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2010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报告显示，目前全球森林面积略高于40亿公顷，覆盖土地总面积的31%。2000－2010年，总体上全球每年有大约1300万公顷森林被转做他用或因自然原因而消失，全球每年森林面积的净损失约为520万公顷［8］。

三、工业文明下的技术困境

工业革命首先源于技术革命，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良拉开了工业文明的序幕。技术的发明和革新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人的社会需要的增长。在后工业文明时期，从技术层面上来说，人类社会已经可以做到充分地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了，但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进程来看，人类仍然在为取得最基本的需要而斗争。探究其根本原因，即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下，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不再是以增进全人类的福利为目的，而是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从模型2可以发现工业文明下的技术对地球生物圈中物质循环和能量循环的影响与原始社会、农业社会的相应影响有着质的区别。前者严重偏离几十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逐步形成的物质和能量的关系模式，也严重违背自然界的生物规律和生态规律本身。

从模型2来看，人类生产实践（现代技术）深度地改变或创造出各种层次的物质形态，同人类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阶段相比，现代技术的使用创造出自然本身不可能自发进化出来的新物质形态，并且这些新的物质形态种类的数量非常巨大，已经开始影响地球生物圈局部的生态平衡。相比较农业文明阶段的人类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在自然界→原料→产品（商品）→消费后的物质这些物质循环和能量循环的诸多环节上，工业生产方式（现代技术）和工业文明促成的全球性的和区域性的物质流通和能量流通的数量非常巨大，速度非常快，而在消费后的物→自然界这个环节，物质和能量的流通则比人类原始社会和农业社会阶段中要慢得多，少得多。整个循环在相当长的时间周期中（如以世纪为时间单位的周期）无法完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地球生态系统内要素间的冲突。人类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是通过物质生产和物质消费来实现的，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消费模式都是单向度的，“工业—城市复合体”以技术为支撑不断地扩大自身的规模，它就像宇宙中的“黑洞”一样吞噬着周围所有的物质和能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城市化造成工业对农业的剥削，加剧了农村土地的贫瘠，城乡分离最终造成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物质和能量交换关系的中断。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地球生态循环系统是相互矛盾的和冲突的。“在有限的环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而在全球环境之间形成了潜在的灾难性的冲突。”［9］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程中可以发现，技术的发明和革新，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业—城市复合体”是工业文明下人类社会最普遍的生产生活方式，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工业化和城市化促使人与土地相分离，从而加剧了城市与农村的对立，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对立。从地球生物圈的物质和能量分布来看，城市和农村的分离意味着地球生物圈的物质和能量循环结构发生了改变，也就是说自然的物质和能量开始由一部分地区向另一部分地区大规模地、集中地转移，例如煤炭石油等矿物能源的出产地被大规模地开采。而且人类开采矿物能源的范围已经由陆地转向海洋，由人口聚集地向北极圈和南极圈扩展。这些受利益驱使的人类实践活动给地球生物圈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森林锐减、水资源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而另一些地区又集中地消费自然的物质和能量，从而导致地球局部地区异常天气和自然灾害频发（飓风、洪涝和干旱、酸雨、雾霾），进而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产生活乃至生命健康。

工业文明下技术使用导致“杰文斯悖论”。为什么人类文明在不断进步，技术在快速发展，而地球生态系统却遭受破坏？为什么生态问题如此严峻，而人们却视若无睹？答案很简单，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只关注生产所带来的利润，自然的物质和能量以及消费后的物从来就不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视域内。“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系统来说，自然的物质和能量资源就是它的免费的午餐。”[5]169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探究工业文明下的技术使用困境与生态问题的关系，借用生态经济学中“杰文斯悖论”可以概括为:技术作为人类获取物质和能量的实践方式，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技术越发达，技术使用所引起的生态问题越严重。同农业文明不同的是，工业文明下的技术发明和使用已经不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问题也更加突出:

第一，技术的发明和使用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技术研发具有不确定性，而前期巨额的资本投入又是技术研发的前提条件。此外，技术的使用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中，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受到专利权的保护，专利权成为利益集团垄断技术发明和使用的工具，这必将阻碍技术的个人发明和推广使用。

第二，生态问题的出现为资本逐利开拓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不同行业和部门的垄断资本把生态问题当作自身发展的新机遇。即面对持续恶化的生态环境，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治理生态环境的过程中不得不支付高额的费用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先进的环保技术。故此，技术的发明和使用不再是以增进人类福利为目的，而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利润的最大化又是建立在视自然的物质和能量为免费午餐和无视“废物”存在的基础之上的，进而加深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冲突。

第三，技术的发明和使用虽然提高了人类利用地球物质和能量的效率，但是由于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求，资本总是鼓励消费主义价值观，从而形成高生产、高消费的生活模式。“技术的进步和革新只会进一步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这也意味着自然资源的快速消耗和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10]这既是“生态—工业联合企业”产生的原因，也是“城市—工业复合体”发展的困境所在。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只会加深资本对地球生物圈物质和能量的掠夺和剥削，加快人类向自然索取物质和能量的规模和速度，严重破坏长期以来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模式。

四、生态文明视域下的技术要求

作为人类劳动实践的具体形式，技术既为我们揭开了改善人类生活的前景，也为我们开辟了毁灭人类的可能性。在资本经济制度下，迄今为止人类在技术上所做的各种努力，至多是使已成为人类共同灾难的生态问题得到暂时的缓和，而非真正的解决。在前面已经指出，工业、城市、社会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劳动实践的技术之上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下，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无论在目的上还是在运行机制上都是一个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过程。我们必须认识到生态问题是在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产生的，技术直接根植于人与自然的能动的社会关系之中，离开了人的实践活动，离开了人与自然的能动关系，自然就等于无，生态问题也等于无。故此，解决生态关键既不在于限制经济增长，也不在于否定技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技术，以及我们如何实现这种选择。我们必须明白，人类正处于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过渡的重要时期。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保证在这个过渡时期使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的破坏降低到最小限度，为人类在地球生物圈内创造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关系模式提供变革的时间。技术就是延长变革时间，积累物质基础的重要途径。因此，必须对技术的发明和使用提出符合自然生态规律的标准和要求。

1.高效性。人类通过技术实践从自然界中获取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物质和能量，物质和能量的自然在转化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和消费产品的过程中存在一个转化效率高低的问题。技术的高效性既可以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也可以在生产过程中降低对物质和能量的消耗，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实现生产过程零污染、零排放，进而降低人类生产实践对地球生物圈自身的物质和能量循环系统的干扰。在地球生物圈的生态法则中没有一般“废物”的存在，一切事物都必然有其去向。因此，人类在发明和使用技术的过程中必须思考被技术改造后的物质和能量是否可以较容易地复归自然。

2.小型化。技术的小型化特征既可以打破资本主义经济对技术发明和使用权的垄断，也便于技术的广泛使用与整合。在资本主义经济下，社会分工高度发达，个人的生产、生活都依赖于社会提供的各种产品和服务。而复杂的、大规模的高新技术是资本为获取垄断利润而采取的生产方式，资本家被动地遵循“越多越好”的原则。与满足社会消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目的不同，人们在满足个人消费的生产活动中会自觉地遵循“够了就行”的原则。而“够了就行”的原则与生态理性的目标是一致的，是完全符合地球生态系统运行规律的。技术的小型化也为个人争取生产权利的自由和满足个人差异性消费需求提供了可能性。既可以避免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对地球生态系统的破坏，也可以使个人在劳动实践中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真正地享受劳动实践带来的快乐和幸福，从而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

3.低风险。虽然技术自身没有好与坏之别，但技术有生态风险的高低之分。技术生态风险不在人类控制范围，而取决于自身组织结构。越是高精尖技术，组织构成就越复杂，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往往超出人类的认识和控制范围。因此，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必须充分考虑到生态风险问题。而风能、太阳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指明了未来人类社会发明和使用具有分散性、小规模、低风险技术的发展方向。这也是人类充分认识自然规律、尊重自然规律而发明和使用的与地球生物圈并行不悖的生态技术。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北京:三联书店，1987:188.

[3]钱俊瑞，余谋昌.生态哲学[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40－4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98.

[5]郭剑仁.生态地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6]郭剑仁.建设生态文化[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79.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10.

[8]FAO.Guidelines for country reporting to FRA 2010[R].Rome:FAO，2007.

[9]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

[10]王雨辰.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