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寒

王英的身份很“复杂”，稍微对他了解得深一些，就无法定位他的社会角色：医学专家、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医疗机构管理者、散文作家、科普作家、诗人、旅行家等等。在其50余年的人生路途中，他涉猎的的领域太多了，并且在多个领域都有成就、斩获，并最终变成了一部部专著或者一篇篇学术论文，呈献给世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清末洋务派领袖张之洞在100多年前提出的治学理念，但沉淀到王英身上时，他说他无论是在中西医结合的学术上，还是在医院管理、文学创作等其他领域的一切探索和收获，都离不开这八个字所铺陈的脉略，只不过他所认识的“中学”，不是张之洞当年为了推行洋务理念及实践而框定的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而是以中医学为代表的、全面而又立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他所认识的“西学”，则是以西医学为代表的一切现代人类文明催生的文化内涵及科技成就。他的“中西结合”，既是医学范畴的，也是文学范畴的，更是50余年的人生历程中，其法古追今、兼收并蓄的漫长过程……

乡村到军营，杂糅中西医学养

“我最初的中医学基础，来自于乡村；而我最初的西医学历练，则来自于军营。”三句话不离本行。尽管王英的社会身份较多，但一开口，他还是先谈及了他的“主业”：医学学术修养最早的根基。

随后，王英以他充满文人气质的语言回忆说：“我的童年和少年与其他农家子弟无异。我之所以与医学结缘，与我小时候周围的亲属和所处的社会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的外祖父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我自小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受到了中医学的熏陶；上了高中后，读的‘杂书越来越多，其中就包括当时很普遍的《赤脚医生教材》——这是在县医院工作的姑姑和姑夫给我推荐的。他们和父母还极力推荐我去当时很让人羡慕的县里的赤脚医生学习班接受培训，所以，我一直认姑姑和姑夫是我后来从事医学的引路人。”

和很多那个时代的同龄人一样幸运，王英凭着“家学”渊源和专业学习的“双重功底”，最后被留在了县医院，成了一名真正的医生。在那期间，王英还系统研读了《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医宗金鉴》等中医典籍，从而奠定了扎实的中医理论基础。到了1977年，又一个人生的转机降临了——他应征入伍，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在军营里，由于他入伍前的“履历”得天独厚，很幸运地成了一名连队卫生员，继而又升任师医院卫生班班长。

王英谈及这段经历时感慨地说：“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中学、‘西学的意识，比如说赤脚医生教材，其实就是在毛主席的‘中西医结合的指示下编纂的。其内容杂糅了中西医的治疗知识，而且在那个倡导‘一把草药一根针的年代，更多的内容侧重于中医诊疗。也就是说，在那时，我就已经蒙目龙地奠定了中西医学的基础——尽管这些基础很薄弱，但却让我受益一生。而且，无论我在老家当医生还是在部队当卫生员，我对当时占据城乡医疗主流力量的老中医都心存敬仰，并抓住一切机会向他们学习——我先后拜师县医院医师李清香、民间老中医陈秀、成都军区卫训大队大队长余万江和岔河集卫生院院长郭志学为师，不断学习钻研中西医理论知识。”

1978年，王英在部队院校又系统地学习了西医基础理论，毕业后分到成都军区某部队医院工作，开始从事中西医结合治疗类风湿病的临床实践与理论研究。“‘宁治十个贴骨疮，不治一条老寒腿。这是以前的老中医常说的一句话，可见风湿及类风湿病的治疗从古至今都属于较为棘手的学科。也许是年轻气盛吧，从那时开始，我便把‘中西医结合治疗类风湿病当成了主要专业研究方向。”王英在采访中这样阐述他选择专业学术研究之路的动机。

王英转业回到家乡后不久，又考取了成都中医药学院（今成都中医药大学），并在1985年学成毕业。他对此阶段的医学学习生涯归结说：“在这期间，我的医学理论与实践得到明显提高。在部队时，我就利用中医中药外加注射针灸治愈了多名战士的腰椎、腿疼、鼻子出血、强直性脊柱炎和斑秃病症，为此，军区《战旗报》多次报道。在成都军区服役的7年间，我连年受到每年两项嘉奖，三次荣立个人三等功，还被评为成都军区先进个人……感谢中西医学，它让我在最好的年华获得了诸多令我珍视一生的荣誉……”

探索与突破，

打通中西医难以交融的障碍

选定研究方向后，经过几十年的中西并重、融会贯通的探求，王英凭借自己深厚的理论修养、丰富的临床经验，突破了中西医间难以沟通交融的障碍，突破了传统医学在某些方面的束缚，在宏观上运用中医整体观念，在微观上应用当代科学手段进行剖析，针对类风湿疾病，从病因上引入了我国中医寒凉派医学创始人、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守真在《素问病机原病式》和《宣明论方》中提出的“天令火化”之理，大胆地从类风湿病的病因、机理、治疗等方面提出了“类风湿病多起因于内火，在表现上则南北有别。南方气候湿润，多发于肌表；北方气候寒冷，多发于筋骨，所以在治疗上应予以辨证施治，区别对待”的独到见解。

采访时王英站在专业的角度介绍说，风湿类疾病是一种范围广泛、致病因素多样、病变部位不一、病理变化复杂的疾病。它不是特指某一种疾病，而是一组疾病的统称。风湿类疾病简称“风湿病”。提到风湿病，人们常常误认为是关节炎及受风或受潮湿、寒冷影响而引起的肌肉、关节痛，其实不然。“风湿”一词来自古希腊语Rheuma，该词本身并没有“风”和“湿”的含义，其意是流动的意思，来源于2000多年前的液体病理学说。西医学最初认为风湿病是黏液由脑流向关节和身体其他各部位时引起的游走性疼痛，但随着医学的发展，人们不再相信液体病理学说，风湿病学有了迅速发展。近年来风湿病学已逐渐发展为一门正式的跨学科的专门学科。它概括的范围相当广泛，其发病原因包括受风、潮湿、寒冷等环境因素，也包括感染因素如化脓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免疫学因素如类风湿关节炎；内分泌性因素如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亢进；退行性病变因素如骨关节炎；代谢性因素如痛风、假痛风；甚至包括一些遗传性疾病、肿瘤等。到目前为止，已知具有不同名称的风湿类疾病达100多种。

王英进一步阐述说，风湿类疾病在祖国医学中属“痹证”范畴。我国最早的医学经典《素问·痹论篇》指出：“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着痹。”这是最早对痹证发病原因及分型、分类的记载。后来随着历代医家对风湿痹证的深入研究，在以往对本病病因病机认识的基础上，除强调“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的外邪说外，许多医家陆续重视正气虚弱、卫表不固、气血不足、肝肾亏损等在本病中的作用，如当代大医朱良春认为：先有阳虚，病邪遂乘虚袭踞经隧，气血被阻，壅滞经脉，深入骨髓，胶着不去，痰瘀互结，凝滞经脉而成顽痹；我国另一位中医学者焦树德认为：肾虚寒邪入骨，复感三邪内舍肝肾而致本病。

“西医对于类风湿疾病的认识和治疗大多重在消炎、止痛等的对症治疗上，其治疗药物大致有四个方面。”王英把话题由中医学转入西医学范畴时归结说：“首先是非甾体抗炎药。非甾体抗炎药虽然会引起诸多不良反应，但绝大多数患者在短期服用该类药物时出现的不良反应较轻微，能耐受，而且停药后不良反应即可消失，不会对该类药物发挥疗效产生影响。其次是一些药效较慢的治疗选择，或者叫‘慢作用药。慢作用药还被称为改善病情的抗风湿药，这类药物能抑制组织和关节的进行性损伤，延缓和阻止病情发展，但显效慢，常需数月方能见疗效。第三就是糖皮质激素。此类药物具有消炎、免疫抑制、抗毒、退热四方面的作用，但如果长期大量应用糖皮质激素可引起物质代谢和水盐代谢紊乱，出现类肾上腺皮质功能亢进综合征，如水肿、高血压、向心性肥胖、肌无力和肌萎缩等症状。第四类就是免疫抑制剂。免疫抑制剂是一类非特异性抑制免疫功能的药物，既抑制正常免疫，也抑制异常免疫。免疫抑制剂对免疫系统以及免疫细胞缺乏选择性和特异性，因而往往全面抑制机体的免疫功能，应用时须严格掌握适应证。

王英认为，由于风湿类疾病是一组病因复杂，症状变化多样的疾病，参与的细胞和细胞因子很多，单用任何一种药都难以阻断这种多过程、多因素所致的疾病，所以特别需要广泛贯彻中西医结合理念，联合用药给予治疗，方能达到提高疗效和减轻毒性的目的。在类风湿疾病的治疗原则上，王英强调“应在补肾坚骨、固本培元的基础上，用辛凉解表、泻热养阴之药”；在具体方法上则根据不同患者的情况分别以对症口服海马补肾壮骨散、龙蛇散、麻黄湿痹散、除痹胜湿丸、芪己茯黄散等多种中成药制剂为主，以西药、针灸、按摩及外敷痹痛灵散等其他方法为辅，从而形成“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攻、综合调理、立体治疗”的诊疗模式。这种模式的创立已经成为当今类风湿疾病的临床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在强调“联合用药”的重要性时，王英提出：“联合用药，就是发挥西药的治疗作用，同时最大限度地抑制其毒副反应，这一直是这些年来我悉心研究的课题。我们应用益气养血、健脾化湿、活血通络中药联合西药，辨证分型治疗风湿类疾病，不但取得了满意的临床疗效，而且上述毒副作用的出现率也明显降低。”

“在实施中医整体治疗时，还必须注意分期和分型。”王英说，经过几十年的临床研究，他们总结出了“抓住早期治愈，控制中期发展，改善晚期症状”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类风湿疾病的纲领性原则，“只有这样，才能打通中西医难以交融的障碍，并且从疾病的全局出发，给患者带来治愈的希望。实践证明，这确实是一条极其珍贵的经验！”

医学和文学，

兼收并蓄的人生收获

1992年6月，在医学学术方面已经有了丰厚积淀的王英，信心满满地离开原工作单位，在霸州市卫生局的鼎力支持下，筚路蓝缕地创办了霸州市类风湿医院。2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专科医院如今已经升格为廊坊红十字霸州开发区医院，但他并不止于过往的成就，年过半百，仍孜孜于学，在香港国际中医药研究院研究生部系统修完了传统医学（中医学）博士学位的全部课程，通过了论文答辩，经该院学位委员会评审通过，被授予“传统医学博士”学位。

谈及他麾下的医院当前的规模，王英如数家珍：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目前，昔日的类风湿病医院已发展成为建筑面积10 000平方米，设置病床120张，拥有类风湿病、椎间盘、妇产科、甲状腺、核医学前列腺5大专科及内、外、儿等职能科室的大型专科医院，先后被中华传统学会、中国保健科技学会科技发展中心授予首届全国中医专科专院科技合作交流会“十佳专科医院”等荣誉。2001年被河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2003年，又被中华传统医学会授予“类风湿、椎间盘突出症河北霸州专科治疗康复基地”。

与此同时，王英近40年潜心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病、中医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肝硬化腹水等专科中医药学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先后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学术类专著6部；他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引起了全国专科医学组织的普遍关注。2009年11月12日，在杭州举行的中国中西医结合系统性红斑狼疮研究学术会议上，王英被推选为中西医结合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2011年8月24日，在贵阳举行的“第九届全国中医难治病学术研讨会暨毒邪学说论坛”会议上，王英被中华中医药学会推举为中华中医药学会难治病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及类风湿病研究协作组副组长。

“医学和文学，历来有着无法割舍的内在联系。我国古代的诸多名医，大多是流芳百世的诗人和文学家。我尽管无法与他们相提并论，但多年的人生路途中，我收获的东西太多了。多年前，我文学创作的热忱就一直在内心激荡……”谈及王英出版的多部纪实文学和诗集、散文随笔集时，王英感慨地说，“在多年的临床工作中，我发现社会上对于很多疑难疾病的认识，存在很多误区，所以，我先是抽空编写了《当代中药外治十科百病千方》等多部科普书籍，又先后以自己从医近40年的人生足迹为素材，写出了长篇传记《悠远的云》和行医传记《梨花雨》；还出版了诗集和散文随笔集等等……”

采访到最后，王英感慨地说：“这辈子选择了中西医结合的路子，我会一直走下去。经过大半生的历练，我越来越觉得，医学充实了我的人生，而文学则装饰了我的人生。无论是医学专业著作还是文学作品，这都是我站在中西医学的坐标上，针对东西方文化历练、思考和感悟的美好收获……”

专家简介

王英，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现任河北省霸州开发区医院院长、党支部书记。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风湿类疾病专业委员会常委、中国中西医结合防治风湿类疾病联盟副主席、中华中医药学会难治病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及类风湿病研究协作组副组长、中国特色医疗学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副理事长，国际华夏医药学会理事、美国中医药研究院客座教授、世界中医药研究会终身会员，河北省中西医结合风湿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廊坊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发表学术论文63篇，并著有医学科普著作《当代中药外治十科百病千方》《寻医问药四百家》《肿瘤科病最新中医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风湿四病》《中西医结合临床精粹》以及长篇传记《悠远的云》、长篇纪实文学《梨花雨》、诗集《雅风集》和长篇游记随笔作品集《江山行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