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炳龙

罗宗藩：籍贯云南大理洱源县。曾任《抗战报》报社社长，晋察冀中央分局机关党委副书记（姚依林担任书记），《晋察冀日报》的甄审，《晋察冀日报》边区版副主编，张家口广播电台台长、党支部书记。抗美援朝期间任《志愿军》报社主任、副社长。1958年由朝鲜回国后担任二十兵团宣传部副部长、总参《防化兵》杂志社总编，《贵州日报》社社长、总编。

早年的生活经历

1920年10月30日卯时，罗宗藩出生于云南大理洱源县玉湖镇城关一街。他四岁时父亲去世，幼年时期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全靠他的三叔、四叔教育抚养，直到他到陕北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为止。家里虽然殷实富厚，但是经过两次土匪的洗劫，家道中落。

1931年，罗宗藩在高小毕业考初中时，家里被张结巴抢劫，连到大理上初中的费用都没有了。看到表兄到大理上初中，他羡慕不已。没奈其何，只好在家白修初中课程，以待将来直接考高中。他知道家里没有钱，便在他四叔的辅导下白学。还有一个耶稣教堂里的牧师教他英语。他的四叔在教他语文的同时还教他《文学月报》、《读书》等进步杂志，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有意把他培养成为一个有理想，有道德的革命战士。在涉及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方面，要他严格保密，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能透露。不准到隔壁耶稣教堂里听经，免得受帝国主义的文化侵蚀。

罗宗藩经常见到驻扎在财神庙里的土匪杀老百姓，并且把被杀人的心肝挖了去炒吃。他便立下志愿，今后长大了要拿起枪来，把这些土匪消灭干净，为老百姓报仇，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

罗宗藩经常把家里的枪支偷偷拿出来到山上练习枪法。家里最好的一支枪叫“欧三响”，是从欧洲买进的，能装三发子弹。家里人不准他玩枪，便把枪和子弹都藏了起来，他又偷偷地买了一把尖刀，藏在裤子里，作为防身武器。

1934年，罗宗藩的三叔被委任为云南省云县的县长，到云县上任。罗宗藩在家人的护送下到大理的下关与他会合。跟随他的三叔到云县读书，插班初中三年级。

1936年6月，罗宗藩随马帮从云县渡过澜沧江，翻山越岭到了祥云县才坐上汽车，经过13天的跋涉到了昆明。罗宗藩到了他的大哥罗铁鹰（罗树藩）的住处，阔别几年的兄弟见面，非常高兴。到了昆明后罗宗藩要考高中，因为他从云县到昆明时要了一个休学证书，不能直接考高中，只好用他的大哥罗树藩（罗铁鹰）的初中毕业证书，报考昆华高级师范。殊不知竞考上了，从此罗宗藩改名叫罗树藩了。入校后参加军训，地点在昆明北门外的北教场大营。编队后教官叫每个学生拿一块木炭，要学生把木炭磨白，对学生进行洗脑训练，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长官说木炭是白的，就只能说白的。罗宗藩对此很反感。学校宣传教育的内容是颠倒是非，露骨地反苏、反共、反人民，宣扬一个国家（中华民国），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领袖（蒋介石），介绍阅读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蒋委员长的《言行录》。罗宗藩在心里想，这样的军队还有出息吗？为了读高中，就不得不忍受这样的训练，所以罗宗藩上政训课时，在下面偷看鲁迅的文章，被教官看见了。教官污蔑鲁迅，罗宗藩就与他争吵起来，还挨了教官的打。罗宗藩气急了，跑回宿舍拿起带刺刀的枪（里面没有子弹）要和教官拼命，他不顾一切地向教官刺去，不料，那个教官有空手夺枪的技术。罗宗藩没有刺到那个教官，手中的枪反而被教官夺去了。为此，罗宗藩被关禁闭。中队长要罗宗藩写“悔过书”，他不写，直到关了一个星期才把他放了。这次禁闭使罗宗藩认识到：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与他们斗，是斗不过他们的，只有靠组织的力量来与他们斗。从此，他秘密去找中共地下党的念头又增长起来。

国民党所谓的“全民皆党”的政策即：凡是国家公务员、军官、高中以上的学生一律集体加入国民党。这是国民党的“撒灰政策”，给你撒上一层臭灰，一则壮大他们的声势，再则用这层臭灰引起共产党对你的怀疑，阻止你和共产党接近。在军训结束的前一天，队长宣布集体加入国民党，同学们都去了，只有罗宗藩没有去，独白一人在宿舍里。队长来到宿舍里以利诱导他，说加入国民党可以升官发财等等，罗宗藩对此无动于衷。队长便叫了一个教官与一个宪兵用刺刀逼迫罗宗藩到教室里填写加入国民党的“志愿书”和“请求书”，参加入党宣誓，并且交了一元钱的党费，这党费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张国民党的“党证”，在后来帮助罗宗藩顺利到达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当着办事处负责人之一的黄文杰同志的面把它烧毁了。

共产党的英明之处就是识破了国民党的阴谋。这类事情，从国统区到革命根据地的学生、军人、公务员等，不少有这样的经历。

军训时生活极差，教官把经费贪污了，白米饭换成了粗米饭，米里还故意掺沙子进去，叫你吃不饱。如此折腾人的军训，几个月下来，罗宗藩的体重减了好几斤。

罗宗藩看了巴金翻译的俄国小说《门槛》，小说颂扬刺杀沙皇的漂亮姑娘索菲亚的故事。罗宗藩便起了刺杀国民党反动头目的念头。1936年的夏天，蒋介石来昆明，龙云命令学生沿昆明巫家坝飞机场进入市区的街道上夹道欢迎。街道不宽，蒋介石坐在车里，渐渐到来。罗宗藩突然想起自己若是有一个炸弹就好了，顺手丢到车里，这个反动的蒋介石不就完蛋了吗？遗憾！自己有了这样的念头，但是没有做好准备，眼睁睁地看着蒋介石在眼前不到两米的距离溜过了。

罗宗藩后来把他的想法向四叔说了，四叔制止了他的这种想法：要革命就走上革命的道路，团结工农大众推翻蒋家王朝。为此罗宗藩在相识的人群中打探，寻找地下党。在他与大哥罗铁鹰走访亲戚时，他随时留意接触的人群中有没有共产党。

听说贺龙、萧克攻破了宣威城，他想，若是红军来攻打昆明，他决定去投奔红军。他写好了告别字条，请表兄转交家人。但是，龙云突然公开让开滇西大路，贺龙、萧克率领红军沿着1935年红军第一次出滇的老路到了四川，使罗宗藩投奔红军的计划落空了。

1936年12月13日早晨，突然听说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变，扣留了蒋介石，逼迫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罗宗藩高兴极了，买了酒邀同学喝酒祝贺。

昆华高级师范毕业前期，昆明国民党特务的外围组织“铁血锄奸团”想把罗宗藩拉到这个组织中，被罗宗藩拒绝了。这件事情，在抗日战争后期，罗宗藩在《晋察冀日报》工作期间，参加整风、审干，开展坦白运动时，罗宗藩主动向组织如实说了一遍。就为了这件事情，他的顶头上司张春桥就在他的档案里记下了“控制使用”。因为罗宗藩看不惯张春桥嚣张的性格，在工作中随时与张春桥顶撞，张春桥就借此机会给他背上“黑锅”。致使罗宗藩在工作年龄最佳阶段，在“控制使用”中度过。

1937年，罗宗藩参与组织云南学生“抗日救国会”，任总务部长。“抗日救国会”的宗旨是：组织同学们关心抗战形势，鼓励同学参加抗战，慰问抗日出征的60军，高唱抗日救亡歌曲。他在这期间认识了云南地下党的领导人李群杰，经李群杰介绍，罗宗藩于1937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5月，罗宗藩到汉口找地下党接头，同时还有王静涛写给董必武、林伯渠的两封介绍信。但是，到延安“朝圣”，经费是个大问题，他的胞兄罗铁鹰典当了身边所有值钱的东西，才凑了四十元钱，显然这点钱到延安是远远不够的。他只好与同学们随新编41师，于6月25日从昆明出发，以政训宣传组的名义同行，这样减少了部分旅费。从昭通到宜宾，想乘船到重庆，可是旅费不够，只好以航空信件的方式向他的大哥罗铁鹰求救，恰好这时他的四叔从洱源寄给罗铁鹰二十元钱，罗铁鹰把这钱寄给了罗宗藩。于是，他从宜宾乘船到武汉，在武汉找到了李群杰介绍的联络点，然后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找到了黄文杰、博古（秦邦宪）。黄文杰介绍罗宗藩到延安上“抗大”，并且帮助他办理了到西安的介绍信和通行证。他在八路军办事处的招待所住了几天。在这期间罗宗藩把王静涛老师写给董必武的信交给了黄文杰。想不到第二天董必武就召见了他，与他亲切交谈。这次交谈使罗宗藩受到了极大的鼓励。在出门时遇到了罗炳辉将军，他伸出宽厚的手握住了罗宗藩的手，没有更多的谈话，只是问罗宗藩到延安的手续办好了没有。

矛盾与战斗中坚持党的宣传工作

罗宗藩穿上了八路军办事处发的新军装，与一批工人、学生编成一个队，由一个老红军带领，乘坐八路军军用火车到达西安，行程万里。到达西安时来接他们去延安的车辆没有等罗宗藩上车就开走了，丢下了罗宗藩。后来才知道开车的驾驶员不是八路军培养的，态度极端不好。在西安，罗宗藩只知道八路军办事处在七贤庄，具体在什么街道，什么门牌也不清楚。时间已经过了半夜。第二天下午，罗宗藩到了七贤庄办事处，呈上了王静涛给林伯渠的信，一个四十来岁的大姐接待了他。那位大姐对罗宗藩说，林主席不在西安，除了要到陕北抗大以外，还有什么事情她可以帮忙。罗宗藩便向那位大姐说了，与他同行的两位同志没有路费了，自己身上的钱已经不多。第二天，罗宗藩持他的大哥罗铁鹰给袁勃的信，去《新华日报》社驻西安办事处找袁勃，把要向他借钱的事情说了，袁勃抱歉地说，他们《新华日报》是供给制，没有薪水。罗宗藩为其他两个同志借钱的心愿就落空了。当他回到住处，那两个同志已经不知去向，连白己行李也不见了。这时罗宗藩才猛然醒悟，白己中了他们的奸计了。他们拿走了罗宗藩所有的家当。罗宗藩正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恰巧当晚又来了一批去延安的学生。第二天罗宗藩与这批学生一起向延安出发。

到了三原县城，正值“九·一八”事变纪念日，时任女红军团团长张琴秋（建国后的第一任中央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还讲了话。

到了延安，这时已经是9月底了。罗宗藩被编入抗大新编七大队军训。抗大新编七大队的地址在蟠龙镇的舒街，离延安九十华里。罗宗藩刚到队里，领导知道他有知识，叫他办墙报，主持俱乐部工作。罗宗藩因为组织关系没有转到延安，他再次写了入党申请，介绍人是队长舒行、指导员相明阳。申请呈上去，马上得到了组织的批准，于11月12日举行了宣誓仪式。军训结束后，罗宗藩于12月初回到延安抗大。学员大多数没有住处，罗宗藩他们在清凉山下白己挖的窑洞里居住。窑洞里潮气太重，天天要晒被子。罗宗藩分到政治队，他的同学中有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的参谋长沙克，还随时有中央首长如毛泽东、罗瑞卿来讲课，教哲学课是云南老乡艾思奇。因为国内形势变化，罗宗藩原来在的抗大第七大队转移到了晋察冀分校。现在他在的三大队又要到瓦窑堡驻防，到那里开荒种地。1939年6月1日，抗大成立三周年大会上，鲁艺的学生也来参加，会场上参加庆祝的有三千多人，毛泽东主席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

1939年7月，罗宗藩随部队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永河县。原来准备去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因为阎锡山配合日本军“扫荡”，进攻八路军，于是西渡黄河，返回陕北。部队沿着无定河北上经过绥德、米脂城，从达佳县东渡黄河，进入吕梁山区，到了120师的根据地。食粮以燕麦、山药蛋为主。在吕梁山区住了一周左右，沿同蒲路北段西边运动到达阳曲和忻县之间。长途跋涉，条件十分艰苦，在这个时候罗瑞卿鼓励同志们说：“我们穿过了敌人一百多公里的封锁区，我们胜利了！”

罗瑞卿刚刚讲完话，西边传来了枪炮声。校部只好改道西行，沿着滹沱河东南下行，走了三天到达灵寿县。在灵寿县的大镇、陈庄参加120师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歼灭了日寇一个联队。这是出征以来的首战告捷。之后，在“扫荡”中转了一圈，回到平山、五台山之间。

1939年12月，“扫荡”结束，罗宗藩在抗大毕业，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地委《抗战报》工作，地点在易水河边的北管头村。罗宗藩到《抗战报》社以后通过人员整顿，地委任命他为报社社长。报纸为五天一张，全是以手工刻蜡板油印的。虽然报社的编制有三十多人，但是从事采访、写作、编辑工作的就只有他一个人。这时罗宗藩才二十岁，他采访了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就杨成武在1939年冬季打死日本中将阿部规秀的事迹作了报道。这时魏巍也在司令部作宣传干事，他经常在《抗战报》发表诗作。

1940年6月，北岳区党委召开报纸工作会议。罗宗藩从易县走了五天才到达埠平县城北的大山中区委所在地，听取了彭真、邓拓的讲话。在罗宗藩回到易县不久，罗铁鹰的好友袁勃已经调到《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他得知罗宗藩在《抗战报》，便来看望，并且告诉罗宗藩：“罗铁鹰在昆明编的《战歌》对抗日宣传的影响很大。”袁勃走后几天，李公朴到《抗战报》走访了罗宗藩，从罗宗藩口中得知八路军实地情况与国民党的报纸宣传不同，为李公朴揭穿国民党的伪舆论、假新闻提供材料。

1940年8月至10月，罗宗藩在狼牙山一带参加了百团大战。1940年12月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国民党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鼓动下轰炸根据地，《抗战报》报社被炸毁，幸好报社的同志没人牺牲。罗宗藩带领着报社的同志转移，在狼牙山一带与敌人兜圈子，到1941年敌人的反扫荡才结束。

1941年秋到1942年，日本军队对北平、天津、保定三角地带反复“扫荡”，罗宗藩带领的报社人员参加了反“扫荡”。根据地主要是粮食和物资匮乏，其原因是1941年秋，日本军队疯狂地对根据地的“扫荡”，粮食被日本军抢去了，根据地以外的粮食运不进来，只好与群众一起吃树叶草根，加上1942年春天干旱，发生严重春荒，不仅榆树叶吃光了，就连柳树、杨树、枣树叶刚长出来，就被扒光了。因为天旱，吃水困难，别说洗澡、洗衣服了，身上污垢累积，酸臭难闻，又是虱子折磨，食盐更是困难，海盐运不进来，只有当地生产的硝盐，味道苦涩难当。

因为敌人的封锁，导致根据地纸张缺乏，《抗战报》不再是一分区的机关报，而改为动员性的小报。原来的《抗战报》改为“抗战出版社”，罗宗藩被调到地委政策研究室工作，职务是正县级。

1942年秋天，罗宗藩被调到北岳区党委宣传部。他从易县的裴庄出发，经过泾县到唐县、王快、陈南庄、灵寿，到达平山县水峪村的北岳区党委所在地一共走了七、八天。到区委报到以后，宣传部长胡锡奎要罗宗藩写一本“农村党支部领导群众生产自救的教材”。通过写这部教材，使罗宗藩深深感受到，党委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区党委把这本教材发放到各个根据地的党支部学习，这是区党委对罗宗藩工作的肯定。因为罗宗藩写的“农村党支部领导群众生产自救的教材”引起了北岳区党委重视，区党委指定罗宗藩担任区党委机关的党委书记；主持区党委的组织工作。在机关党委开会时候，区委常委以及各部门地委一级的干部都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大会。

罗宗藩调到北岳区不久，区委从华北联大调来了一个部员，这个人就是张春桥（笔名，别克），1917年生，比罗宗藩大三岁。他原来在华北联大任宣传科长，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很熟悉，写得一手好文章。他与罗宗藩住在一间屋里，而且是上下床，罗宗藩睡下床，张春桥睡上床。这时罗宗藩不但是机关党委书记，还是宣传部的党小组长，张春桥在他的领导之下。因为张春桥的文章写得好，马上提为宣传部的宣传科长，在业务上领导着罗宗藩。

1943年初，苏德战争开始，区党委指示罗宗藩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文章写出后，区党委作为文件下发了。此后，区党委要罗宗藩到基层了解执行的情况。他到平山县调查了解到这份文件的执行情况，地方干部群众认为，文件精神切题，深入实际，便于操作。回到部里罗宗藩向张春桥交流了情况，他到下面听到有“1943年打败小日本”的口号是不切题的。张春桥回答：“这个口号他早就知道了，只是没有向上级汇报，也没有制止。”罗宗藩与张春桥就这个“口号”产生了意见分歧。罗宗藩认为应该向领导反映.向基层宣传落实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军事思想。

1943年春，在继续精兵简政之后，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撤销了北岳区党委，由中央晋察冀分局直接领导。区委机关从平山县搬到埠平县胭脂河边的女庄。《晋察冀日报》仍由邓拓任社长，机关合并后，机关党委书记由姚依林担任，罗宗藩担任副书记，张春桥为了控制《晋察冀日报》，从地方县委宣传部门设一批宣传干事，组织群众性的通讯报道，借口政治把关，规定全区的稿件要交宣传部甄审后再给报社，剥夺了报社的编审权。罗宗藩对此事提出不同的意见，主张要信任报社的编辑。张春桥不但不接受意见，反而要罗宗藩负责全区的原稿甄审。因为晋察冀日报社到胭脂河上游马兰村的宣传部有数十里，每天往返辛苦不说，政治责任完全压在了罗宗藩头上。在宣传部罗宗藩担任党委副书记，张春桥只是除了耍笔杆子外什么也不相干。在这段时间里，张春桥对女同事文静有好感，文静也有此心，彼此又不好开口，文静请罗宗藩充当了“红娘”，促成了他们的关系。

从分局机关去晋察冀日报社，是顺着胭脂河西上，河水断流后积着一塘塘水，水里有鱼。罗宗藩每次到报社回来都要捉鱼，交到食堂来改善生活。每次吃鱼张春桥毫不谦虚，吃得最多，但是到了过组织生活时，张春桥批评罗宗藩有享乐主义，说他捉鱼回来吃。对张春桥的批评，罗宗藩不予接受，每次从报社回来照常捉鱼。开饭的时候，罗宗藩故意喊：“有享受思想的来吧，没有享受思想不吃。”张春桥听了，知道罗宗藩是在说他，脸便涨得通红，犹豫了一下，还是拿着大勺子舀了鱼，大口大口地吃开了。那个时候生活条件艰苦，哪个没有“享受主义”。就因为在工作上、生活中罗宗藩与张春桥有着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张春桥就对罗宗藩怀恨在心。

随着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掀起，需留少数人随首长和司令部行动。因为与司令部同行，安全性较高，张春桥便白行跟随司令部走了。罗宗藩为组长，带领九分区党委书记吴立仁等五人到曲阳县隐蔽，到了曲阳县由部长刘青山带路穿过封锁线，隐蔽在燕赵一带的村庄。

1944年夏天，分局宣传部召开“群英座谈会”。这时邓拓已经到分局党校学习，参加整风、审干。分局宣传部副部长胡锡奎说：“宣传部门要掌握报纸，把宣传部并到晋察冀日报社去，由原驻地柏岩搬到雷布村。”胡锡奎以宣传部副部长兼任报社的社长，罗宗藩与张春桥等人，参加报纸编辑工作。张春桥任《晋察冀日报》边区版主编，罗宗藩任副主编。胡锡奎刚宣布了决定以后，罗宗藩与张春桥出来到门口，张春桥又返回去不知道与胡锡奎说了什么，张春桥出来以后，胡锡奎把罗宗藩喊了回去，说为了精干领导，不要罗宗藩当副主编了，只当一般编辑。罗宗藩心里明白，是张春桥对胡锡奎说了他的坏话。罗宗藩回到住处，问张春桥是不是在胡锡奎面前说了他的坏话？张春桥承认是他对工作作了建议。为此，罗宗藩与张春桥理论了一番，从此两人的怨恨更深了。张春桥的性格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为罗宗藩有个性，不可能事事顺着他，不把罗宗藩踩下去，他阳奉阴违就吃不开。为了这件事，罗宗藩虽然很生气，但是，他心胸坦然，做什么工作都为了革命，不是为了当官。罗宗藩抛开了心里的杂念，一心写文章，他用古丁、洪荒等笔名发表了一些通讯。他的《张瑞合作社的方向》经过新华社发到延安，在《解放日报》全文发表了，并且配以评论。群英会过后几天，分局直属机关召开干部大会，姚依林动员、号召开展“坦白运动”，要求大家坦白交代自己的历史。因为罗宗藩心胸坦荡，把他在昆明昆华师范毕业时被刺刀逼着他加入国民党的事坦白了，张春桥就抓住此事大做文章，想把罗宗藩打成特务。

1945年，晋察冀根据地，中共中央分局党校集中了一批区委、党委的干部进行整风、审干。实际上是延安“抢救失败者”的继续，主要是在干部队伍中清理特务、叛徒、暗藏的反革命。罗宗藩被通知到党校学习，他以为到党校学习一段时间，可以摆脱张春桥的压迫。后来才知道邓拓也是到党校学习时受到追查的。这原来都是受了张春桥告黑状的结果。党校里都是地方县、地区级以上的干部，也有军队干部，以及红军时期的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外来干部，几乎都是受审查、挨整的对象。为此，把罗宗藩定为“分析批判”对象，在批判会上小组长硬是要罗宗藩承认是“抗日、锄奸、拥护领袖”的反对组织。罗宗藩是个火爆性格，认为白己冤枉了与他们讲不清楚，他们不讲道理，就拿起小板凳朝那个组长的头上砸去，那个组长头一扭，板凳打空了，会场也乱了，从此他们对罗宗藩停止了追查。

党校对罗宗藩的审查没有得出结论，依然叫他回到晋察冀日报社工作。邓拓从党校回来仍然任社长，只是张春桥升了官，任总编辑。报社的工厂，连人带机器一起交给了冀晋区党委，机关人员全部去张家口。到了张家口《晋察冀日报》和中央局机关住在市内东山坡一带。才休息两天，邓拓就叫罗宗藩与张庆泰接手张家口广播电台。张庆泰任台长，罗宗藩任党支部书记。台长下设编辑部、播音科、总务科、技术科。电台开展工作不多几天，张庆泰因工作需要，调到东北去了，罗宗藩代理台长兼支部书记。他还增设了对外英语广播，找来了日本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人参加了日语广播，宣传对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别对待的政策。原来在张家口广播电台工作的日本技术员吉野，在天津听到广播后，立即从天津返回张家口广播电台，继续原来的工作。电台的覆盖力很好，昆明等地都能听到张家口电台的播音。朱德、任弼时、罗瑞卿、刘澜涛、赵振声（李保华）等人经常来电台讲话，毛泽东来过一次。因为随时有敌机来轰炸，罗宗藩考虑到中央领导经常来电台讲话不安全，建议拉一条专线直通张家口中央机关，这样就可以保证中央领导讲话时的安全得到保障，但是时任总编的张春桥不同意，还笑罗宗藩“杞人忧天”。罗宗藩跟张春桥顶了几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真的出事了你能够承担得起吗？”张春桥便不敢吭声了。经过邓拓同意后，才拉了一股专线到东山坡的地下室，放一部电话机在那里，这样中央领导的讲话就安全了。

这时罗宗藩还考虑到，万一电台被敌机轰炸了，暂时修复不好，就失去了把根据地的新闻及时传递出去的条件。所以他建议把一基瓦的短波电台搬到晋察冀山区去，作为备用电台。当他向邓拓汇报的时候张春桥也在场，张春桥听了极力反对。罗宗藩与张春桥争论起来，张春桥讲不过罗宗藩，就骂罗宗藩是“战争狂”，邓拓同意了罗宗藩的建议，将短波电台，以及两台平板印刷机运到埠平县的胭脂河上游，在那里安装调试好了，作为备用。到了1946年10月，张家口撤退后，这部电台开始广播，叫做“晋察冀人民广播电台”。

1946年春节，原中共晋察冀分局宣传部的部员文静，在1943年反“扫荡”时被俘，经过组织营救出狱，来找罗宗藩，要罗宗藩向张春桥说明她对张春桥的感情没有变。张春桥虽然叫罗宗藩背了“黑锅”，但罗宗藩还是把文静的想法与张春桥说了，促成了张春桥与文静的结合。

1946年1月国共停战期间，罗宗藩因为背“黑锅”，被调到宣化市委做统战工作，这变相是对他的贬职。罗宗藩到了宣化市，对妓女、慰安妇的安置完成以后，又受组织委托到宝兴煤矿调研，那里有一个火力发电厂，张家口、宣化市的电力供应全靠它。宝兴煤矿在日伪时期被日本人强占，日本投降后由边区政府接管。然后罗宗藩又去整顿新华冶炼公司，当总支书记。新华冶炼公司有四千多工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罗宗藩在新华冶炼公司开展工作不久，国民党军向东北发起全面进攻，但是局机关还在搞“整编”。这个“整编”其实就是把党内怀疑的人员复原到地方去。罗宗藩心里很急，大战即将开始，党内应该精诚团结，一致对付国民党，不应该再搞“窝里斗”了，这样会削弱部队的战斗力。于是，罗宗藩到分局所在地张家口找刘澜涛提建议，刘澜涛不在，罗宗藩见到邓拓，便向邓拓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中心思想是要加紧战斗准备，不要把年轻力壮富有战斗力的干部‘整编了。”邓拓听了没有表态，到底他有没有把这个建议反映到局里也不知道。

罗宗藩回到新华冶炼公司，马上组建了民兵连，从市武装部领来百余支俄式步枪，数万发子弹。加紧军事训练，随时准备打仗。

1946年9月开始，国民党军向晋察冀边区进攻，每天都有敌人的飞机到宣化市轰炸。工人被炸死十余人，伤三十来人。为了此事，罗宗藩写了《手指油画骂老蒋》，在第二天送到《晋察冀日报》，几天以后没有发表出来。罗宗藩打电话问张春桥，张春桥说，为了“保密”不予发表。罗宗藩又与张春桥吵了一架。

同月下旬，新华冶炼公司宣布停产，愿意跟随到根据地的人员就跟着搬迁，不愿意去的发三个月工资，自谋生路。罗宗藩带着党员和民兵连，还有四户日本人员到了埠平县。

10月18日上午，接到上级通报，傅作义六个师秘密通过察北草原，突袭张家口以北的张北市，损失惨重。南线的国民党军直系部队正向北进犯。罗宗藩考虑到要保护军用物资，必须马上把钢板、生铁运到安全的地方隐藏，忙活了一周才办妥。罗宗藩将这一支部队带到埠平县，没有一个人掉队。他想把这支民兵连改造成为游击队，便到察哈尔省委向中央局副书记、军区副政委罗瑞卿报告。第二天，刘杰找到罗宗藩谈话，说，省委决定由罗宗藩带的这个民兵连为基础，联络各省、市、各厂、矿的民兵武装，组成一支游击队，在察南一带打击敌人。省委准备派几位军事干部，充实游击队的干部队伍。罗宗藩带上省委的介绍信，去联络省、市、厂、矿。马上又接到省委的通知，要罗宗藩所带的这支民兵武装，改为军区工业部的警卫部队，由罗宗藩组织一支游击队的计划落空了，

1947年，罗宗藩准备到东北的前夕，路过晋察冀日报社顺便看望了邓拓，然后去看望文静，这时文静与张春桥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张春桥说他的女孩子瘦得像个烧鸡，罗宗藩很生气，批评了张春桥的说法。这是罗宗藩与张春桥的最后一次见面。从此以后，他们到死也再没有见面了。

1947年3月8日，罗宗藩穿过曲阳县、定县、安国、安平、德阳、交合、泊头镇到达大运河边，经过十几天的路程到了山东省惠民县渤海区党委所在地。从渤海湾走了十几天到达烟台，等待编队。一百人编成一队，组织上叫罗宗藩当队长。傍晚上船，黎明前到达大连的港湾，有汽车来接，住在大连组织运送干部的招待所。然后乘坐从大连去朝鲜的大船，第三天到了朝鲜港口镇南浦，在那里早有组织上的同志接应。然后乘火车到达住平壤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办事处。在朝鲜停留了三天，便坐火车到吉林。罗宗藩被安排在软卧车厢内，他与吉林省军区司令员周保中的夫人同在一个车厢。

将罗宗藩调到东北工作的原因是：滇军60军所属的184师在辽东海城起义，所以晋察冀根据地，中共中央分局分析，罗宗藩是云南人，要他到滇军60军参加184师的改造工作，用老乡的关系来感化滇军。继后1948年10月1日60军军长曾泽生在长春起义，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50军，罗宗藩又投入到改造工作中。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赤血丹心永流芳

遗憾的是罗宗藩将军的《罗宗藩回忆录》只写到这里，他就与世长辞了。在他零星的记录中看到，罗宗藩参加了解放东北的战斗，担任过第四野战军四十七军政治部敌工科副科长，第五十军一四八师四四四团副政委、政委、军政治部宣传处长，《志愿军》报社主任、副社长。1958年由朝鲜回国，是志愿军最后一批。回国后担任二十兵团宣传部副部长、总参《防化兵》杂志社总编，河南省开封军分区政委等职。

参加过晋察冀历次反“扫荡”、保卫石家庄、解放东北秋冬、辽沈、解放西南、抗美援朝一、二、三、四次战役。由于他的大哥罗铁鹰在1955年被打成胡风分子投入劳改，他便把母亲接到北京。因为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组织上要他与母亲划清界线，逼迫将65岁的母亲送回大理洱源老家，每月寄给她生活费。虽然罗宗藩将他的母亲送回了洱源，但是这个界线怎么也划不清了。她不是反革命，也不是罪犯。这个亲他灭不了，他只好充当了她的孝子贤孙。直到1973年他80岁的母亲病逝于洱源，他只回家看过她一次。

1960年，罗宗藩被授予上校军衔，曾荣获三级解放勋章、抗美援朝三级国旗勋章、二级独立白由勋章、独立勋章。

因为张春桥在他的档案里批写了“控制使用”四字（在他1982年1月离职休养时才看到），1969年，罗宗藩到总参江西“五·七干校”下放劳动（担任干校副校长），1971年到贵州省“三支两军”，任《贵州日报》军管会主任、总编辑。1973年冬天回到北京。后任河南省军区开封军分区政委。

1982年1月，罗宗藩以副军职待遇离职休养。于2006年3月28日17时在解放军153中心医院病逝，享年86岁。

河南省军区在罗宗藩的追悼会上，对罗宗藩的评价是：“德高为范垂千古，质朴为人昭后人”。罗宗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工作作风，优良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